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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福利事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一个未工业化的社会里，时间是靠太阳的弧度和季节的变化来大致估算的。他们之所以有聊天的时间，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是那种典型的炎热而潮湿的气候。无论如何，在那里匆匆忙忙的奔走只能是愚蠢人干的事情。实际上，非洲人的生活不可能太浪漫。在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当中，约会较少，娱乐不够，人们没有太多的义务感。当然，能够摆脱传统限制的机会也很少。另一方面，那里的人们彼此之间都相处了一辈子，在社会群体居住中普遍存在的妒忌、欺骗等丑陋现象与人类其他的弱点在那里也广泛存在。但是，在那里的一切事情中，都渗透了不可动摇的集体主义观念。他们之所以能够从过去漫长而艰难困苦的岁月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积极合作，共同分享食品和其他人类稀有可贵的东西。他们坚信，假如自己厄运降临的时候，别人也会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在非洲，社区交流与团结，以及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情。而在美国，大家人人只关心自己，不愿意放慢速度，否则你会被抛弃在时代生活的后面。
在开罗，一位年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吉娜对我说：“我在美国观光的时候，发现美国与这里差别很大。美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好斗，人们的行为也非常正派，思想开放，但是他们的个性非常强。美国的离婚率为50％，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将自己的个人欲望放在首位。父母也不太了解他们的子女，如果父母不允许他们的孩子们做任何事情，那没有关系，孩子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的。在埃及，家庭非常重要，我们大部分时光是与家人、朋友在一起度过的。我的印象是，美国人比较孤独，压力比较大，心情比较压抑，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宽松的社会交流网络。”
《新观察家》的编辑劳伦特·若弗兰说：“我认为，大多数法国人羡慕美国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但是他们对美国人也存有疑惑。譬如，他们认为美国人太强硬了，把钱看得太重了，太注重物质生活了，而对于生活中非物质性的方面重视不够，例如家庭关系和社区交往。即使给他们提供机会，大多数的法国人也不会选择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也许会模仿美国人的一些习惯，例如喜欢去麦当劳餐厅，或去购买空间较大的轿车，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还是更喜欢法国人自己的处世方式。”
可能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例如法国，家庭成员共同进餐是家人联络感情的基本方式。但是在美国，各种生活计划安排存在冲突，各种快餐方式也正在取代传统的就餐方式。一位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苏珊·乔治说：“今年夏天，我13岁的孙女在美国的朋友家里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她惊奇地发现，朋友家的4个女孩子很少与家人共同进餐，大家都各吃各的饭。她们争先恐后把冰箱抢劫一空，再用微波炉加热方便食品。”《法国绿色和平组织》的导演布鲁诺·勒贝莱说，法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批评要比美国人多，这仅仅是因为两种文化对于食品的看法不同。他嘲弄地说：“在美国，食品就是燃料；而在法国，食品是爱情故事。”
美国人对于建筑和公共空间采取了类似的实利主义的态度。每当我从国外旅行回来以后，看到被无数汽车造成的极不协调的丑陋风景时，我常常感到很泄气。美国的许多地方自然环境很美丽，尤其是在那开阔的室外空间里。但是，我们许多的公共场所，已经逐渐被开拓为无边无际的商业地带，例如大型购物商场、快餐店、打折连锁店、加油站、停车场等等，被搞得杂乱无章、乌烟瘴气。这些建筑风格千篇一律，无法彼此分辨。这些类似普通纪念碑的建筑物，已经使社区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和个性。它们表面上为人们提供了选择商品的方便，实际上是磨灭了我们的文化个性，毁灭了我们美国人的灵魂。
电视，这个控制我们室内生活的东西，起着大致相同的效果。电视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麻药。美国是世界上电视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大多数家庭都有两台或者更多的电视，尽管没有什么值得观看的电视节目，但其中一台至少平均每天工作7小时。正如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几年前在歌中唱到的那样：“57个频道，却没有什么值得看的节目。”但是，电视已经变成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既爱它，又恨它。没有时间顾及孩子的家长，将电视机当作免费看管孩子的保姆。上了年纪的人和因疾病被困在家里的人，靠电视做伴，靠电视连通外面的世界。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坐在电视机前，天真地谈论着“频道冲浪”。他们在奔波了一天之后，通过电视来寻求精神安慰。
