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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越谈越亲密。
老人问：“你们有多少人？”
杨人照回答：“老大爷，我们好几万人，从这里往北去打日本侵略者。现在粮食不够了，想买点粮食，不知你老人家能不能帮忙？”
“你们去打日本鬼子，好！粮食嘛，我去把村里的人叫回来。”
杨人照按住要站起来的老大爷，说：“你年纪大，上山方便吗？”
“不碍事。”说罢，他吩咐小孙女在家，自己拄着根拐杖走出去。
杨人照马上找到邱连长，汇报了藏族老人上山找人的事。邱连长立刻带领大家给各家各户扫地、担水，准备迎接藏族同胞回村。
干完活，有位新战士问杨人照：
“你说藏族同胞能回来吗？”
“能！”杨人照蛮有信心地说。接着，他向这位新战士讲述了1935年7月到松岗时的情景：
刚到松岗时，那里的藏族同胞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恫吓和欺骗，也都躲到山上和外地去了。一时间，我们所到的村庄都是空空的。这时，军团部下达规定：一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要爱护藏族同胞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族同胞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子。这样，各团、连都在野外露营，一边休整，一边等待藏族同胞回家。
那时，正值仲夏，青稞麦已经金黄，可以收割了。一天，赖明珠班长提着个破筐筐，带着我们全班五名战士来到一条小溪边，为全连同志采集中午吃的野菜。我一边挖野韭菜、芹菜，一边望着小溪对面平川上一垅垅迎风摇摆的青稞麦，自言自语地说：“多漂亮的麦子！怎么不割呢？”
一位姓田的老战士嘟囔着说：“赖班长，麦子都可以收割了，我们还要吃多久野菜呀。餐餐野菜当饭，肠子都要打结了。”
“连长说，我们要在这里准备够过草地的粮食，上级已经派人与藏民交涉去了。在没有交涉好之前，咱们可不能摘一串麦穗，这是纪律，肠子断了也不能违反。”赖班长严肃地说。
洗完野菜后，我们围坐在一起，赖班长指着在溪水里游动的小鱼说：
“你们看，这鱼儿在水里游得多欢。我们红军和藏族同胞的关系，就像这鱼儿和水的关系一样。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自觉遵守纪律，就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四天后，几位藏族同胞悄悄回村来打听消息。他们看见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内的一切陈设丝毫未动，红军搭帐篷住在外面，地里有庄稼却不割，挖野菜充饥……，便激动地说：“红军真好，和我们听说的不一样呀！”说完，连呼带叫地朝山上树林里跑去。一会儿，藏族同胞们携儿带女回来了，他们被眼前的一切深深打动了，于是顾不得安排自己家里的事，就提着茶壶跑到我们驻地，把一碗碗酥油茶捧到我们手上，翘着大拇指说：“红军，耶莫！红军，耶莫！”
第二天早上，连长高兴地通知我们说：“上级与藏民交涉好了，买下了方圆几十里内的青稞麦，大家可以割麦了！”
讲到这里，杨人照深情地说：“这一次藏族同胞躲起来，那是对我们红军还不了解，他们一旦了解我们，就会像亲人一样对待我们。”接着，他又讲起了自己的另一段难忘的经历：
那一年，连队在芦山、天全一带与敌人周旋。在芦山县的草鞋坪，我患了伤寒病。卫生员见我的病情日渐严重，便要求把我寄放在老乡家里养病。部队天天行军打仗，药品又极其缺乏，没有别的选择，连长只得同意卫生员的建议。
这天，卫生员把我背到一个茅草棚里。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见卫生员同一位藏族同胞的对话：
“老乡，求你照料一下这位重病员。他姓杨，是我们连的机枪射手，得了伤寒病。这五块银洋作为伙食费。待他的烧退下去后，请你把他送到天全县红军医院。这里有一包西药丸，每次大的一粒、小的两粒，一日四次。这事得劳累你老人家了。”
“行呀！红军和藏民是一家，你们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他。”
没能听完，我就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才苏醒过来，稍一挪动就感到周身酸痛。这时，我听见一位姑娘的惊喜叫声：“妈妈，他醒了！醒了！”接着，又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阿弥陀佛，到底醒过来了！”我用力睁开眼睛，见一位满脸皱纹的大娘和一位面目俊秀的姑娘正坐在床边。她们向我点点头，脸上洋溢着欣慰和喜悦。大娘摸着我的额头，心疼地说：“看见你昏迷不醒，我们一家人都急得团团转。幸亏我的老伴懂点草药，赶紧给你灌了两碗药汤。他刚才又去找草药了。”
