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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应当接受“一个真正的法西斯是一个永远都不惧怕向领袖说真话的人。”
在法里纳奇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个人之间永远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法西斯党可以就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发表有吸引力的声明，也可以颁布法律让意大利人盲目地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服务，但是他清楚，任何人想要控制他的社会，都必须永远对他现在的朋友和敌人保持警惕。同时，尽管墨索里尼经常遭到法里纳奇的烦扰，但他一直都没有和他决裂。法里纳奇这位来自克雷莫纳的法西斯诸侯对墨索里尼自己的极端和“残忍”的历史知道得太多了，而且这些都是无法忽视和否认的。
在理解纳粹德国的统治方式时，“制度达尔文主义”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它可以为自身的政治激进主义提供许多重要的证据，或者至少可以说明这不是直接来自独裁者的指示。通过观察图拉蒂、法里内奇、詹保利和斯塔拉切之间的斗争，也可以发现发生在意大利的达尔文式的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的斗争。相互之间不停地进行这种斗争的并不只是这4个主要法西斯头目，而他们也并不是在得到墨索里尼的指示之后才这么做的。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在社会的精英中（很有可能其他的阶层也是如此），这种行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警察的秘密档案中，关于那些正在起家的政治人物的报告更是强调了谁是他们的支持者，谁又是他们的反对者。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洞察这种无休止的结盟的变换，以及把握在一个利己主义的社会中出现的各个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任何独裁统治的矛盾，独裁者声称他所知道的和他实际真正知道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决策过程的秘密或者不透明性，靠感召力进行统治的本身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强化了这种对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也许一些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们会补充说，在所谓的民主和繁荣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我们当今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也同样存在。
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非只限于墨索里尼的思想。在墨索里尼执政的整个过程中，他很少错过讨好教会当局的机会。实际上，任何意大利领导人，特别是那些试图让民众国民化的领导人，都很自然地注意到教皇在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存在。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本来应当希望能够将其彻底根除的。当然，在意大利复兴时期，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核心问题。自由党建立的国家也是在夺取了教皇的领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包括被称为神圣的“君士坦丁御赐教产”。反过来，教皇庇护九世也在《谬说要录》（1864年）中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批判。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对于任何一个想在历史上有所建树的意大利政治家来说，如何解决“罗马问题”都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奥兰多和尼蒂都曾试图与教会和解，但都遭到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阻挠。伊曼纽尔三世天生多疑的个性让他一生都对宗教保持着怀疑的态度。随着法西斯起家并掌握政权，墨索里尼很快就把自己以前的反教权主义立场掩盖了起来，并且竭尽全力在民族法西斯党内抑制反教权主义的表达。法西斯政权早期的公共运动之一是对共济会组织进行压制，因为从1789年起，该组织就被教会认为是它的一个无法和解的敌人。法西斯战胜了“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这让教会阶层更有理由为正在意大利发展的新的体系而鼓掌喝彩了。同样，那些更为保守的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们现在也可以鼓吹说，墨索里尼应当“公开地认可宗教的价值”，并且在“国家的戏剧表演”中给神职人员一个位置。他们还声称，法西斯主义是天主教会天生的同盟，而天主教起源于罗马也并非出于偶然。
1926年5月，教会和法西斯政权之间已经开始认真的对话了。墨索里尼授权罗科去和红衣主教彼得罗·加斯帕里——罗马教皇的国务秘书——会面并谈判，并且声称教会和国家的分离就像精神和物质的分离一样荒谬。8月份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帕切利也加入了这场谈判。此人是一个律师，是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兄弟，也是一个与教皇拥有的罗马银行有着密切关系的家族中的成员。罗马银行是法西斯统治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银行。他参加谈判也进一步证明了墨索里尼兄弟在意大利独裁政体中的角色，因为阿纳尔多·墨索里尼是领袖墨索里尼周围最为显眼的牧师之一。有了兄弟的保佑，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在1926年11月的时候与教会达成了一份协议草案。
