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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克林顿的国家保险制度提议的是保险公司，而不是政府。在克林顿的第一届任期内，他没有实施任何有关就业、教育等方面的福利计划，甚至没有履行作为民主党人应该实施的其他社会福利计划，只是缩小了某些收益所得税收缴的范围，使有子女需要供养的工薪阶层、贫穷家庭的纳税额度，降低到平均每年540美元。
1995年，克林顿实际上继承了里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贯作风，宣布“政府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随后，他鼓足勇气，公然挑战金里奇等共和党人，这些人坚持要关闭某些政府机构，以便进行联邦预算。在1996年，面对连任竞选的考验，克林顿含蓄地认可了里根对于穷人的看法，认为穷人是不值得救助的社会揩油人。他签署了一项“改革”议案，导致数百万妇女的名字从福利册中被删除，把她们赶到了劳工的行列里，她们已付不起孩子们的日间托儿费用。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他继续实施里根的优先权政策，为富人削减税收，主动推行为企业松绑政策。他所执行的反垄断法比里根时代的控制还要松懈。当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多地受控于越来越大的公司手中时，他袖手旁观。然而，他作为劳动阶级的选举人，确实做过一件好事，即通过了教育领域的课税扣除法案，从而帮助了约1000万美国人走进了大学的教室。同时，他特别感到自豪的是，美国的就业数量在增加。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议案。
像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一样，90 年代的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仍然处于经济繁荣的时代。在克林顿领导下，经济确实有了大的增长：确实出现了高科技的繁荣景象，高技术带来的经济高效率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财富，其中一部分财富流入了普通人的腰包。但是，大多数财富还是被富人捕获了。财富总量增长的数字确实令人兴奋，它又进一步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商业周刊》写道：“在90年代，美国贫富之间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此刻，正是股票市场驱动经济发展的年代，而并非经济发展反过来促进股票市场，从而导致企业“减少规模”，分流工人，压缩成本，以便取悦于华尔街的那些经济分析家们。即使那些能够保住工作饭碗的幸运工人们，也常常被重组到半日制的工作岗位上，这类工作没有任何保险和养老金福利。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眼前尚有工作的工薪阶层来说，一份稳定的薪水，根本无法保证他们过上中等水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食品生产国度里，饥饿悄悄地降临在最贫穷的老百姓头上。到2001年，大约3100万美国人——几乎是9 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人对自己的下一顿饭的来源感到迷茫。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今后几年里可能会更加恶化。一方面是由于布什政府和国会继续在税收和开支政策上偏袒富人，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现时经济已无法再创造出足够的高工资就业机会，来保证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在2001年早期，华盛顿缩减了一半的税金，其中受益最大的是那4％的最富有的人群。占美国人口60％的底层美国人，从减税政策中的受益仅占14。7％。美国的国内税务局大幅度放松了对美国富人的纳税审计，同时又对有工作的穷人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纳税措施。这种颠倒黑白的政策，既残忍又可笑，而且是严重的判断错误。加强对富人的纳税审计，显然能够增加更多的国家税收。至于脱离贫困的问题，那只能靠运气了。大卫·科恩援引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预测到2005年，美国雇佣工种中的46％的人将要拿处于贫困线中的工资，这类工种里，有诸如看门人、零售店职员、饭店服务员等。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寻找第二或者第三职业，以便为他们的家庭生活提供保障。对设法维持他们的中产阶级梦想，或者维护他们中等地位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常见方略。将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去走这条无奈的道路。但是这样一来，留给家人团聚的时间就更少了，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压力和孤独
看不见的阶级和金苹果看不见的阶级
当今的美国社会，是1929年大萧条时期以来在经济上最不平等的时期，其中最令人不安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社会几乎不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媒体更不要说讨论如何做出反应的问题了。在欧洲和日本，不平等事例的增加，在政治家、牧师以及持其他观点的领袖们之间引起了必要的讨论，也能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了国民的高度重视，因为他们已认识到，不平等现象有可能导致其他的风险。相比之下，操纵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媒体系统的精英们，基本上对这种不平等现象熟视无睹，泰然处之，似乎一切都很完美。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确实是一切都很美好。但是，我要提醒他们注意，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状态。正像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的观点那样：贫困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是美国日益不平等现象中最不吉利的一方面。在贯穿整个现代社会的历史中，中产阶级一直是一个稳定的阶层，因为社会底层的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上升到那个阶层，就使得国家的政治得以稳定，社会得以平安。实际上，那些支持或者赞成这种正在加大不平等现象的人，尤其是美国的企业和右翼力量，是在有意或者无意地玩火。但是，他们被自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维方式蒙蔽了，借用金融家乔治·索罗斯的术语，那是一种顽固的、包含着一切的意识形态，就像他们经常谴责的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一样。
