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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才是全球可以通用的真正的地球公民，因为在北方他们会发出热量，在南方他
们可给人遮荫（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过那样就不真实了）。”他不仅欣赏和仰慕，
而且身体力行。1911 年底，卡夫卡的妹夫在布拉格开办了一家石棉工厂，卡夫卡
对此事极为热心，设法向父亲借到钱，作为不介入经营的隐名股东参加了该厂的投
资，并自愿为之四处奔忙，有时还抽空亲自到厂里工作，甚至设想要完全摆脱保险
公司的工作来办好这爿工厂。
1922 年，卡夫卡被诊断为肺结核已经3 年了，经过长期休假，病情却未见任
何好转。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反复的体格检查，最后鉴定：
即便继续长期休假，也很难恢复健康，他已丧失继续在公司工作的能力。他在健康
时，私下里曾无数次抱怨公司的工作令他不堪负重，但在“向死而生”、面临永远
的告别之际，他反而犹豫了。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向公司提出了“暂时退休”的申
请，并得到了批准。
写作，是卡夫卡内心认为最具个人性的事情，是一种“祈祷”，是他的私人宗
教，与他人、与欲望等都没有关系。然而，即便在写作的问题上，卡夫卡仍然表现
出相当程度的成就欲。在他后来的一次恋爱中，他一面充分表现自己的自卑感，一
面出不忘暗示对方自己诗人和作家的身份，以显示自己并非是微不足道的人。每当
有新作问世，他照例都要向父亲呈献一册，而父亲的口头禅“把它放到床头柜上！”
则总是令他耿耿于怀，乃至成为他写作《致父亲的信》的重要动机。
然而，关于移情问题，卡夫卡在婚姻方面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正如我们后面
将看到，婚姻问题将成为卡夫卡生命中一个重大的“综合症”。他一方面极其恐惧
婚姻，认为一旦结婚，就不得不浪费许多精力，甚至于整个儿消耗在“人类生活的
血液循环中”。另一方面，他又三番五次身不由已卷进婚姻事务。按照他自己的说
法，这一“综合症”，其症结刚好就在父亲身上。
在他就此所作的自我分析中，他对父亲的移情通过辩证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
：
在结婚尝试这个问题上，同时并发了在我对你的关系上的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
的东西，其程度之激烈，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毋庸置疑，结婚是最
明显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证。一结婚，我就会有一个家庭，在我看来，这可是一
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峰了，而且，这也是您所已经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
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凌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移情问题不仅体现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他的小说表现出相当突出的重商倾向。最初几篇小说的展开尤其以经济生活为依托。
《乡间的婚礼筹备》中关于火车上见闻的那段描写，不过三千字左右，却充斥了
“商品”、“做买卖”、“老板”、“货物”、“顾客”、“价格”，“商人”、
“做生意”、“集市”、“制造商”、“小商贩”、“大商人”、“女商贩”等词
汇，以及更多的间接描写。短短的《判决》也几乎一开篇就满眼都是“商店”、
“买卖”、“生意”、“经营”、“商业”、“商行”、“鸿运高照”、“职工人
数”、“营业额”、“兴隆”、“分号”等字眼。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拥有收入
不薄的、甚至常人难以企及的职业身份，如银行高级职员、土地测量员、乡村医生、
优秀猎人、参议员外甥、以及负有特殊使命和权利的旅行家等。无论这些人内在的
命运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在自我和他人眼中都拥有明显优越的地位。
有关的事实从不同侧面表明儿童时代卡夫卡移情的事实及其强度。不难理解，
在潜意识深处，他与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渴望谱写出在世人眼中堂堂正
正的“移情英雄诗”，也许只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他才“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
只能说，就儿童期的移情而言，他的“移情英雄诗”是失败的英雄诗。
卡夫卡的悲剧在于，一方面，父母的疏离和粗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与父母
的能量对比）使他难以安全地融入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未能正常地实现同化。另
一方面，父母的强大（实际上也是能量对比）又使他难以有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之
感。换句话说，他的移情过程受到阻碍，神爱和爱欲两大孪生的存在动机受到重创，
生死恐惧无法缓解，相反过早暴露在这压倒一切的恐惧之前。此时，父母不再表现
为保护性的力量，不再表现为实现神爱和爱欲的对象和自我扩张的基础。父母真正
