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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说她匆忙地嫁给一个垂死的警察头子是看中了他的大量遗产。博基尼还试图掩饰自己对“腐化”的传统看法，希望那些渴望得到他保护和支持的人送给他的礼物的价值一定要适当。他还从秘密警察的预算中大捞特捞，好像这些预算是他自己的一样，而墨索里尼也非常仁慈地没有调查他从中到底捞了多少。博基尼在适用规则上也同样是一个聪明人，虽然法西斯政权一直在宣扬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但他却设法安排南部的警察来监视北部的反法西斯人士。与先前一样，他还在继续窃听法西斯主要领导人的电话，就连墨索里尼本人和他的兄弟（后来还包括他的情妇）的电话他也照样窃听不误。
与海因里希·希姆莱相比，博基尼更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法西斯分子。20世纪30年代末期，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警察之间已经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而博基尼和希姆莱之间也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他甚至在私下场合里嘲笑地称纳粹是“土狼”。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庄重地参加了博基尼的葬礼，这下他在死后也有机会和他们开下流的玩笑了。博基尼生前还与外交部长齐亚诺联合，这让齐亚诺非常害怕，因为他担心这有可能导致意大利与德国结成联盟，而他则是希望意大利能够推迟参加二战。20世纪30年代，博基尼还是党的总书记斯塔拉切的一个对手，对于这位总书记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革命的真心的信仰，他肯定感到非常滑稽可笑。斯塔拉切来自加利波利，而且更靠南部一些，在博基尼的心目中，这个地方比贝内文托还要偏远，这种看法更加剧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对立态度。总而言之，博基尼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括现代国家本身也是如此，因此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恰恰是与一个“法西斯新人”相反的特点，相比之下，他能够更好地代表当时意大利的历史结构，而不是法西斯革命。
此外，博基尼与墨索里尼也保持着极好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事实上，正是他们俩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居然为墨索里尼赢得了来自一位反法西斯历史学家的赞誉（这位历史学家曾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伟大的警察部长之一）。1927年5月，在耶稣升天节那天，墨索里尼发表了他最为重要的（对此还有争论）一篇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墨索里尼公开地对由博基尼主持进行的警察改革表示了满意。墨索里尼对他那些恭顺的法西斯听众开玩笑地说：“在历史上警察难道不是比教授更加重要吗？”他夸口说，重组后的警察正在打击犯罪的斗争中赢得胜利，不管他们是轻微的犯罪还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他们已经击败了反法西斯势力，他们是情报机构的楷模。在那之后，墨索里尼继续毫不吝啬地对博基尼大加赞扬，并且很喜欢他形影不离地跟随在自己左右。甚至当法西斯政权最后在苟延残喘的时候，墨索里尼还把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博基尼的过早去世。警察头目是一个不需要顾及太多言辞和魅力的职位，而墨索里尼如此喜欢博基尼也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行动有时候要比言辞和形象重要得多。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2）
在那几年里，墨索里尼的创新之一是成立了秘密警察组织，或者叫“奥维拉”。这个名字并不代表什么特殊的含义，只不过叫起来比较响亮而已。博基尼为多达13万的意大利人建立了档案，因此有效地遏止了许多针对墨索里尼的暗杀计划。他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将其称之为控制言论，令人信服地把反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令人信服的“落后和退化”的形象，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的力量击败政治上的抵抗势力，从而强化了恐惧、怀疑和自我仇恨的氛围，并因此也让流亡国外带上些美好的色彩。法西斯政权还对新闻媒体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这就确保了意大利年轻一代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那些流亡国外或者被放逐充军的反法西斯人士的名字都不知道。1940年的时候，博基尼的秘密警察组织总共只有大约375个人，但他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与其他的独裁政权甚至是我们今天的社会相比都是非常高效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么小的警察组织规模也暗示出，当时意大利的政治阶层的范围实际上是很小的，并且，不管是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主义还是其他作为政治信仰的现代意识形态都并没有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生活中深深地扎下根来，而只是肤浅地停留在表面上。
