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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还是要有一些的。到了12月份，急切地叫嚣要采取行动的人已经不止法里纳奇一个了，而有关马泰奥蒂被害一事的司法调查已经触及德博诺和芬齐了，并且墨索里尼自己也再一次面临被控有罪的威胁。另外还有谣言说，法西斯内阁中也发生了公开的意见不一，德斯特凡尼请求辞职，而包括费德佐尼在内的众多由前自由党和民族主义人士担任的部长也都惶惶不安，并且很难控制。法西斯分子中的不满也在不断增长，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费德佐尼担任内务部长这件事以及墨索里尼自己无休止的推诿和搪塞上。尽管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的潜在的竞争者提出了告诫，称“意大利只能有一个神话——那就是领袖”，但他还是敦促他的领导墨索里尼尽快吹响发动进攻的号声。托斯卡纳的极端法西斯分子库尔齐奥·祖克特（他的笔名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更为人所知）毫不悔改地对墨索里尼本人发动了进攻，声称“并不是墨索里尼带领法西斯夺得了总理的位置，而是法西斯帮他夺取了权力。”现在，“墨索里尼必须服从各省法西斯的革命意志，要么就把革命赋予他的权力交出来，即使是暂时交出一段时间也行。”
压力在不断地积累，事情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92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指示各级官员转告所有在家过圣诞节的议员们，让他们必须全部回来参加将于1月3日举行的议会会议，届时总理将发表重要讲话。墨索里尼还试图让公众保持平静——据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说，1925年1月2日，一个来访者在早上9点钟与墨索里尼见了面，并且两人还一起讨论了但丁散文的高雅优美的风格及其意义。墨索里尼还声称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即每天早晨都要读一篇但丁的诗歌，这也意味着他在第二天发表的演讲的内容将肯定会受到这位伟大的民族诗人的影响。然而毫无疑问，尽管他还在担心国王、军队和旧的精英们可能会对各种形式的法西斯政变做出负面的反应，但他现在已经被说服并已下定决心要公开地解决危机了。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3）
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的演讲言辞非常激烈，把反法西斯的“亚文丁联盟”的行动谴责为“从其目的来看是一次违反宪法的退出，一次不能接受的事变。”墨索里尼自己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聪明人，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并且完全不在乎利益的得失。”如果他想建立一个切卡，那么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件事。不管在6月份里有什么样的阴谋，现在“我对议会和全体意大利人民宣布，我，一个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有政治的、道德的和历史的责任。”“如果这些暴力活动的爆发是特殊的历史、政治和道德环境造成的结果，那么我也应当对此负责，因为从开始主张参加一战一直到现在，是我发起了一个宣传运动并创造了这一历史、政治和道德环境。”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又宣称：“当两股无法协调的力量相遇时，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武力。”墨索里尼说完这些话沉默了片刻，这时一位竞争对手注意到，法里纳奇带头第一个大步穿过议会大厅走上台握住了墨索里尼的手。1925年1月3日，马泰奥蒂事件终于尘埃落定，而贝尼托·墨索里尼也宣告成为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
言辞之后就是行动。1月12日，国王批准了墨索里尼的新内阁。在当时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有一些人离开内阁，主要是自由党人士。到了8月份，墨索里尼自己已经集总理、外交部长、战争部长、海军部长、民航部长于一身了。后来，他又兼任了社团部长（1926年～1929年）、殖民地部长（1928年～1929年）和公共事务部长（1929年）。此外，1926年11月，墨索里尼又重新把内务部长这一职位抓到了自己的手中。这种权力的轮回有它独特的一面，身兼数职并不是巩固个人权力的最为明显的途径，希特勒和佛朗哥从来都没有像墨索里尼这样做过。当然，墨索里尼兼任的众多部长职务的绝大部分日常工作都是由副部长们来做的，而这些副部长职务绝大多数又是由法西斯分子担任的。例如，格兰迪从1925年5月起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巴尔博从1926年11月起担任民航部副部长，泰鲁齐、比安基和阿尔皮纳蒂都先后担任过内务部副部长（比安基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共事务部副部长），琼塔担任副总理，博塔伊则担任社团部副部长，就连已经从马泰奥蒂事件中脱身的亚历山德罗·莱索纳，迪诺·阿尔菲耶里以及德博诺也在其他部门担任了副部长。