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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后来成为“意大利国家战争烈士”的机关报。这3份报纸经常利用各自的版面相互攻击，虽然墨索里尼不赞成这样，但他还是在巴蒂斯蒂的《人民报》工作了，并且很快就开始为报纸写文章了。据他自己说，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对他的热情表示怀疑，并且不喜欢他的个性。为了打发时间，他还“按照坡的方法”拼凑了一些短故事。为了能找到一份私人法语教师的工作，他还满市里跑着张贴小广告，并且保证自己有“快捷而可靠的教学方法”。不管怎样，在特伦托生活还是有好处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对他的干预不会像在意大利那么多。此外，他还可以在市里的图书馆看看书（这个图书馆从上午9点开放到晚上10点，订有40种日报和8种杂志，涵盖了欧洲4种主要的语言）。所以这个城市要比弗利好得多，后者是一个无知的“到处是卖猪和紫苜蓿者的城市”。
不管怎样，特伦托是墨索里尼生活过的最大的城市。这是一个最清楚地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城市，在1918年之后注定要成为南蒂罗尔（或者像意大利的爱国者们要求的那样叫它上阿迪杰）的首都。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地方对于墨索里尼的重要性，是普雷达皮奥、奥内利亚、托尔梅佐、甚至弗利都不具有的。由于奥地利的一些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所以它在当代政治史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奥匈帝国的哈普斯堡皇帝对于“欧洲的美好时期”这一概念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奥地利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如奥托·鲍尔和卡尔·雷纳等，也在寻找一条能够打破困境的正确路线，即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国家联系起来。在范围更广的知识界，克利姆特、舍恩贝格和弗洛伊德等人也都允许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去挑战巴黎作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维也纳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一方面支持民众，一方面操纵反犹太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的先锋，并赢得了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的赞赏。1909年的希特勒还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正处在他命运的最低点。并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当时都还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虽然他们后来相互成为了盟友，但如果当时他们互相知道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都会蔑视对方的文化、个性和政治观点。
有关维也纳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了，但有关特伦托的争论却起来了，在国家形成这一问题中，这个城市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在南蒂罗尔地区的某个地方，意大利语和德语在此交汇。也就是说，在当地，一个农户所说的方言可能带有德语的成份，而另一个农户的方言却可能带有拉丁语的因素。那么，这种语言上的边界在政治上应当怎么样对待呢？是否应当让这种语言边界与国界一致起来呢？意大利的“民族统一主义者”（那些想“赢回”未收回的意大利领土的人）为了彰显特伦托的重要意义，于1896年在特伦托竖起了一尊但丁的塑像——但丁被奉为新的、“第三个”意大利的国家象征。即使是那些最有名望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代表也希望从被他们称为“天才和伟大的、令人鼓舞的领袖”的但丁那里得到些东西。如果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理论被人们接受的话，那么它对于一息尚存的哈普斯堡皇室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已经加入三国联盟这一事实又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能把国家事务与其他的政治理念统一起来呢？社会主义就不用说了，还有天主教。当时奥地利是现代“基督教民主”或者“基督教社会主义”成长和成熟的地方，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这位在二战后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教民主派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且因为主张教权主义而让墨索里尼愤怒不已。墨索里尼只在特伦托待了8个月，但是就在这期间，他带着他那种就任何问题都喜欢发表意见的厚颜无耻的积极态度，观察并亲自参加了许多辩论，而且搅乱了这个城市的本来的沉寂。
第1部 躁动青春移民和社会主义者（4）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墨索里尼就各种问题匆忙写就了一系列的文章，这只是给后来的分析家们带了许多麻烦，因为很难把他的各种观点统一起来。墨索里尼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反教权主义者。过去他只是带些尖锐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此时则是喜欢有意地亵渎神灵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敢打赌，许多天主教徒和相当多的牧师会更喜欢一份好牛排，而不是耶稣。”他忘记了自己也曾经在军队服过役，此时又站在了明确地批判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他写道：“恐怖的章鱼用它那上千根粘糊糊的触手不停地吮吸着人民的鲜血和精华。”