同样荒谬的还有法西斯政权常常使用的惩罚方法——流放，这种惩罚方法是从自由党政府那里沿袭下来的，但法西斯政权此时又把它“发扬光大”了。许多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其中还有许多法西斯分子）都被从他们的家乡流放到一些偏远的村庄里，这些村庄通常是在南部（特别是利帕里岛、特雷米蒂岛和蓬扎岛上的一些小村落）。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地方可能连社会文明都比较落后和缺乏，更不用说对民众的国民化了。许多政治异见人士都被看押他们的监狱看守称为“教授”，对于这些看守来说，他们是一些不可理解难以估量的、属于外来的有文化阶层的人物，同时也是与同样不可理解和难以估量的法西斯体系发生冲突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据说墨索里尼的办公室中地位较低的职员对流放这种惩罚方法也持有与这些监狱看守相似的看法。
博基尼的警察统治的成功，以及墨索里尼给予他的全力支持，都让国防特别法庭诉诸于死刑的手段显得相对比较温和。从1927年到1943年，法西斯政权以政治罪名一共判处了42例死刑，真正执行的有31例，其中有22例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的。受迫害最多的是北部边境的斯洛文尼亚人——如果一个牧师被怀疑在斯洛文尼亚人中聚众活动，那么他就有可能被流放。1927年，墨索里尼对“斯拉夫威胁”非常担心，他告诉朱塞佩·沃尔皮说，他已经制定出了能够确保击退来自斯拉夫方面的任何军事入侵的计划。国防特别法庭总共就13547个案子进行了起诉，一共判处了27742年的徒刑。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人被流放、软禁在家或者处于被监视之中。
在1945年之后受到法西斯迫害的最著名的人士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及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他是1927年遭到国防特别法庭迫害的，而墨索里尼则特别指示法官要保证判他20年监禁。虽然受到疾病的困扰，葛兰西还是在狱中活了10年。1937年4月27日，在被释出狱后没几天，他就去世了，死时才46岁。许多人都认为，对葛兰西的迫害反映了墨索里尼从整体上对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和组织机构的攻击。按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那些受到他们影响的人的理解，如果不承认墨索里尼当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一观点，要想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剖析是不可能的。他还记着自己年轻时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历，因此这一指控一直让墨索里尼感到非常痛苦，他也经常寻求机会对此加以反驳，还多次对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进行了批判。他还抱怨说，人们总是喜欢盲目地模仿法国、英国和美国，但对根植在意大利的灵魂和土壤中的影响力却加以否认。类似地，墨索里尼还强调说，法西斯政权也有自己的企业联合会和工会组织，它并不打算抛弃工人阶级；相反，在不侵犯财产权和危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还将时时刻刻保护工人阶级。
在法西斯政权的统治精英中，工团主义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些人也因此认为与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的政权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激进特点。从1922年到1928年，法西斯工团主义的领导人一直由埃德蒙多·罗索尼担任。他是墨索里尼在罗马涅的一个老朋友，也曾移民国外，但去的不是瑞士或者奥地利，而是美国。他在美国所受的贫穷和剥削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工会必须接受和认同国家。他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支持参战者，1921年时，他已经投身到法西斯运动中了。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后，他立即被墨索里尼任命为法西斯社团联盟的总书记。1926年11月，与这个组织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工会组织被解散，这个组织也随之更名为法西斯全国总工会。法西斯政权声称，法西斯全国总工会将成为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的一个真正的保护伞。墨索里尼还对一个来访的英国记者说：“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是最终目标。只要你喜欢，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带些民主色彩的独裁政权。”
也许是受到了墨索里尼的平民主义思想的支持和鼓励，罗索尼一直在为工人寻求权利。但是同时，他也失望地发现，绝大多数已有的用于仲裁的法律都是由反动分子罗科拟定的。此外，有人声称，法律同时禁止罢工和停工，证明法西斯政权在对待阶级争端时的态度是公平的，对于这一说法，罗索尼认为也难以让人信服。同样，当墨索里尼声称要成立一个“社团型的国家”时，他也表示怀疑——1926年7月，墨索里尼新成立了一个“社团部”，并且亲任部长。在这种体系下，议会的要求将通过各个行业协会来体现，而据说在这些行业协会中劳资双方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并且都将完全献身于国家和法西斯的事业。1927年4月，法西斯政权还制定了一部《劳动法》并且大加吹嘘，声称将给予“行业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完全的自由，但这也没有能够让罗索尼真正接受法西斯政权的新体系。
墨索里尼本人在这其中并没有扮演主要角色，他把事情留给了他的社团部副部长（对他非常恭顺，并且很机敏）博塔伊去与罗索尼和罗科争论。博塔伊最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图，于是一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