从1925年7月起，朱塞佩·沃尔皮接替德斯特凡尼担任了财政部长。此人曾奉行焦利蒂的路线，以前是一个中立主义者，在自由党执政时期最终被阿门多拉任命为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总督，从1922年10月起，他也开始甘心情愿地为法西斯效命了。通常，独裁统治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有实用性的特点，例如，沃尔皮直到1923年7月才加入法西斯，但他却声称自己早在1921年1月就已经是法西斯的成员了（他还夸口说，1922年，自己曾在46家公司的董事会里任职）。后来担任殖民地部长的莱索纳逐渐地扮演起了墨索里尼与阿尔巴尼亚政客艾哈迈德·索古之间的沟通渠道的角色。从1925年1月起，已是总统的索古又在1928年成为了国王索古一世。作为对莱索纳在行贿和外交方面的技巧的回报，法西斯党的历史上也对他进行了记载。
随着政府职位的变化，法西斯党内部的管理层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在经受了马泰奥蒂事件的阵痛之后，1924年8月，法西斯党成立了一个包含15个成员在内的紧急情况指导委员会。1925年2月12日，墨索里尼任命法里纳奇为民族法西斯党惟一的书记，并且宣布将在党内肃清腐败分子、对事业没有热情的人、一心想发迹的人和玩世不恭者。墨索里尼对法里纳奇这位新上任的党的书记下令说，法西斯党各地方上的争论必须被限制在地方上，不能破坏“法西斯主义和政府工作的声誉”。墨索里尼任命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法里纳奇为法西斯党的书记是为了加强对各地方法西斯党的控制，这是一种“让贼来捉贼”的方法。法里纳奇虽然在法西斯政权内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但墨索里尼却掌握了他受贿的事实和其他一些弱点，因此能够很容易地控制他。墨索里尼后来还多次使用了这种手段。法西斯党在经过肃清之后又经历了大的扩张：在法里纳奇的管理下，党员人数在1924年下半年减少到了不足60万，但1926年又猛增到93．8万人。民族法西斯党的大门再次敞开了，那些有眼光、能够认识到加入法西斯党的好处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认识到打算长期执政的墨索里尼将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人，都纷纷加入了民族法西斯党。
从心理学上讲，墨索里尼与法里纳奇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反映出了法西斯政府和他的领导人的许多问题。法里纳奇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并且得到了诸如马拉帕尔泰等许多不同类型的法西斯革命者的认可，而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普雷齐奥西和他的报纸《意大利生活》也对墨索里尼表示支持。法里纳奇原本是一个铁路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他最高兴做的事就是谴责对宗教的虔诚，还喜欢对任何礼貌和庄重进行嘲弄。他在法西斯政权中担任主要职务几乎一直到法西斯灭亡，并且坚定地支持与纳粹结盟，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法里纳奇更像是一个坦慕尼协会的成员，而不太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在法西斯媒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显眼的角色，并且还厚颜无耻地公开为杜米尼和杀害马泰蒂奥的凶手辩护，但他既不是一个希姆莱，也不是一个戈培尔。除了他自己，他对于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信仰都不会发自内心地相信。并且，任何妨碍他发财和成名的人都会让他暴怒不已。
法里纳奇经常与墨索里尼通信，他的信件通常是充满热情的，但是他心里明白，意识形态最终都是虚无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显然墨索里尼也持这种观点。同时，法里纳奇经常就法西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进行指责，但墨索里尼每次都容忍了他，有时甚至还有些喜欢听这种指责（他也经常宣称自己是一个说真话的法西斯）。同样，墨索里尼也喜欢偶尔与同样务实的妻子联系一下。法里纳奇坦率地承认，在墨索里尼及其同事中，他惟独把墨索里尼当作自己的一个“兄长和朋友”。但是这种兄弟间的亲密关系也是有限度的，在墨索里尼的秘密档案中就有一些证据让他能够轻易地控制法里纳奇：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头目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一字不漏地剽窃了法里纳奇的电话内容，从而自己也得到了一笔不错的报酬。墨索里尼把电话的内容进行了夸大，并且以正式通知的形式声称，法里纳奇的所作所为足够判上半年监禁了。
除了民族法西斯党自身以外，其他的社会力量都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这种公开的独裁统治。尽管到1925年5月的时候，墨索里尼还没有对军队的一些重要职位做出任命，但是他一直在关注着军队，因为他非常明白，在任何社会里，权力都潜在地来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