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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进行侵犯和攻击；缔约双方之一，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决不支持第三国；缔约国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国家集团。条约规定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东引政策的彻底破产，苏联避免了单独与德国作战，反而爆发了英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英、法两国怂恿德国侵略，自食恶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英国首相邱吉尔曾大加称赞苏联这一政治外交策略，说这是英、法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摘自《三国智谋应用500例》
七。韬光养晦——刘备借雷巧掩饰
这个智谋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刘备投靠曹操之后，仍有一番雄心壮志。但是刘备也防备曹操谋害，就在住处后院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羽、张飞对此不解，问道：“兄长你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为什么呢？”刘备说：“这不是二位兄弟所知道的。”二人也就不再多言了。
一天，曹操派人请他去赴宴，刘备不知曹操用意，心里忐忑不安。酒到半酣，忽然阴云密布，骤雨将至。曹操突然问道：“玄德久历四方，一定非常了解当世的英雄，请说说看。”刘备历数了袁术、袁绍、刘表、孙坚、刘璋、张鲁、张绣等人。不料，曹操鼓掌大笑道：“这些碌碌无为之辈，何足挂齿！”刘备说：“除了这些之外，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说：“凡是英雄，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气。”刘备说：“那谁能担当此任呢？”曹操先用手指指刘备，又指指自己，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您和我曹操了。”刘备闻听此言，大吃一惊，手中所持的筷子不觉掉到地上。正巧这时外面雷声大作，刘备便从容俯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曹操笑着说：“大丈夫也怕雷震吗？”刘备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怎能不怕呢？”这样，把自己闻言失态轻轻掩饰而过，曹操也就不再怀疑刘备胸有大志了。
曹操自以为英雄，又心里害怕刘备与之敌对，一向只是以心相待，没有当面说出。可是“酒后吐真言”，不觉顺口说出。刘备在此期间一直装呆，如今却被曹操一语道破，心中哪能不惊？于是筷子不觉滑落地上。为什么说是英雄，刘备便举止失措？原因是刘备虽投靠曹操，却始终不甘寄人篱下，始终图谋东山再起。但是曹操生性机敏，怎会对刘备的失态不生疑心。于是刘备乘雷声大作，从容俯下身去拾起筷子，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亏此一语随机应变，平白地把自己的失态行为掩饰过去。又说：“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淡淡一语，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真是警灵，竞把曹操也瞒过去了。刘备随机应变，借雷巧掩饰自己的失态，使曹操对他没起疑心，实在机警敏锐过人。
＇评析＇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遭到别人的非议和敌视，在政治斗争中尤其如此。善于保存自己，激流勇退，不是消极地避凶就吉，而是为了养精蓄锐，待机而动，这就是韬光养晦。《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隐藏自己的才华，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或目的，这是力量不足，处于劣势时以保护自己，以待今后东山再起的良谋。善于断然退避，是一个人博大胸怀的具体体现。
韬光养晦之例说——王守仁让功
明武宗时，宸濠叛乱，王阳明平定了宸濠之乱，逮捕了宸濠，把他囚禁在浙省，当时正赶上皇帝南巡，驻在留都。中官诱骗王守仁放宸濠回江西，等皇帝亲征时再把他擒获。中官派了两个宦官到浙省传达他的命令，王守仁指责中官的这一行为，却收下了他的命令，因中官害怕，这件事就作罢了。
江彬等人妒忌王守仁的功劳，散布流言，说王守仁开始时与宸濠同谋，听说朝廷的大军出征后，才把宸濠逮捕以开脱自己。他们想把王守仁也逮捕起来，把功劳归自己。王守仁与张勇商量说，如果顺应皇帝的旨意，也许可能挽回局面，假如不听朝廷的旨意，而反抗他们，白白引起那些小人的怨怒。于是就把宸濠交给了张永，再上表告捷，把捉宸濠的功劳归于总督军门，要求皇上不要到江西去，王守仁自己也称病在净慈寺养病。
张永回到京城，在皇帝面前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诚，以及他让功避祸的做法。皇帝悟清了是非，于是制止了对王守仁的指控。
韬光养晦之例说——朱元璋缓称王
起义军称王，如果不在实力、威望达到适当程度时进行，反会失败。时机不成熟时，必须实行以退为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朱元璋在公元1356年攻占南京后，采纳了谋士朱升的韬晦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减少了敌人，发展了势力，待时机成熟后，一旦称王，稳稳当当，终于成了明朝开国皇帝。
韬光养晦之例说——曾国藩功成身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他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的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清廷是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韬光养晦之例说——德川称臣候天时
日本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是一个善于观察天时的人。本能寺事变时，信长惨遭部下光秀杀害，而当时的家康是织田信长手下的第一红人，他如果借替主复仇的名义开战，天下或许当非家康莫属。但就在他准备起事时，关中的丰臣秀吉却抢先一步移师而来，并迅速地平定了光秀。这样，家康只好按兵不动，等待时机的到来。
眼看着丰臣秀吉东征西伐，势力日壮，织田信长遗子信雄便向各方告发秀吉有篡夺织田政权的野心，同时请求家康出兵救援。家康见机会来了，即刻起兵，小牧山一役，把秀吉打得落花流水。无奈信雄意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