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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主要报道，常常低估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这或许因为美国的大部分知识阶层，包括媒体，信奉一种不受宗教约束的世界观的缘故。然而，除了新纽约市和其他奉行世界大同主义的岛屿以外，宗教在美国的中心地带，对人们思想普遍深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南部和中西部，在美籍西班牙人和美籍非洲人的社区内，宗教的影响力更加根深蒂固。美国的机动车保险杆上普遍带有粘贴物，其内容有令人愉快的：“如果你热爱耶稣，你就按按汽车喇叭”，也有显示不祥之兆的：“上帝来了，你准备好了吗？”这种现象，暗示的态度非常清楚：94％的美国人信仰上帝，而大约85％是基督教徒。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半的人把他们自己称为“再生”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世主拯救了他们，他们也就象征性地“再生”了。耶稣经常出现在这类人的生活中，每当生活中遇到了大事或小事，需要他们作出决断的时候，他们肯定要扪心自问：“耶稣将会怎么办呢？”尽管许多人根本不是“再生”的基督教徒，但是他们信奉正统基督教派，认为其他宗教的信徒注定要被诅咒一辈子。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书籍销售市场，在过去的5年内，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就是《末日迷踪》的小说系列：一共8本小说，渲染上帝把他的子民带回天堂的《被提论》。许多基督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都认同这一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当《圣经·启示录》中引述的条件降临的时候，上帝将在刹那间把世界全部毁灭，只把1。2万名基督教徒带回天堂，而将剩余的人类打入地狱。
在美国，宗教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并不奇怪。因为，宗教是这个国家能够安定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最早的年代里，曾经因为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出现过紧张的状态。当时，有一个营地里居住的全是清教徒，那些为了宗教自由而来到美洲的虔诚又极端的新教徒们，突然宣布除了他们的宗教之外，所有其他的宗教均为不合法。在另一个营地里，居住的是圣地的朝拜者，他们也属于新教徒，但是不太武断，他们尚允许未信宗教的人参加他们的公共决策。而我们的先驱者们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结论，他们决定接受、容忍宗教信仰，但是在我们的宪法中却省略了“上帝”的字眼。先驱者们决心避免几个世纪以来曾经发生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因宗教信仰纷争而引起的各类战争和权力斗争。先驱者们将教会与政府严格分离，委托政府实施完全的宗教自由政策。从理论上讲，这也包括了不信教的自由，尽管这一观点对于先驱者们自己来说，也是离奇的观念。因为，除了麦迪逊之外，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坚定的有神论者。
然而，对于教会与政府的分离，从来就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绝对。正统派基督教与其他宽容教派之间的斗争，仍然没有平息。政府对所有宗教信仰的教堂都免征财产税，这部分等于是给宗教机构的津贴，每年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美国的每一块硬币上都反映出这一句格言：“我们信仰上帝。”我们的法律、政治与教育系统经常就进化论、堕胎、学校祈祷，以及家族信仰等问题产生激烈纠纷。就像他们的清教徒祖先一样，现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也认为，他们的基督教说教的版本，应该在国家的法律和惯例中反映出来。新闻媒体报道了各方面的努力：禁止哈里斯·波特的小说发行，因为他们认为他的小说里面有最邪恶的内容。他们要从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删除进化论，而用创造宇宙学说来替代（1999年，堪萨斯州）。然而，这种努力并没有减轻他们的狂热（1999年，在16个州中，提出了26个类似的抗议）。事实上，大多数的基督教徒接受了进化论，容忍了同性恋，虽然对于堕胎持有不同的观点。然而，一伙坚定的少数民族势力造成的影响，丝毫不容忽视。学校祷告行为一直受到法庭的反对，因为它破坏了教会与政府分离的原则，学校祷告现在正在推行一个崭新的名字——“片刻的寂静”。2001年3月，俄亥俄州教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强行举行听证会，讨论是否讲授“智能设计”的问题，它是指在公共教室里讲授更新版本的创造宇宙学说。最后投票结果否决了她的提案，但是其他的地方很可能出现类似的提议。对于所有提议者来说，这只是个宗教信仰问题。
