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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托里奥来到罗马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时，他也有一项义不容辞的表示尊敬的责任，那就是去拜见教皇。就感召力而言，教皇庇护十一世是另外一个有竞争力的重要砝码。教皇甚至也被描述成为一个体育爱好者，他的崇拜者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喜欢在阿尔卑斯山中徒步旅行，并因此而送给了他一个“登山家教皇”的美称。罗马教廷的持久的历史影响，再加上现代天主教教义复杂的舞台道具的支持和渲染，在法西斯意大利政权的精神建设历史上都是永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都被忘记或者低估了。宣传家们或许可以确保墨索里尼是挂在每个人口头上的名字，但是教皇以及他的红衣大主教和一般的主教、他的圣徒和殉教者在许多意大利人的心目中仍然保持着一个十分神圣的地位。一个法西斯记者在1928年夸口说“对于墨索里尼的膜拜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意大利民众的心中”，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崇拜保留着一些与教会崇拜相似的特点，因此不言而喻，它仍然没有脱离宗教虔诚和信仰的范围。一位担任牧师的法西斯分子高兴地宣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正在认识到……在罗马，惟一有活力的、被人们普遍真心接受的信仰仍然是天主教。”
事实也一再暗示，一小部分法西斯分子也不愿意成为体现墨索里尼感召力的工具。为地方上一些野心勃勃的法西斯头目所做的传记也大量地涌现，尽管这样做通常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当詹保利和阿尔皮纳蒂的追随者们过分强调他们的感召力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被送进了监狱。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6）
对于民族法西斯党的内部纪律的讨论也直到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发表演讲之后才结束。但是在当时，墨索里尼关注的还是如何镇压反法西斯的势力。在官方场合，墨索里尼都有意与重新出现的法西斯暴力活动保持着距离。例如，当法里纳奇公开对暗杀马泰奥蒂表示认可时，墨索里尼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对他的话进行了纠正，声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发生了马泰奥蒂事件才取得了胜利，而应当说即使发生了这一事件，但法西斯主义仍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虽然墨索里尼强调了这种维护法制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1925年7月法西斯对于乔瓦尼·阿门多拉的残酷的、最终是致命的迫害，而这只是1924年9月对年轻的“自由社会主义者”皮耶罗·戈贝蒂的迫害的翻版。那些能够逃往国外的人开始把这一方式作为逃避法西斯迫害的惟一途径，1925年夏天离开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不管怎样，当墨索里尼得知他的对手们的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总是很高兴。也有少数自由党人在自由和法西斯政权之间选择了前者，于是他们也流亡到了国外，这其中就包括尼蒂和斯福尔扎。
在一手镇压对手的同时，墨索里尼也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法西斯政权，而且这项工作并不是只有墨索里尼一个人在做，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司法部长阿尔弗雷多·罗科。他以前是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者，1925年10月2日通过的“维多尼广场法案”表明他主张的社会政策获得了胜利。这个法案用简明的条文规定，法西斯工会应当取代社会党和天主教工会并成为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大商业联合会”（该组织成立于1910年，直到1934年一直都由出身皮埃蒙特一个犹太人大企业家家族的吉诺·奥里韦蒂领导。）认可的“惟一的工人代表组织”。作为交换条件，“法西斯社团联盟”承认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享有最高的权威。不言而喻，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工业家在行动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虽然墨索里尼随后很快就很小心地有意与意大利的商业和银行业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任何企图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仲裁体系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另外一件紧急要务是如何管理媒体。早在1923年，意大利重要的报纸之一《时代报》就在政府提供的补贴的引诱下倒向了法西斯事业，现在，法西斯政权也向其他报纸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帮助维持法西斯主义要求的统一性。虽然自己就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墨索里尼现在却要求在他的统治下，任何人不得随意发表言论，哪怕这些言论过去曾经对他大有帮助。1925年11月4日，在纪念维托里奥威尼托胜利7周年时，一个社会党的代表蒂托·扎尼博尼和一个退休的将军路易吉·卡佩洛被指控策划暗杀墨索里尼而遭被捕（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处在警察的密切注意之下），墨索里尼限制媒体自由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了。就在之后的一个月里，由富有的克雷斯皮家族拥有的意大利最有名的报纸《晚邮报》迫于压力再次重申解雇自己的自由党编辑阿尔贝蒂尼。