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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移民在离开意大利时都带着发财的梦想和精神的解放，但每一个移民的命运却又是不一样的。国外生活的经历更加剧了两性的差别并支撑起了传统的家长制度——已有的习惯和信仰在年轻的墨索里尼的思想中得到了确认。更加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国籍，这也是事关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政治利益的问题，即这些移民到底是认同那些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认同意大利。这里有一个有些奇怪并且带些讽刺意味的可能，即虽然移民们是因为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国家不能够在眼下为他们提供生计、也不能够在未来为他们提供机会才移民国外的，但移民运动却的的确确促进了意大利人的“国民化”进程。从定义上讲，在一个现代国家里，移民的过程包括统计、造表和评估等程序。这些移民离开了意大利和自己的家乡，但不管是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意大利政府的代表，在与移民接触的时候都称他们是“意大利人”。那些与他们混居的人们也都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有关身份的问题总是不那么简单。有时“拉丁人”愿意聚居在一起，好像他们仍是罗马帝国的臣民。“意大利人”更是经常成立一些俱乐部和各种协会，并且这些组织都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村庄的移民建立的，而组织中的成员则是由返回家乡的亲属的传统的“移民链”约束的。但不管怎样，“意大利”这个词是无法从移民的词汇中消失的。事实上，正如一个移民所说的那样，正是因为移民到了拉丁美洲，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
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有这种逐渐地认同自己的意大利国籍的经历，例如曾担任法西斯工会头目的埃德蒙多·罗索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生于1884年，比墨索里尼小一岁，家乡位于离普雷达皮奥不远的费拉拉省内的一个小村庄。在一次劳工运动中，他与意大利警察发生了一次小冲突，之后他便移民去了美国。在那里，到1912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成立“一个严格的意大利工人阶级联盟”是战胜资本家老板并使他自己的事业有所进步的最好途径。另外一个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是阿梅里戈·杜米尼，他于1924年成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并杀害了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从而制造了法西斯政权最大的公共丑闻。杜米尼实际上属于第二代移民，他于1896年出生在圣路易斯，但后来又被送回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教育。在那之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米尼在意大利陆军服役，并逐渐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
最初，墨索里尼自己并没有走上这些类型的移民之路，他是一个社会党成员。他的父亲亚历山德罗在一篇引以为自豪的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一篇短文里，谴责了意大利把他的公民赶出这个国家的可耻之举——据亚历山德罗称，多维亚村里的9户人家共约50人都移民去了巴西，遭罪是肯定的，客死他乡也未可知。他警告说，黄热病正在热带地区蔓延。当时以及此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移民解释为一个跨国剥削的过程，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方法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各种条件。事实上，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移民并不是很多。在大多数明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移民中还有很多叛徒和破坏工人运动的人。
在墨索里尼看来，他移民到瑞士并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他移民国外可以算是一种变相的放逐。除了带有年轻人的冒险想法之外，这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一种蔑视，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他被认为是不值得雇用的人。在他的新住所里，墨索里尼所有的想法都是要忠诚于社会主义组织，因为他们在他远离家乡的时候为他提供了一个家。在到达瑞士短短几周之后，他就开始定期为一份名为《劳动者的未来》的日报写文章了。墨索里尼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当时正与一位来自洛桑的律师蒂托·巴尔博尼共同编辑那份报纸（事实上，那份报纸的编辑和意大利社会党的书记就在瑞士）。墨索里尼没有得到编辑的位置，但他确是一个勤快的作者和天生的记者，在到达瑞士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9篇文章。