华盛顿的精力充沛的政客们也持有这种信仰。当乔治·布什被要求说出他最喜欢的哲学家时，他引证了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再生”基督教徒。也许碰巧对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教徒们欠下了一笔很大的政治债务，基督教右派的领袖们一直希望在白宫获得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竞赛中支持布什，而不是支持毫无羞耻感的福音派新教会的加里·鲍尔斯。布什已经偿还了这笔人情债，他强迫通过的“基于宗教信仰”的创新计划，将社会福利的责任从政府转移到教堂，任命了同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法官和联邦官员。尽管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督教右派的权利已经从高峰期衰退下来，但是它对于右翼接管国会和对于克林顿总统的弹劾都起了关键作用。至今，他们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基础力量，尤其是在南部，在那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共和党人很少有可能赢得选举。美国国会山上有两个最有实权的共和党人是他们的盟友，他们是参议院的少数派领袖特伦特·洛特和众议院议员督导员汤姆·迪莱，他们在对克林顿的弹劾行动中冲锋陷阵，数百万的正统派基督教徒对于总统的婚外性行为非常愤慨，他们认为，这是对国家美德的一种践踏。然而，民主党人宣称，他们对宗教的诚意不比共和党人逊色。在美国，假如他承认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不管他是两党的哪一名候选人，很难想像能够赢得竞选。克林顿和阿尔·戈尔都自豪地将自己称为“再生”的浸信会教徒，在出现了莱温斯基丑闻之后，克林顿利用基督教的忏悔和宽容仪式，试图挽回自己的名誉。
要深入了解美国，宗教是一个关键因素，包括将我们称之为腓力斯人的名词。这个名词实际上来源于《圣经》。一心一意追求财富的美国人，给外国人留下了粗俗的印象。然而，我们自己认为这做法完全合乎道义准则，因为我们正是虔诚的民族。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人们沉思美国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时，揭开这个矛盾深奥的谜底是由戴高乐·托克维尔在很久以前提供的，他写道：“自从我来到美国之后，我意识到，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美国人一样，受宗教的影响有如此之深。他们的道德观、社会和政治形态都深深地打下了宗教的烙印。”这个年轻的法国人认为，一种坚定的宗教信仰与美国人在生活中放在首位的“发财热情”并不矛盾。相反，宗教起到了一种平衡力的作用，因为它净化了人们对金钱的欲望，使它在道义上成为值得尊敬的事情。戴高乐·托克维尔写道：“宗教信仰永远不能成功地阻止人们对财富的热爱，相反它可以诱导人们使用一种诚实的方法去获得财富。”
然而，戴高乐·托克维尔却忽略了这个方程式中的一个关键因数，即美国新教徒的加尔文主义色彩。加尔文主义使美国人对于财富的追求更加复杂化了，因为它规定，人人都要勤奋劳动，并认为坚定不移地信仰上帝，是实现超度的惟一途径，而不仅是慈善行为。对财富的占有是一种迹象，它表明上帝喜欢上了某个人物。正像一个人的贫穷，反映了上帝对他所持的否定态度一样。这些人死后灵魂的生活，决不会有值得羡慕的。
长期以来，加尔文主义深深渗透到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之中，以至于那些对于宗教不是太热心的人，也被这种态度感化了。富人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很富有，是因为他们值得受到上帝的奖赏，而不是像通常的人那样，出生时就具备优越的条件。譬如，有钱的父母、健康的身体、大学教育等。这使人们想起了以前关于老布什的笑话，现在又轮到他儿子的头上——“他天生就是在第三垒，他还认为他自己击中了第三垒的球。”
我们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我们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这一概念带来了许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当美国人大量掠夺土著人的土地，并且对非洲移民实施奴隶制制度的时候，他们需要这样的心理安慰来排除道德上的犯罪感觉。但是，现在这个在美国文化中深深扎根的假设，已经在那些美国工作狂的身上得到了证实。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自己艰苦奋斗，不断进取，才能得到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财富。我们美国人当中有如此之多的工作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长时间的工作使我们和其他人有一种被认定是好人的感觉。这种假设也有助于解释我们对穷人的态度，我们对穷人常常持有恐惧和蔑视的态度，而不是怜悯和慷慨。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贫困是穷人自己造成的结果。
当然，美国的宗教信仰从来就没有局限于仅仅去实现人们的经济梦想。各类教徒们指望教堂为他们提供安慰和友谊。各类宗教派别已经扮演了体面的甚至是勇敢者的角色，他们帮助穷人与社会上的非正义现象作斗争。正如黑人的教堂就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