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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情况相似，当时，母亲也在场，却同样在父与子之间保持了缄默。
这一次，卡夫卡以前所未有的独立精神顶着逆风，继续为结婚而努力。
他和尤丽叶终于找到一套房子，并发表了结婚预告。然而，就在临结婚之前两
天，他们发现那套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于是，第三次婚约又一次宿命般地流产了。
然而，如果真有宿命，那只能是卡夫卡自己四分五裂的宿命。他后来的自我分
析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说，这次婚事虽然源于爱情，但根本的基础还是理智。
正是理智告诉他，他没有结婚的条件和权利。“你的情况是：
紧张过度，完完全全地为文学所吸引了，肺功能已经虚弱不堪，整天在办公室
搞那些抄抄写写的事，累得喘不过气来。你还要在这种情况下结婚？而且，你还大
言不惭地承认，自己必须结婚。你心怀这个目的，却还有胆量，要求自己心安理得
地进入梦乡。第二天，你的头像正在溃烂的伤口，疼得要命，但你还倘恍迷离地到
处乱跑。难道，你还想凭着白天的这种精神状态，连累一个完全依赖你、献身于你、
对你忠心耿耿的姑娘，让她伤心？”然而，不管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所作的却在事
实上让尤丽叶大伤其心。
对此他作了一番自我解释，承认“与尤丽叶的订婚完全是我的精神状态所迫”，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局势对订婚极为有利”。说到底，这场婚事“是外界的
客观现实和我虚弱的内心思想之间的竞赛”。
毫不奇怪，这样一场竞赛当然注定要失败。对此卡夫卡总结说，他作为一无所
有的人孤注一掷想要结婚并非谎话，但结不了婚却也并非不幸。“如果我们真的结
了婚，那么我们关系的破裂也许会更加使人恼怒，以至新婚夫妻双双都被埋葬。”
卡夫卡与尤丽叶的关系就这样不了了之地拖延下去了。10 月，短篇小说集《乡村
医生》和《在流放地》出版了。照卡夫卡的说法，每当他有作品问世，总要呈献父
亲一册，可不知怎么，其时父亲多半是在打牌，而且总是那句口头禅：“把它放在
床头柜上！”这句口头禅从来令卡夫卡耿耿于怀，这次就更是火上加油。父亲对他
婚姻大事的粗暴干涉，以及对他写作的轻视，使卡夫卡积聚几十年的压抑变得难以
忍受了。而肺结核所带来的新生力量似乎也赋予他必要的勇气。11 月初，卡夫卡
与布洛德结伴再次前往什累申，在那里写下了历史性的《致父亲的信》。11 月下
旬，卡夫卡回到布拉格，但该信却一直没有发出去，而是交给了母亲。母亲却没有
转交父亲。卡夫卡似乎也并不十分在意。这事就跟卡夫卡的许多事一样不了了之。
也许，他还没有与父亲公开斗争的足够勇气。也许，正像有人认为，卡夫卡非常清
楚自己已经达到目的，因为该信的锋芒所向，与其说是直指父亲，不如说是含蓄地
针对着母亲。通过这封信，他把父亲对自己的伤害（尤其是那两次刻骨铭心的羞辱）
巧妙地转移到母亲身上，从而报复了这位从小没给他应有母爱的女性。
也许，以上两者兼而有之。
卡夫卡与尤丽叶的关系继续不了了之地保持着，然而似乎命中注定没有生命力。
这一次在什累申，他又结识了一位19 岁的犹太姑娘，并同她保持了3 年多的通信。
更早一些时候，在10 月底，他收到一位非犹太捷克女子密伦娜·耶申斯卡的来信，
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25 岁，已婚。过去什么时候，卡夫卡曾与她和她丈夫
在布拉格见过面，但已记不起她确切的模样了。
这次，密伦娜在来信中希望能得到允许，由她把卡夫卡的一些作品从德文译成
捷克文。卡夫卡当即回了一封短信，可不知为什么差不多半年之久没有收到回音。
第三节 密伦娜
1919 年底，卡夫卡第二次从什累申返回布拉格后不久，即被公司提升为“公
司书记员”，成为公司运转中较为重要的中层职员。这一位置使他更多地卷入了公
司日常工作，而他的人格也在此中展示出丰富的侧面。后来，他与公司一位颇有气
质和教养的中上层职员之子古斯塔夫·雅努施交上了忘年朋友。卡夫卡去世后，雅
努施写成重要的回忆录《卡夫卡对我说》，在其中记叙了卡夫卡生活、工作、思想
中种种鲜为人知的事迹。
由于公司批准了病假，卡夫卡于1920 年4 月初去米兰，在那里休养了3 个月。
一到米兰，他就又给密伦娜写了一封短信，并在其中暗示，他希望密伦娜从维也纳
赶到米兰来。不久又再去一信，并终于收到对方的回信。两人的通信渐渐频繁起来。
而且，卡夫卡的署名很快也就像在与菲莉斯的通信中一样，变得越来越简单，“现
在我连名字都丢了，它越来越短，只成了：你的”。
但是，这一次却与那一次完全不同了。
密伦娜·耶申斯卡，老布拉格人，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捷克爱国者家庭。
17 世纪，家族中一位祖先因反对哈布斯堡王室对捷克民族的统治和奴役而被
处极刑。由于这位祖先，密伦娜家族的祖姓用拉丁文镌刻在布拉格旧市政大楼巨大
的青铜牌上。而密伦娜自己有时也很像16、17 世纪的中欧贵族妇女，精神饱满，