成了“生活的代表”，体现出生活无情的存在本性。
在这一不幸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能量对比的确是至关重
要的因素。正如《反抗死亡》一书所指出：一一方面，“人所拥有的自我力量越小，
恐惧越多，移情就越强烈。”另一方面，对象越强大，就意味着对象越是具备着世
界的自然力量，体现着生活的本来法则，因而越令人恐惧，进而也使得移情越是强
烈。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破坏了正常的移情过程，最终导致严重的存在性不安。
我们曾经指出，通过移情，人既想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实际上是一种
不可能解决的悖论。只是，正常人可以设法“绕过”这一悖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
父母同化正常完成了移情过程的人，有能力在生活中选择适当的对象，去谱写自己
的“移情英雄诗”。他们的移情对象可能是一位神祗，一位“老大哥”，一面旗帜，
一场运动，一场战争，一系列性征服，一套伦理或人际关系，或者与之对应的一份
存款，一辆车，一套住宅，一种游戏，一门技艺，一位可人等等。凭借这样一些移
情对象，他们的神爱和爱欲得到正常的满足，从而得以顺利地进行自我扩张，扩建
神化工程。
卡夫卡却很难“绕过”他的移情悖论，相反，这一悖论会趋向深化，表现为一
种“恐惧… 渴望”的恶性循环。由于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在儿童期的受挫，他
将比常人更渴望摆脱孤独，同时也比常人更渴望保持孤独。他将格外地渴望融入无
条件的神爱，同时也将格外渴望出类拔萃、标新立异。换句话说，他对移情对象将
要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对象具有母亲与神的双重本性，既能给他无条件的庇护，让
他舒适地融入，又能帮助他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不难理解，寻找这样的移情对象，
需要相应的自我能量。然而，卡夫卡最缺少的，恰好就是通常意义的自我能量。他
是这个世界上“最瘦的人”，自我能量是那么可怜，以至一切对于他都是障碍，一
切障碍都在粉碎他，使他不安和恐惧，又怎么可能完成向美好对象的移情？就像一
个极度瘦弱的孩子，由于瘦弱而极度饥饿，但由于瘦弱又极度消化不良。如果把这
个孩子置于一个“铁、血与火”以及“乳房和大腿”的世界上，他能干什么？在这
个世界上，金钱的积累、人际的经营、伦理的凭借、权势的运用、实力的展示、人
格的发挥、能量的渲泄等项内容是如此地重要。如果他不能学会“肉搏”，不能学
会“露出牙齿”、“横吞大嚼”或“绞尽脑汁”的生存方式和技巧，恐怕就只有陷
于越来越剧烈的“恐惧… 渴望”，就只有永远地流浪。
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极端爱情中，或者，在某种完全作为“私人宗教”的艺术创
造中，卡夫卡才有可能看到一线希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此处可以稍加考察的领域，那就是宗教。但是，正像
我们就要看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宗教很难属于卡夫卡。
第五节 上帝之爱的缺失
童年期的宗教氛围与移情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上帝之爱与
移情之神爱动机的满足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许已经超出了
我们的想象。两者的关系可能是一种相互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多半能够说，移情
（尤其是移情中的神爱动机）是否正常实现，对于在儿童期和成年后接受上帝之爱
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也许能够说，无论正常的父母之爱是否缺席，无论移情是否正
常实现，宗教薰陶或上帝之爱能够提供神爱动机的某种满足，从而使移情能够以一
种特殊的形式得到补偿性的部分实现，并对当事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使他容易
走向具有明确形式的宗教关怀和上帝之爱，至少使他不至于像卡夫卡的情况那么不
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克尔恺郭尔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在卡夫卡与克
尔恺郭尔有着诸多共同点的背景上，这一差异显得格外地鲜明。
众所周知，克尔恺郭尔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跟卡夫卡一样，他也未能在儿童
期实现与父母的正常同化。比卡夫卡的情况远为严重的是，他几乎没有母爱——母
亲在他生命中（至少在他卷帙浩繁的文字中）几乎没留下任何可以察觉的痕迹。至
于父亲，这两个人的父亲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两位父亲自己都“没有童年”，出
生在贫穷的乡村人家，从小饱经忧患，备尝艰辛，自强不息，发奋经商，抓住机遇，
最终奋斗成功。
如果说卡夫卡是父亲专制、粗暴和野蛮的受害者，那么，克尔恺郭尔则是父亲
忧郁症的受害者。两位父亲都以不同的方式损害了儿子的童年。
然而，在两位父亲之间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位身心强悍、性格外向；
另一位却常常愁闷而刻板、冷漠而阴郁。
事实是，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