其他报纸在得到政府的承诺要提供款项帮助它们进行改组之后，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的新闻法案，把新闻业转变成了一种国家监督管理下的活动。12月11日，在一篇评论劳工状况的演讲中，墨索里尼解释说：“我认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处在一种永久性战争的状态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次重复声明，今后的5年或10年对于我们的人民的命运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自从科孚岛危机之后，意大利国内形势有着太多的变数，墨索里尼很少能抽出时间去考虑国际上的事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把外交事务交给了外交部的专家们去处理，但同时也提防着他们中出现的任何反对法西斯的迹象。他意识到法里纳奇的口无遮拦可能会对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造成“危害”。1924年春天，在英国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战争期间曾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成为英国首相之后，墨索里尼运用了更为老练的外交手段，使得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成为影响英、意两国关系的障碍。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墨索里尼同样表现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尽管法西斯主义宣称要在意大利彻底根除共产主义，墨索里尼本人也经常对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政策进行攻击，但两国却在1924年2月7日签订了商业和航运条约，从而恢复了这两个互为对手的“革命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当时以及在那之后，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就很少在国际上发起对苏联的外交讨伐。
1925年意大利参与的最为重要的外交行动是为《洛迦诺公约》作准备，这一条约最终在12月1日签订。这一条约的签订让德国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中，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正式承认了它在一战结束时形成的西部边界。但是，这一条约并没有确认它的东部和南部的边界（正如一位研究这些事件的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洛迦诺公约》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对于意大利来说，德、奥合并仍然是“问题中的问题”）。在《洛迦诺公约》的准备和签订过程中，墨索里尼发表了许多言论，坚决地强调说德奥合并是无法容忍的，将意味着“战火重燃”。然而，他并没有说明他的意大利将不会接受已经确立的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列强中最弱的一个”的地位。只有当他在国内发表讲话时，他谈到的法西斯外交政策才略有不同。例如，他曾暗示说，战争从未结束。12月11日，在同一次演讲中，他又非常有特色地使用了一个体育运动中的比喻：“在政治上有时需要忍受打击，就像你站在拳击台一样。最重要的是保证不被打到台下去，我们也应当这么做。”这种坚持战斗的意志和决心可能代表的含义将留到以后去解释。
在当时，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并没有引起欧洲各国驻意大利使节的警惕，而墨索里尼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将会更多地关注国内的事务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有着难以约束的野心的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意大利国内，绝大多数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精英一样，也都接受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并且开始从中寻求利益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哲学家乔瓦尼·真蒂莱，他此时已经结束了教育部长的任期，参加了一个“十八人委员会”，受命根据最近的形势对宪法做出修改。4月份，真蒂莱发表了一个声明，对法西斯的秩序表示支持。他的这一声明让那些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大为恼火，贝内德托·克罗齐在5月1日发表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声明》，并且从那之后退隐到了自己家族位于那不勒斯的豪华住宅中，在那里开始向带着崇敬之情前来访问的学生们宣扬自由主义的理念。其他不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普通民众是一样的，他们也开始寻求建立一种能够获得不错报酬的“雇主－代理人”的关系。
此时，真蒂莱开始喜欢赞美法西斯主义关于生活的“整体”概念了，而“整体”这个词也正在法西斯的词汇中获得一个新的显著的位置。6月22日，墨索里尼在罗马对民族法西斯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了他的决定：在全国实行法西斯化。他宣称：“我们强烈的极权主义意志需要有更加极端的暴行……目前我们的第一个口号是：纯粹的理想，现实中绝不妥协。第二个口号是：一切权力归法西斯所有。虽然在用词上还没有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那么精确，但墨索里尼的确是在宣布法西斯决心要建立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这是一种新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个人要服务于一个统一的国家，阶级将不复存在。1925年10月28日，在一个灯光明亮的阶梯歌剧院里，墨索里尼用更为强硬的语言来纪念进军罗马3周年。他的讲话在此后被法西斯的宣传家们无数次地重复：“法西斯主义旨在建立一个政权，所有人都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