神采飞扬；炽热的情感要求“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青春时期”；“在需要她作出决
断时，她充满了激情，敢作敢为，冷酷，聪颖；在需要激情时，她会不加思索，采
取一切手段献出激情。……作为朋友，她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友情，有着无
穷无尽的帮助人的办法，……她对朋友也有没完没了的要求……作为情人，她也是
如此。”青年时代的密伦娜挥霍无度，“她挥霍的范围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她自己
的生活、钱财和情感都包括在内。
在她看来，她自己的情感和别人的情感是一种必要的资本，这些必要的资本是
供她自由支配的。”不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位女性，爱情是唯一真正伟大的生活。
“她从不害臊、从不腼腆；她从来认为，强烈地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爱慕，这决不
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她认为，爱情是一件清白无辜，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
密伦娜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并成为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活跃的战士，特别是用
她出色的文笔参加战斗。她的众多男朋友中包括著名的捷克共产主义爱国者、《绞
刑架下的报告》作者伏契克这样的人物。1940 年，密伦娜被捕并被关进纳粹德国
的集中营，即便在那里，她的魅力也是难友们重要的精神源泉之一。1944 年5 月
17 日，密伦娜在距集中营解放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因病死去。
然而，这样一位热烈而奔放的女性，其生活却也另有复杂的一面。她13岁就失
去母亲。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布拉格捷克大学的教授，激进的捷克民族主
义者。跟卡夫卡的父亲类似，他在家庭中也是一位专制粗暴的暴君。他对密伦娜极
少关心，而密伦娜也像卡夫卡对他父亲一样，充满了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
祖先的热血和父母之爱的缺失，使得密伦娜中学毕业后便成为新潮的自由解放
女性，跟女友一道在坟场散步，身着外衣泅渡，阅读汉姆生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
品，混迹于画家、文学家、歌唱家之间，并从中尝到初恋的甜头；继而又学习医学、
音乐等，浪漫不羁，不一而足。在此过程中，她结识了杰出的笔杆子和情场得意的
犹太作家埃伦斯特·波拉克。当密伦娜准备同这位犹太人结婚时，却遭到身为激进
捷克民族主义者的父亲断然反对，并把她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医疗监护。密伦娜于1918
年重获自由后，仍然选择了波拉克，并一道私奔到维也纳，父亲则与她断绝了一切
关系。可密伦娜婚后却并不幸福，波拉克对她公开不忠，而且把她排斥在他的社交
和精神生活之外。
在孤独而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那些动乱的年头里，
密伦娜成了维也纳咖啡文学沙龙的座上客，那是一个色情和才学混杂的场所，密伦
娜并不适应，因而十分痛苦，甚至用可卡因来麻醉自己，而对布拉格青年时代热烈
奔放的生活尤为眷恋。在苦闷和压抑中，她的肺部似乎也出现了什么颇为严重的问
题。正在这时，她认识了比她大12 岁的卡夫卡，并逐渐开始了通信。
两人通过通信而进行的交流很快就白热化为爱情。密伦娜发动了猛烈而狡黠的
进攻，卡夫卡则相应地逐渐暴露出自己特有的“恐惧… 渴望”。按照一位著名的卡
夫卡研究者的说法，卡夫卡“显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功夫加以注意：她施行的打
击，她琢磨出的诡计，她作为爱的一方想要达到、而且总是能够达到的目的。卡夫
卡在米兰的最后一周里，她阻止了已经迷恋上她的卡夫卡仓惶逃避的企图，并迫使
他踏上有决定性的维也纳之行，这七天活像在演出一幕充满无可比拟的、显然是鬼
使神差的机智所导演的喜剧——只可惜那个对白的女角当时不在场。当然，她不是
庸俗意义上的那种勾引者，想诱骗男人，或由于她尊敬作为作家的他，并比他周围
的大多数人更早发现了他的天才而一心想要诱惑这个男人。她这么干是因为爱情；
即使她的对象是个毫无价值可言的笨蛋，她肯定也会这么干的。她备受心灵的痛苦，
她肯定痛苦得可怕——首先是他在痛苦；其次是因为她也许察觉到，这是有可能与
他进行一种心灵对话的唯一方式，好像在维也纳近郊幽静的马路上，在旅馆里，在
令人陶醉的夏天的草地上，在维也纳和格明德四周的森林里，虽然彼此的灵魂也有
可能接触，但真正谈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