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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一个缺粮的年代。
我的一些小伙伴，家里穷，粮食不够吃，便盯住那些荒滩，争着开起荒来。
我也加入了开荒的行列。不过，我家开小百货店，家里并不缺粮，我开荒，纯粹是凑热闹，觉得好玩。
所谓开荒，就是用长镐或尖嘴锄头深深地翻开地面，然后将里头的石子连同荆刺、蒿草捡起来扔掉，让它单单剩下沙土。荒滩里的石子特别多，每开一寸地，都要捡半天石子，这活儿比较累，但大家都不怕。
我开了两处地，一处在溪流旁边，一处在塘坝边侧。
我分别给这两处地的周围垒起石墙。
由于平时经常在溪里和海里垒墙补鱼，我练就了一手垒墙的好本领。我垒的墙又坚固又漂亮，特别是墙面，石头与石头相咬得严丝合缝，石头大小搭配得也很协调，看起来又舒服又美观。大人们见了，第一反应是吃惊，觉得这墙出自一位毛小子之手，不敢相信；第二是称赞，觉得这手艺很了不起，太有水平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我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其实，我开荒，目的之一就是想展露一下自己的垒墙手艺。
正因如此，我尽义务，帮助小伙伴们垒了许多墙。
后边溪经常发大水，特别是中秋前后，雷阵雨多，上游常常山洪暴发，因此，我们开的小园地，老是被洪水冲毁。
大人们见了，有的劝我们拉倒，不要为此再付冤枉力气，但我们不怕失败，灾后又重新开发园地，又重新给它们垒上墙。当然，垒墙的任务，基本上由我完成。这是我自愿的。
墙垒多了，我的手艺便有了新的提高。
十年以后，我在坦头自家的平房前面，给一堆乱石垒了几个墙面，结果教我的父亲看得目瞪口呆；而二十年以后，我拆掉这座平房，翻建三层楼，在打屋基时，我让泥水匠靠边站，自己亲手砌起了墙。
可以这么说，这是我开荒的第一大收获。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在自己的小园地里，种过马铃薯、剪豆、带豆、茄子，也种过南瓜、天落瓜、蒲瓜、白萝卜，不管种什么，多多少少皆有收成。
我擅长种剪豆和南瓜。剪豆喜欢碱性，我每天给它们施一次柴灰。它们的豆夹长得特别旺，今天用剪刀剪了一茬，明天它们又冒出一茬，似乎永远剪不完。南瓜则喜欢人的便尿，我常常忍着小便，从家里跑到小园地去，现场给它们“施肥”。它们从开花到结果，特别是瓜子从小到大，我差不多天天盯着看。南瓜未长大时，我巴不得它们快一天长大并成熟，而等到它们真的发黄而快成熟时，我又希望它们慢点成熟，让它们留在园地里多呆一会。
多呆一会，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多欣赏一下我的收成。
我种茄子，本事也不错，枝头常常结满紫色的果实，可是因为“多呆一会”的缘故，摘下的果实，烧起来吃，味道总是偏“老”。一次，也因为“多呆一会”的缘故，我园子里的茄子让人给摘了，我很生气，骂了许多难听话。事后才知道，摘的人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母亲。她买了一大把茄子赔偿我，但我觉得这茄子，吃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
我很爱我的小园子，一有空，就往那里跑。我甚至将捉来的蟋蟀，秘密地放进园子，让它们在那里吃露水，滋养身体，并与我共享园子的安详和快乐。
我出身于商家，本来不懂农时，不识五谷，但通过开荒种植，慢慢地，我也掌握了许多农业知识。
我发现，我的一些小伙伴，开荒不止，开了一处又一处，很把增加种植面积当作一回事，而且，他们与家长一道，竟在园子里种起了番薯。番薯不是蔬菜，它是主粮食，这就太正经了。因为我们开荒种植，主要是闹着玩，顶多是想给家里添些蔬菜瓜果，并不是想给家里增添粮食呢。
因此，开荒种植，我的第二大收获，就是不光尝到了劳动收成的喜悦，更懂得了一些穷苦人家的生活艰难。
也许是认为养蚕比种庄稼划算吧，大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边溪那片高滩全部被种上了桑树，四五月间，它一片绿色。桑林里桑椹很多，我们专摘黑紫色的吃，嘴巴、双手弄得黑乎乎的。可惜，好景不长，那片桑林后来被砍光了。
同样，我们开垦的那些小园地，后来也被洪水彻底地给冲毁了。
2005年7月29日于乐成马车河
《芙蓉旧事》第三部分
芙蓉中学两题（1）
说不清楚的事
公元1966年秋，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很快，“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主角是红卫兵。红卫兵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红卫兵绝大部分是大、中学生。芙蓉没有大学、中专，只有中学，于是，芙蓉中学遂被发酵成为本地区的革命、造反中心。
