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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事务表现出的兴趣并不大。事实上，据1928年7月接替沃尔皮担任财政部长的安杰洛·莫斯科尼回忆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冷静而敏感的领导人，他总是喜欢听到坦承直率的建议，这让他的部长能够更容易地采取谨慎而正确的经济政策。虽然墨索里尼对于任何可能有损国家声望的事情仍然保持着警惕——国民经济部长朱塞佩·贝卢佐曾不谨慎地声称意大利仍然缺乏足够的原材料，墨索里尼公开命令他收回这一声明——但他在维持对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权威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他开始把一些问题留给专家们去处理了。这也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的商业界自然会对墨索里尼的统治鼓掌称赞了。但是，当时意大利的农业人口在各行业中仍然是最多的，墨索里尼是如何对待农业的呢？许多明显的证据可以证明，在意大利的现代化进程中，法西斯政权在实现自己的许多目标的过程中，在农业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农村仍然到处是贫穷和疾病。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的能源消耗量只排名第18位，这在各个强国中可能是最差的，而意大利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最为悲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让情况有所改善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早在1924年，墨索里尼就对全党说：“意大利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农村的法西斯是最可靠的；农村民兵的纪律性是最强的。”第二年的6月，他又带着典型的军事家的口气宣布：“我已经正式地发动了一场粮食战役，并且已经成立了一个总参谋部来负责指挥这场战役。”在那之后，他也经常敦促要把意大利“农村化”。正如他在耶稣升天节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城市和工业化会导致精神和生理上的贫乏，只有农业才能让意大利成为一个帝国。
事实上，意大利农村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地区差异适应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到了1921年6月的时候，卡拉布里亚地区一个小镇的官员还在预言说，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也无法在那里扎根“很多年”，因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与一个大众政党是那么的格格不入。1922年10月28日之后，最早的法西斯分子和后来加入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争端也在农村地区不断地酝酿着，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卡坦查诺，一位头脑清醒的官员注意到，那些在城市起家的法西斯都是旧的统治集团的成员，他们现在只是披上了一件黑衬衫而已。他的评论得到了一位来访的美国人类学家的支持。1928年，这位人类学家在西西里岛的一个小村子里完成了一项实地调研工作，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在日常谈话中根本没有人提到过意大利政坛中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社团主义、工团主义——所有这些对他们来说都还是完全陌生的概念。当地的精英们倒是常常谈到这些政治名词，但那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派别”能够赢得优势，因为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总是处在分裂的状态之中。不管是谁问起，当地的农民总会非常小心地回答说墨索里尼是一个“天外圣人”。在1929年的选举投票中，他们也一致投票支持法西斯政权。投票的场面还很庄严，镇里的乐队杂乱地演奏着《青春曲》和《皇家进行曲》，人们踩着乐曲的节奏到投票点去投票。但是，不管是领袖、国王还是教皇，实际上对那里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影响，相反，他们的生活状况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当地地主的势力的大小。他们对于外面的大世界是那么的漠视或者玩世不恭，甚至相信像神一样的加里波第只会给他们带来霍乱或者征召他们入伍。不管法西斯政权在这些南部乡村里是否还取得了别的什么成就，但它的确没有给这些地方带来社会革命，或者甚至连想像的可能也没有。
南部的法西斯领导人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那么纯粹，他们还保留着过去的许多习惯和态度，与斯塔拉切的理论相比，他们对于博基尼的实际行事方式更为熟悉。例如，1924年9月，阿切尔博就给墨索里尼写信抱怨说，不管他什么时候到罗马，总会有一些针对他的隐蔽的阴谋随之而来。他的一个在阿布鲁齐的远房堂兄弟也因为他而失去了党内的工作，他有些坦率地问墨索里尼，这些人至于这么过分吗？他还懊悔地说：“我的敌人以及在政府中的对手们取得了这么彻底的胜利，我没法儿再回阿布鲁齐了。”墨索里尼会干预这件事吗？如果他不干预，那么他就会发现“没有我，阿布鲁齐将会陷入一片混乱，情况甚至会变得更糟。”