从这个意义上讲，墨索里尼是一种“知识分子移民”。1902年，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的各个公共机构都在许多“最好的和最聪明的”新一代移民的挑战下被搞得声名狼藉，并且这种状况至少要持续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根据当时主要的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在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每1000个居民中就有0．74个律师，而在管理很好并且很有秩序的普鲁士，这个数字只是0．12。1900年，意大利议会里每32个社会党成员中就有27个称他们自己为“教授”，意思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课程的毕业证并有资格到学校任教。从这些详细的数字中，悲观的保守派人物朱斯蒂诺·福尔图纳托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对意大利如何才能把它的人民“国民化”这一问题感到绝望。他猛烈抨击新形式的“知识型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比经济型无产阶级更加卑劣，更具威胁性，而一些极端的政治派别的加入更是增加了他们的活跃性和不稳定的因素。墨索里尼当然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律师，但是他也要求被称呼为“教授”，并且大胆宣传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和责任，称知识分子是精明和积极的，并时刻准备着“革命”。他预测他的世界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世界。事实上，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里，他就把欧洲资产阶级因威尼斯钟楼的倒塌而产生的惊慌沮丧与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容进行了对比（事实上，墨索里尼的文章颇具攻击性，称这座古代的纪念碑“没有什么明显的建筑风格”。）他还补充说，暴乱的库尔德人还有好色的特点，他们把亚美尼亚的妇女们绑起来，并对她们施以“说不出口的暴行”。他还用带着修辞色彩的语言问道：文明何时才能战胜邪恶？而他的答案是：“拥有经济特权的单一的社会阶层统治其他阶层的这种暴政的消失，将意味着狂热和盲信以及种族歧视的终结，然后所有的人都将团结如兄弟。”
从一开始，“墨索里尼教授”就很喜欢就每个问题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并且一点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一定要让他人感觉到他的存在。他接受的实际教育的面可能比较窄，但他却是厚颜无耻。在他21岁生日之前，不管自己实际上多么缺乏经验，他总是非常的好斗，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精确描述的那样，他“视其他所有的知识分子为敌人或者竞争者”。
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关他在移居瑞士期间的经历，有一件事颇有争议，即他在1904年时是否参加了瓦尔弗雷德·佩瑞多在洛桑大学开办的课程。佩瑞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他因提出“创造性的精英”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人物：那些有活力和意愿的人注定是统治者。他也因此而最终被宣布为法西斯理论的鼻祖。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官方的宣传说墨索里尼听过佩瑞多的课，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而他当然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也许，他是否听过课、他关注的范围和他的理解力水平都不是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位曾经当过教师的人一直在从他周围的环境中吸取着精神食粮，无论他对环境中一些观点的了解是多么的不确定。
事实上，墨索里尼去瑞士这件事的性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放逐和一个经济移民的交织混和。有一段时期，墨索里尼身无居所，只好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或者找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如建筑临时工、屠夫或者帮助别人卖酒。（尽管他很快就被提升去做行政工作，但至少他的一个同龄人注意到，这个假冒的工人的双手还是又白又嫩的）。有时候，墨索里尼想洗洗手可却找不到洗手的地方。他还记得有一个以前的雇主让他特别生气，因为他嫌墨索里尼这个工人穿得太好了。他还欠过不少债并且难以还清，有的是欠已回到罗马涅地区的朋友的，也有的是欠新认识的朋友的。他还病倒过，可能是由于流落他乡孤苦零丁再加上人生地不熟而造成的。后来就有传言，说他曾在什么地方感染上了梅毒。反法西斯者从那以后也宣称墨索里尼曾经干过小偷小摸的事。据称，墨索里尼曾经偷过一个朋友的手表，但这件事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他也曾与一个学医的波兰学生有过一段带点异国情调的恋爱。1903年，他还在洛桑与一个离婚的女人发生了不怎么浪漫的两性关系，但是正如他向一个男性朋友解释的那样，这只是“为了满足肉体而不是精神的需要”。最后，在1903年，他收到了母亲生病的消息，于是在10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里，他急匆匆地赶回了家。这次回家让他有机会拜访旧友（他还发现，家乡的生活节奏与移民国外的生活节奏大不相同），而在与家人团聚时，时年已经18岁的弟弟阿纳尔多也想出国。这样，再次出国时他就带上弟弟一起去了。这些并不是惟一的选择。生活的转折，剥夺与希望的转换，与家人、家庭和家乡从未间断的联系，以及一个新世界的吸引，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的男性移民者所熟悉的经历。
当然，其他移民国外的人都没有成为意大利的独裁者，所以，不管他的自我评价如何值得怀疑，也不管他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流浪”是出于多么利己的想法，毕竟墨索里尼已经开始形成他的一些主体观点和行事模式了。对于这个移民来说，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