在革命、造反的日子里，芙蓉中学先是造人家的反，接着是自己造自己的反，最后是人家造它的反，演绎了许多荒唐的故事。
1966年下半年，芙蓉中学先是造人家的反。
红卫兵选择的第一个造反目标，就是前垟祠堂。
芙蓉中学建在前垟村东首，与前垟祠堂紧贴在一起。祠堂的东墙开有小门，小门面对中学的操场，它黑洞洞的，师生夜里从它面前穿过，心里都发毛，生怕里头伸出什么手来，被捉了进去。广大师生强烈要求在操场与祠堂之间打一条围墙，以求清净安全，但前垟村村民坚决不同意。师生们无可奈何，只是怀恨在心。因此，今天造反，红卫兵们想都不想，先拿前垟祠堂开刀，大家振臂欢呼，齐齐冲杀进去。
这次造反，前垟祠堂算是倒尽了霉，里头的东西，乒乒乓乓，被砸得稀巴烂。村民们心里很明白，芙蓉中学这是在借造反之名，行报复之实，但谁都不敢吭声。的确，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谁反对红卫兵，谁就是反对毛泽东，谁就没有好下场！
第一次造反尝到了甜头，红卫兵们兴奋不已，大家索性不上课，冲出校门，放开手脚大破“四旧”（即旧文化、旧道德、旧习惯、旧势力），结果，芙蓉境内的庵堂庙宇均遭到重创，菩萨金刚及神龛香炉被一扫而光。而且，破“四旧”运动迅速扩大化，碑文、牌坊、牌匾，院子、亭子里的楹联，甚至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用具，也统统被视为“四旧”而遭到毁坏。红卫兵还把造反矛头对准“牛鬼蛇神”，和尚、尼姑、道士、算命先生、灵姑、巫师等，无不闻风丧胆，落荒而走，有的被追得无路可逃，竟钻进了鸡窝。而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等“五类分子”，差不多个个家里被抄，抄出的东西，大部分被一把火烧掉；有的不让烧，犟头犟脑，于是脑袋被扣进灯笼，糊里糊涂地被拉去游街。上街周协合家的店堂被抄个底朝天，周协合埋怨其父亲：“都是你，都是你。”其父亲则跺着脚哭喊：“你个儿，你个儿，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我就是地主出身不好啊！”他脑袋照样被扣进灯笼。
造反如此轰轰烈烈，许多人整天跟在红卫兵屁股后头看热闹。其时，我读小学六年级，也当跟屁虫。一天，上午在营盘观看造反，可中午回到家，却发现自己家里也被抄，店堂里一塌糊涂，而贴在板壁上我作的“双枪老太婆”的图画也被连根撕去。此事对我刺激很深，我感到又羞愧又害怕。
红卫兵们为汲取革命和造反的力量，无不学毛泽东的样子，身穿绿军装，一副地道的军人打扮，并无不胸佩毛主席像章，还用雕刀刻、用针线绣毛主席的画像，甚至迎抬“红宝书”（即《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红宝书”用红绸包着，端放在椅子上，椅子绑上四根竹杠，由两人抬着，沿着田埂小路，绕着各村慢慢地游行，椅子后头跟着一支长长的护送队伍。红卫兵还派代表去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而从北京回来的人，满脸灿烂，幸福得不得了，话多得比后边溪的水还要长。红卫兵更走出校门，大搞串联，有的去温州、杭州等地，不坐车，一路步行，走得满脚尽是血泡。
1967年，芙蓉中学自己造自己的反。
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造反派，大家六亲不认，拿自己人开刀。先是学校领导遭到揪斗；接着是出身不好的教师被赶下讲台，接受审查；然后是造反派发生内讧，分裂成两派，彼此谩骂、攻讦，莫名其妙地斗来斗去。校园里漫画、大字报满天飞。厕所里也贴满了大字报。所有的大字报，都用毛笔抄写，白纸黑字，列着一条条罪状，字字咬人，而其首行，都赫然写着“最高指示”（即毛泽东说）四个字。
学校里还成立了革命宣传队，宣传队队员表演节目，像做广播体操，其动作特别整齐、有力。这些节目，大部分是从县里学来的，唱的少，喊的多，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斗志。
俄语女教师王慕娥（武）担任宣传队指导，她30多岁，南京人，从部队文工团转业而来，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长得非常漂亮。她丈夫在大荆中学教书，出身地主，因不堪批斗而自杀。王慕娥（武）拉扯着两个幼女，在众人面前，却常常强作笑脸。
的确，造反泯灭了人性，颠倒了世道，人们变得疯狂不已。社会上的人特别是农民，也纷纷仿效红卫兵，人斗人。在芙蓉街，一街两行的房子，其屋檐下方，凡有空白之处，造反派均用油漆涂写了革命标语。下街张友邦家坐落在丁字街口，丁字街口是芙蓉街最热闹的地方，因此，他家屋檐下那一排窗壁，就成了“海报”发布中心，各种充满火药味的“海报”总是一日三换，让人看得心惊肉跳。而大街小巷上，“洋锣洋鼓”和“大闹”（即锣鼓队）常常敲得震天动地。大家更打出了各种造反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