我们只有以诚恳的态度讨论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制度问题，才有可能成功地解决我们社会的经济问题。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不能摆脱用那种惟我独尊的腔调来谈论资本主义。如果坚持其他的态度，你就会被污蔑是一个激进分子，会被从集体辩论的场合中驱除出去。新闻记者雷奥米·克莱因就是一个事例。她在海外的英国和她的祖国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书名为《不要标识：瞄准品牌恶霸》，该书批评了企业的全球化问题，而美国的主要报刊杂志就是不接受，甚至连这本书的书评都不刊载。
在英国和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阶层同样是人们生活中经常谈论到的一个事实，但是美国人从不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的精英们不喜欢这个话题显然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社会生活，认为阶级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词组只在我们的媒体中出现过一次，因为有人提出了议案，要求企业和富人多缴税，在反对这类议案时，使用了这个词组。缩减社会福利开支、扩大高价商品的税收减免范围、解雇成千上万的工人，不知何故，这些行为从来就没有被描述为“阶级斗争”。
“美国存在很多隔离现象，它不仅是被种族隔离，而且也被阶级所隔离。”安迪·克尔克是纪录片《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联合编导，他是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电视节目《咖啡屋》中讲这番话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不谈论阶级，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实际上都属于中产阶级。我们都是一样的美国人。”这种缺乏远见的意识，来源于我们主张人人平等的根基。由于过去我们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当时不平等的阶级关系不那么突出。我们曾经这样设想：阶级与我们无关。底特律莫特基金会实施脱贫计划的主任杰克·利曾伯格说：“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决定他们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最缺乏的因素，是他们出生时面对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平等是一个神话，社会流动性更是一个神话，美国梦也是一个神话。但是我们相信这些神话，它们决定着我们的处境。”
1989年，冷战结束了。美国人终于愿意正视我们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正面和反面的问题，而不再沉溺于圣徒们推行自由企业制度的言行录，不再陶醉于他们激昂的演讲。资本主义非常有理由推荐他们的理念：它卓越的功能在于生产商品，刺激经济创新，创造财富。这已经在美国的历史中得到证明。然而，它导致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贪婪和竞争，往往要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由于市场无法评价诸如洁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等这类无形的社会资产，还常常会导致环境恶化。这些负面的后果使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在历史上，甚至那些坚定支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也积极倡导政府对市场的调解作用：只有政府才有权力使市场保持活力，并使市场的所有着力点保持平衡，确保这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有一个平衡的运动场所，其方法是提供一个理想的法律框架、商业规则、税收和财务政策、社会福利计划等等。
国家一定要慎重地选择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平衡点。美国的社会福利状况如此有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由主义的影响太强烈，它总是为我们提供资本主义的方法。美国人在骨子里想获得尽可能多的市场自由，以便尽可能多地捞钱。我们也不嫉妒别人有同样的机会。这毕竟是一个狗咬狗的竞技场，必须有其他的人参与竞争。如果在竞争中落后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相比之下，在欧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更有实力的角色，由政府来引导资本主义的活力，并调节它的多余精力。只有美国缺乏一个健康的国家管理系统。美国的国家福利政策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美国主要城市的大街上，都有大煞风景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当你旅游到欧洲或者日本时，这一景色基本上看不到。因为欧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公共健康、教育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