墨索里尼还是适时地为阿切尔博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他也因此能够继续担任阿布鲁齐地区法西斯领导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经常向墨索里尼提出一些“建议”，并声称“我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您最忠诚的战士，时刻准备为您赴汤蹈火”（他的意思是要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当地的权力不被动摇，并且还要适当慷慨地为他提供支持）。同样，1924年，米凯莱·比安基也求墨索里尼帮助他辟除那些说他玩弄女人的恶毒谣言，他认为这些谣言是党内匿名的竞争对手故意散布的。不过他可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用暗示来讹诈墨索里尼说，如果不帮他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马泰奥蒂危机就会有最糟糕的结果。“请您记着，领袖，我过去可是站在您这边的，并且一直是绝对无私的，尤其是在您起家掌权的过程中那些最忧愁和最困难的日子里更是如此。”墨索里尼能不像对待一个朋友那样对待他吗？比安基的请求又一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他也被作为法西斯政权中一个重要人物而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虽然如此，墨索里尼还是在他日渐增厚的秘密档案中记了他一笔：比安基的党羽声称，他曾鼓励自己出身贵族的卡拉布里亚情妇在当地分发报酬不错的职位以收取贿赂。反过来，阿切尔博、比安基和其他来自南部的法西斯分子也都有他们各自的代理人，而这些代理人也用他们对待墨索里尼的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4）
南部这种相对独立的状况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自我形象的一部分，与法西斯政权进行整体化控制的路线也是不相符合的。此外，在建设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发动了“反对黑手党的斗争”，而这正是过去令自由党声名狼藉的一个弱点。在这场斗争中，墨索里尼的代理人是切萨雷·莫里，像博基尼和巴多利奥一样，他也是一个与法西斯党没有什么特殊关系的官员。虽然他谨慎地声明自己是在“以领袖的名义并遵循领袖的意志”开展工作，但他还是被允许在1925年至1929年间出版一份记录他的行动的刊物，并且，他还在这份刊物上毫不谦虚地吹嘘自己取得的“胜利”。他还特别强调说，黑手党并不只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因此需要一种优于它的更加高级的精神——法西斯主义才能克服它。法西斯自夸说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对此，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怀疑的态度。相反，他们却注意到莫里仍在保护旧的地主阶级的势力，而西西里也很容易地就再次回到了黑手党的手中——20世纪30年代，在当地的一些城镇里，法西斯的机构只在公共节假日才敢开门。在那10年里，墨索里尼也效仿了他的自由党前任的做法，把西西里排除在他的正常政策之外。1923年和1924年，他接连两次到西西里访问，但在那之后直到1937年才又一次踏上这个岛，发表的讲话也是空洞无物，说要把这个岛屿变成一个农业天堂。实际上，他的政策的目的远不是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安抚，而是打算向当地的居民们慢慢地灌输现代化和国民化的革命热情。没有能够主动地动员西西里岛上的居民让法西斯政权付出了代价，而这一代价直到1943年夏天的时候才表现了出来：西西里人对待抵达这里的美国人并不感到陌生，并且还认为他们比意大利统治者更加富有。于是，西西里人义无反顾地丢弃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是在战后时期，新法西斯主义在这个岛上又有了发展，并且还拥有了群众基础）。
意大利人中另外一个群体——妇女的命运也在这些年里被确定了。自从1920年3月第一个法西斯妇女组织在蒙扎成立后，法西斯主义在妇女问题上的政策一直比较矛盾。最初，妇女在“战斗的法西斯蒂”这一组织内拥有了投票权。1923年5月，墨索里尼在办公室里宣布没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妇女拥有投票权，并且建议以行政选举作为开端。他甚至考虑让妇女在国家安全志愿军中任职。
然而不久之后，法西斯政权对女权运动的态度就开始模棱两可了。墨索里尼是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家长统治的重要支持者。妇女在地方上并没有获得投票权，因为地方上的选举被废止了。作为新的镇压举措的一部分，1926年，在整个意大利，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们全被任命的市长所取代了。法西斯政权的确在妇女的福利事业上有所发展，如在1925年成立了全国母亲儿童福利会。然而，这个组织取得的成就是以实现法西斯的目标为前提的。在耶稣升天节的讲话中，墨索里尼声称人口的增长是法西斯妇女运动的核心：“有必要用绝对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意大利民族的命运，有必要让我们的民族更健康，而这就要从母亲和儿童事务抓起。”墨索里尼还警告说，目前意大利人只有4000万，怎么能够与“9000万”德国人和“2亿”斯拉夫人相抗衡呢？如果意大利想在世界上显示出它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在1950年时让它的人口增加至“6000万”。只有人口繁荣了，“帝国”才能长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