我挣扎着说：“大娘，多谢你们……”
藏汉同心“小地牛”美丽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4）
“都是自己人，红军为我们打仗，流血牺牲，多不容易啊！”大娘给我盖好被子后，又端来一碗大米稀饭，“喝点米糊，长点力。”说着，就用汤匙喂我喝。
傍晚，大伯挖草药回来，一进屋就来看我。我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按住我：“躺着，躺着。”又摸摸我的额头、诊诊我的脉、看看我的舌头，安慰我说：“杨同志，安心在我家住几天，病能好。”
我高兴地说：“多亏大伯一家。”
晚上，大伯躺在我住的房子的地上，铺着草秸，盖一条薄毡子。我多次要求大伯同我合睡，盖一条被子，大伯都不同意，说那样我会睡不好。夜里，大伯惦记着我，睡一会儿就起来摸摸我的额头。大娘带着女儿在外间灶上为我熬药、热药，几次扶我起来吃药。天没亮，大伯就起床，说是要挑柴去芦山卖，中午才回来。
清晨，大娘给我端来一碗稀饭、一碗苞米糊，说：“杨同志，趁热吃下去，长点力气。大娘拿不出好东西，只好委屈你了。”我喝完稀饭，大娘又把苞米糊捧到我手上，硬要我吃。直到我吃完，她才端起碗走向外间。我扶着墙走到外间，看见大娘和姑娘在吃苞米NFDD1饼、喝野菜汤。我怔怔地望着她们，不知该说什么好。大娘和姑娘赶紧放下碗，把我扶回房。
我拉着大娘的臂膀，哭着说：“大娘，你真像我的亲娘。”
大娘抚摸着我的头，安慰着：“孩子，大娘身体好，吃点粗粮没什么，你别难过。我拿不出好东西养你的身子，真对不起你。”
中午，大伯回来了。他买回来一袋大米、两斤羊肉、六个鸡蛋。从此，一连七天，大伯家顿顿给我煮大米饭、炒羊肉或鸡蛋吃。他们自己却餐餐吃NFDD1饼、野菜。又过了三天，我的烧退了，考虑到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大伯一家负担很重，就决定到部队医院去。我流着眼泪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伯一家，大娘用衣襟边给我擦眼泪边说：“孩子，我们舍不得你走啊！”
姑娘接着说：“杨同志，你的病还没好，怎么能走呢？”
大伯看看我，又望望老伴和女儿，说：“我也舍不得杨同志离开，可是他是机枪射手，部队需要他……”
第二天清晨，大娘煮了两个鸡蛋，送到我手上，说：“孩子，吃下去，暖暖身子。”
吃过早饭，大伯拿来一个背篓，叫我坐在里面试试。背篓有两尺高，我坐进去，刚好露出头。要走了，我解开衣服，取出仅有的两块银元，双手捧给大娘，说：“请收下吧。”
当天，大伯把我背到芦山县住了一宿。第二天，又背着我走了50多里路，把我送到天全红军医院。
讲到这里，杨人照眼圈红了，他深情地说：“多么想去看看那一家藏族亲人啊！”
在场的战士也深深感动了，都相信这一次藏族同胞一定能回来。
果然，下午的时候，藏族老人带着全村男女老少回来了。在村口，战士们像迎接亲人一样，帮助藏族同胞抱小孩、拿行李。藏族老人拉着儿子、媳妇的手走到杨人照面前，说：“就是这位红军给我治好了病。”
“红军和藏族同胞是一家人，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杨人照说。
老人的儿子说：“红军，耶莫！红军，耶莫！”又把杨人照拉到屋内，要炒羊肉款待红军。
邱连长和20多名战士都被藏族同胞拉到家里当贵客款待。当晚，藏族同胞们把藏在窖里的青稞麦搬出来，一袋袋、一担担汇拢到老人的一间屋里。
邱连长委托两位识字的藏民过秤、记数，共筹集了3600多斤青稞麦。
第二天早上，邱连长赶回军部汇报，上午，军供给部的干部和邱连长牵来了十多匹骡马，向藏族同胞付清了全部粮款。然后，军民欢欢喜喜地把一袋袋粮食搬到骡马背上。
红军离开村庄时，全村的藏族同胞像欢送亲人远征一样，牵着奶羊，提着茶壶，把一碗碗新鲜的酥油茶捧到红军手上：
“喝吧，亲人，多喝几碗。”
邱连长捧着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激动地说：“亲人，谢谢！”
队伍走出好远了，藏族同胞还站在村边，不住地招手。
苗岭热血郭连长握着老龙大伯的手，合上了眼睛（1）
1930年11月上旬，红七军各路健儿近万人，在河池整编后，向东南方向挺进。一路上，英姿勃勃，势不可挡，接连夺取德胜、怀远两城。后又转战庆远（今宜山），旋即挥师东指，准备在庆远附近渡过龙江河，进逼柳州。桂系军阀头子李宗仁惊恐万状，急忙调部队从柳州方向前来阻挡。时值秋汛，龙江水涨，浪高流急，大队人马一时难以渡河。红七军只好放弃柳州，回戈攻打大小长安。路经罗城四把镇时，又遭到李宗仁派遣部队拦截，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山地战。这时尾随之敌追了上来，军前委立即下令十九师击溃尾追之敌，主力部队扑向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