他鼓吹社会主义。尽管他也曾随母亲去教堂听过布道，但是他在《劳动者的未来》上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还是把宗教全盘否定了：
“社会主义意味着个人觉悟的提升和净化，但其结果需要一系列的努力才能实现。事实上，从专业人员到普通工人，每个人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每天为社会主义做一件事情，从而为推翻现存的社会作准备。”
实际上，由于派系斗争和分裂持续困扰着社会主义运动，所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比这里讲述的要困难得多。有一次，墨索里尼说自己是个工团主义者，但是，1907年，工团主义的支持者塞尔焦·帕农齐奥和奥里韦蒂宣布与意大利主流的社会党脱离关系。现在，墨索里尼决定不再做一个工团主义者了，一方面是害怕，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工团主义能够证实其未来的道路。他解释说，尽管难以理解乔治·索雷尔，但毕竟他还是一个主要的哲学家。墨索里尼说，要弄懂他的逻辑，就像要理解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旋律的主题一样困难，因此非得需要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行。罗伯托·米歇尔斯是另外一个经常就各界精英在历史中的角色进行评论的评论家，他也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墨索里尼还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但还有与这位社会主义之父同等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他们两个都宣扬“用斗争来反对传统、权威和教条”的思想。无论如何，当时都存在不止一个马克思似的人物。墨索里尼宣称，最具吸引力的是年轻时的马克思，因为他“首先是一个见诸行动的人”，宣扬“当前，一个人不应当只是研究世界，更要去改变它”。
如果区分谁是正确的社会主义者有些不太合适的话，那么在特伦托，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就是民族差别的问题了。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的。对社会主义虔诚的时候，他会记得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国际主义者，承诺将解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而爱国主义是“迷信”，是由资产阶级一手操纵的。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是“在定义和基本需要上就反对爱国主义的”。但是，要想保持这种纯粹的清白是非常困难的。当德国的同志们要与意大利的同志们打交道时，他们总是不太礼貌。墨索里尼写道：很明显，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已被民族主义玷污了。并且，德国人从总体上都低估了意大利移民对中欧的工人阶级所做出的贡献。是否拒绝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此外，他的散文中还出现了一个同样比较模糊的结论。“斯拉夫人”在他们的“文明和灵魂”中就包含着“悲剧”。意大利人也像“南方的其他民族”一样，是“怀疑论者”和“宿命论者”。但是，他们也有潜在的乐观的一面。当法国飞行家路易斯·布莱里奥横越英吉利海峡时，这一事件在墨索里尼看来象征着“拉丁人的天才和勇气”的胜利，同时也证明了科学的现代人拥有无限的潜力。他认为，为了赢得对“自然、生命和宇宙”的最后胜利，人们应当拒绝派系斗争。
墨索里尼的文章中还有另一个大的主题，也是他的社会主义理念中的一个复杂的因素，即他对知识分子的偏爱，以及想在知识分子中出风头的一种不安分的欲望。在与巴蒂斯蒂保持联系的同时，墨索里尼还与另外一份报纸《声音》的编辑朱塞佩·普雷佐利尼互通信件。普雷佐利尼是一个行政长官的儿子，其阶级地位和文化背景都比墨索里尼要好，但他最终也只是一个记者，并且他的政治观点也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他还以《没用的意大利人》为题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经历。1909年，他编辑的报纸《声音》在当时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中间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正如墨索里尼所说的那样，这些年轻人把当时的意大利总理焦利蒂以及他的自由主义形容为“无可救药的平庸”，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和“民族的耻辱”。墨索里尼自己订阅了这份报纸，并且，在他的新乐队的一次演出中，他还公开地力劝特伦托的人们也订阅该报。墨索里尼称，普雷佐利尼是一个“有勇气”的知识分子，而“勇气”正是大多数同时代的人身上所缺乏的品质。
有人对墨索里尼与普雷佐利尼之间的通信中的差别进行了研究。一开始，墨索里尼恰当地对特伦托的“知识分子的生活”表示了遗憾，觉得这种生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当有可能稍微严肃地进行解释的时候，他便试着向他的可能的资助人解释了当地政治的复杂性。他解释说：他坦率而敏锐地承认，毫无疑问，生活在特伦托的“意大利人”喜欢自治，而不喜欢被归并入意大利。同样，的里雅斯特人既“不完全是意大利人”，也不注定就是“完全的斯拉夫人”。但是，墨索里尼后来解释说，他对普雷佐利尼最为敬佩的一点是他寻求“让意大利人知道意大利”。他钦佩地对普雷佐利尼说：“为‘意大利人’创造一个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