然而，这份草案的签署却因教皇庇护十一世对法西斯的教育政策不满而一再被推迟。要想把巴利拉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组织，就必须禁止其他与其竞争的天主教青年组织，而这遭到了教会的拒绝。在法西斯政权的领导层中，真蒂莱、巴尔博和法里纳奇（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动机）都试图推迟与教会达成和解，而国王和诸如自由党参议员克罗齐和阿尔贝蒂尼等人都反对与教会和解。不管怎样，双方的对话在1928年恢复了，并且在1929年1月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在敲定最后的一些条款时，墨索里尼亲自参加了谈判小组。根据这些特别的条款，法西斯政权最终将给教皇数额精确的经济补偿，以补偿它在过去失去的领地。事实上，这是一件至关重要、足以让墨索里尼直接关注的事情。一天接一天，他都一直工作到午夜之后。例如，1月31日，在最后一次审阅这些条款的时候，他从晚上9点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1刻。最后，甚至连详细的款项安排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补偿的方法和渠道最终是由负责教皇的银行业的两位自由党老政客——焦利蒂和贝尔纳迪诺·诺加拉以及意大利银行的行长博纳尔多·斯特林格尔来确定的。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公之于众了，那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大喜事，因为之前的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1929年2月11日，在罗马的拉特兰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墨索里尼签署了多个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梵蒂冈城成为罗马市内一个完全独立的飞地，并且它的市民可以不受法西斯法律的约束。作为回报，教廷认可了意大利复兴时期确定的领土划分方案。其他一些条款恢复了天主教在婚姻方面的权威，恢复了必需的宗教教育并允许教廷对持不同意见的牧师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历史学家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教廷在《拉特兰协议》的谈判中坚持了强硬的立场，并且在意大利人的生活的许多方面加强了自己的权力。
第二部 夺取政权上帝所赐的人（6）
然而，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历史的事情，而它们为他带来的巨大的短期回报才是重要的。他的弟弟阿纳尔多也说，一想到意大利人民能够让他们日常生活中源自天主教的灵感与他们的单一民族国家和解时，他就“极度地兴奋”。同样，教皇庇护十一世对此也毫不吝惜地大加赞扬，并且称赞墨索里尼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人”。教廷的报纸《罗马观察》也为协议的签署而鼓掌喝彩，称“意大利又归还给了上帝，而上帝也归还给了意大利。”耶稣会的刊物《天主教文明》也在1929年3月声称，法西斯主义体现了“基督教社会的复原”。1932年，教皇庇护十一世甚至曾一度喜欢上了被他称之为“天主教极权主义”的东西。天主教的宣传人员也鼓吹墨索里尼和教皇庇护十一世是“现代意大利两个最伟大的人”。一个负责调查意大利民意的警察也在报告中声称，这是“领袖的天才的空前无双的胜利”。但是，意大利的犹太人却担心天主教和法西斯政权的和解会给他们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一和解在国外也同样得到了赞许，特别是那些与教会关系亲近的势力更是如此。英国天主教的喉舌媒体《公告板》也向“勇敢的”和“有伟大意志的”墨索里尼表示赞赏，称他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个“知识的巨人”，打败了那些希望要一个“可以嘲笑教会的无神论国家”的意大利人。《时代》也欢呼这一协议的签署“的确是非常好的消息”，证明墨索里尼有着“卓越的胆识和伟大的政治才能”。只有《经济学家》带着怀疑的态度声称，人们不应该对两个独裁统治之间的结盟感到吃惊。尽管非天主教的媒体很快就把它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但那些天主教的媒体，乃至整个天主教的舆论一直都没有忘记《拉特兰协议》，而绝大多数的天主教评论家们也打算原谅墨索里尼所做的其他事情了，因为“他”解决了罗马的问题。在1942年3月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墨索里尼想提高公众的士气，于是便授权卡洛·比吉尼（后来在萨罗共和国内担任部长）去搜集一份意大利人在某一件事上“一致同意”的完整的记录。比吉尼明白墨索里尼用这个词是想让他做什么。于是他报告说，在为《拉特兰协议》确定框架的那段时期里，墨索里尼是“毫不含糊地正确”的。当然，在意大利以外也有许多天主教人士对这一协议大加赞赏。甚至到了1943年9月，墨尔本的爱尔兰－澳大利亚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还把墨索里尼描述为“今天仍然健在的最伟大的人”，“意大利迄今最伟大的政府”的首脑。在这些天主教人士的眼里，法西斯与天主教的和解的确让墨索里尼成为了一个“上帝所赐的人”。难怪一个历史学家在研究1929年的意大利时声称，意大利的独裁者可以高兴地获得空前一致的意见了。
当然，墨索里尼在《拉特兰协议》中并没有使用他惯用的讽刺和反语。“革命的”墨索里尼与意大利社会中最强大的保守势力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