我们知道，看电视太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甚至嘲笑电视是“傻瓜显像管”。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在睡眠状态要比看电视节目时更活跃；我们看电视时的判断能力要比阅读书籍时下降许多。同时还考虑到，如此之多的美国政策，都是通过电视播放出来的，因而这种被动的看电视的状态就十分危险。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正在日益忠诚于电视所传达的价值观：暴力主义、消费主义、贪欲主义、自我宣传癖、纠纷等等。一个12岁的孩子，平均在电视上看到过8000个谋杀场面。研究表明，这种孩提时期的感官刺激，将导致人成年后的攻击行为和暴力犯罪的概率明显增加。当然，除了播放垃圾节目之外，美国电视有时也播放娱乐节目和启发性教育节目，但是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媒体传播者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观众的目光，出售他们的产品。因此，广告和欺骗一般情况下要战胜智力和智慧。我们的电视癖已经使我们的文化贬值了，使我们的大脑变得迟钝了，并促使我们的社会分化成了孤立的个人主义。但是，要摆脱这个习惯，我们似乎无能为力。
神圣的上帝与非神圣的上帝制造更好的捕鼠器
1908年，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访问美国回国之后，他不断地抱怨美国缺乏文化品味。他的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如此仇恨美国这个地方？“恨美国？”弗罗伊德回答道，“我不是仇恨美国，我是后悔！我后悔哥伦布为什么要发现美洲大陆！”
这位精神分析学之父说出了很多外国人想要说的话，他认为，美国人或许是富有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财富。他对美国人的评价：友好，却俗气；聪明，却浅薄；富裕，却孤独。他们被物质财富所淹没了，从而缺少家庭、朋友和社会的温暖。他们的道德观念很古怪，似乎认为性行为可耻，而暴力光荣。最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工作，而并非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根据美国人的行为准则，欧洲人每年两周的休假时间是不文明的自我虐待行为。一位瑞典社会工作者看起来像是英国男演员亚历克·吉尼斯的同胞兄弟，他叫德特勒夫·舒尔茨，曾对我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休假制度！生命太短暂了，不能一生都用来工作。”
他说得太对了。然而，使美国人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工作狂的根深蒂固的动力，是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我们从小受到教育所形成的价值观，无情地推动着我们现代文明朝着不可估量的方向发展，变成了强大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现代社会。我应该指出的是，美国人不一定就喜欢这一切，我们只是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我们当中一些人，已经被这种永远马不停蹄的社会生活搞得筋疲力尽了。诚然，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件新鲜的小玩意，譬如像电子邮件、无绳电话、掌上电脑都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方便，但是也使我们的科技社会与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相距更遥远了。我们常常抱怨所承受的压力，抱怨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们的孩子们玩耍。我们怀念我们过去的田园生活，怀念更平静的生活方式。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变成了社会的傀儡，我们既不承认社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也看不见生活当中真正可以选择的余地。
那句美国人信奉的格言暴露了问题的实质：“时间就是金钱。”从一开始，我们文明的主要抱负就是肆无忌惮地追求财富。因此，在生活中其他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就相对减少了。同时，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新教，倡导了一种工作的伦理，它使任何不努力工作的人，会有被他人远远抛到后面的内疚感。这样做，确实取得了一些令人羡慕的成效。金钱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以及对于金钱的无限追求，已经使美国的经济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动力，带来了发明和创造，从而改变了世界。但是，我们肯定在一些方面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人们曾经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避难所。早在这之前，美国曾经是寻找出路的人们所崇拜的地方。1540年，西班牙探险家科罗纳多带着发家致富的梦想，第一个闯入“这个新世界”，随后他在这里待了3年，寻找虚无缥缈的“7个金城”。历史书籍中大量记载了1620年以来到这块圣地的朝拜者。而事实是，大多数欧洲移民是带着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来到美洲的。财富梦激励了我们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运动，1849年的淘金热，吸引了数百万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就像20世纪初欧洲人掀起的为了美好生活向美国大量移民的浪潮一样。
当今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区别在于对枪支的溺爱，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经济历史。因为，从我们一开始追求财富时，使用武力就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外国人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