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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苏联接受它以前的边界，从而把整个战场转移到西方吗？
墨索里尼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想与斯大林达成妥协的想法，这暴露出他对于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理念的认识的肤浅。同时，这也暴露出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德国领导人思想中的狂热有着深深的误解。1944年，德国正在东部战场打着一场真正的战役，这是整个二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为了自己民族的小小的利益，一位意大利领袖热切地希望纳粹能够脱离这场战役，这完全是痴人妄想。
然而，尽管墨索里尼的表现极为拙劣，但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让元首接受了他的一些想法。而其他德国人也许还在评论着墨索里尼作为谈判者的无能，并把他跟维希政府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相提并论。之后，两人就加强意大利军事防御能力的方法又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讨论，希特勒也针对盟国的一些“不合常理的”特点以及轴心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发表了一番评论。此时，元首恢复了一些往日对这位意大利领袖所持有的敬佩之情。他坦率地表明，他已经决定要“坚决地”“依赖”墨索里尼了。
作为恢复领袖威望的一个象征，元首还允许领袖到由德国提供训练帮助的意大利圣马可师兵营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自己的士气也暂时受到了一些鼓舞。回到意大利之后，他立即公开发表了他所谓的与元首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并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用惯用的比喻评论道，战争“对于人民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测验”。在测验中，一个国家不一定总能取得成功，它“有可能会输得很漂亮，也有可能会赢得很糟糕”。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到前线看一看，他的乐观主义就会受到打击。
在与元首的会谈中，墨索里尼坚持认为罗马是“意大利的精神中心”，应当尽一切力量守卫这座精神之城。但是到了7月，当元首和墨索里尼准备进行最后一次会面时，罗马这个永恒之城已经陷落了，这个事件促使墨索里尼可怜兮兮地问一个法西斯同党，这是否意味着罗马人民已经把他遗忘了。1944年，想在意大利找到一群兴高采烈的人是很困难的。在乘火车去往位于东普鲁士的希特勒总部的途中，墨索里尼还停下来向正在接受纳粹专家训练的意大利士兵们发表了讲话。他试图用种族主义鼓励这些年轻人（还有他自己），但是，他的种族主义对于任何纳粹听众来说可能都还不够纯正。他宣称，“在30个世纪的历史中，罗马城中从未出现过非洲人，但现在它的城墙已被那些野蛮粗劣的种族亵渎了”，意大利的“多种肤色的敌人”应该意识到，最终的胜利是不属于他们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队，正如正在听他讲话的士兵一样，将会是他们真正强硬的对手。
不管他的或是听众的士气是否受到这些情绪的鼓舞，人们都不大愿意接受的言外之意是，意大利移民先前所寻求的伊甸园“美国”，现在却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这是一个必须认真进行思索的问题。格拉齐亚尼曾经在演讲中谈起公元9年被阿米纽斯摧毁的瓦鲁斯古罗马军团，与他相比，墨索里尼的演讲至少更有针对性，但他却意识到自己正在谈论一场“德国人”消灭了“意大利人”的战争。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3）
1944年的夏天，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乘火车旅行是很不安全的，墨索里尼一行不断因炸弹袭击和铁路故障而被耽误。因此，当意大利人看到机车停在铁路旁待了一个小时却还无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终于，火车艰难地到达了目的地，墨索里尼下了车，元首裹着毯子，伸出左手而不是右手来欢迎领袖。在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有意安排下，墨索里尼迟到了。德国保守派中的左翼打算暗杀希特勒（他们打算利用外交方式与西方势力结成反对斯拉夫共产主义的强大战线，这和墨索里尼所期盼的战争模式正好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两位饱受打击的独裁者之间要想进行严肃的谈话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场的翻译为后人描述了房间里受到炸弹袭击后的景象，这两位老人就好像在无可奈何地等着戈多的到来，希特勒坐在一个翻过来的箱子上，墨索里尼坐在一把摇晃的椅子上。不出人所料，希特勒此后最感兴趣的就是描述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发誓一定要让失败的刺客死得很难看。他宣称，他躲过这次劫难表明上天正在拯救他，并将帮他取得最终的胜利。墨索里尼用些陈词滥调表达着他的震惊和悲痛，但看到希特勒此时没有了原先的傲气，他心中却在窃喜。从东普鲁士回去后，他对一个法西斯记者说，“我们并不是惟一遭到背叛的人”。两位独裁者最后一次马马虎虎地对前线战况评论了一番。希特勒强调佛罗伦萨是他的“梦想之城”，一定要守住。墨索里尼则再次请求把那些在德国的意大利军队派遣到意大利南方。这次，心烦意乱的希特勒立刻表示同意。虽然元首做出这个小小的让步，但回到意大利之后，墨索里尼仍然找到很多理由和德国大使鲁道夫·拉恩争论不休，因为意大利共和国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了。
5个月以前，墨索里尼还很期望与他的这位德国保护人见上一面。这次，他显然很明确地告诉拉恩他不想听到的是什么。墨索里尼提到，“许多意大利工业家正张开双臂等待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接着他又补充道，更多的工业家对于9月8日意大利放弃德国联盟是负有责任的。他暗示此时正是压制和规范这些社会力量的时刻，也是让意大利社会共和国这一名称中的“社会”真正变为现实的时候。同样，此时也可以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创造一个大众的和“革命的”基础，他在1943年7月25日之前就想这么做，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在那几个月里，有关“社会主义化”的谈论很多，墨索里尼也很高兴能够借用1919年的法西斯主义，他当时的计划中包含着推进社会平等的激进计划。毕竟，墨索里尼曾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现在，他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使用了年轻时代使用过的词汇，他甚至有些感激那些讨论让意大利朝着左翼方向发展的同事。布鲁诺·斯潘帕纳托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始终和墨索里尼在一起的一个记者，30年代期间，他又到处宣扬要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间寻求意识形态的调和。他后来说：“社会主义化不是即兴创作，不管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应当极其严肃地对待它。”
斯潘帕纳托在文章中有意赋予法西斯主义一段合法的历史，这也为战后新法西斯主义创造了政治空间。正如1919到1920年间所表现的那样，在意大利社会共和政府时期，墨索里尼自己的社会革命路线也是摇摆不定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权力以及想要摆脱德国控制而独立的想法对于形成真正激进的政策来说犹如杯水车薪。相反，时常出现的情况是，墨索里尼不断退缩，避免正面作答，他期望在第一天安抚一个谈话者，第二天再安抚另一个。因此，他对他的一些新精英们说，与恢复常态的要求相比，任何社会变革计划都是次要的，应结束暴力，恢复民族尊严。在其他一些场合，他催促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化。由于发现实现灵活平等社会的承诺存在矛盾，他指示他的官员不必要求那些向共和国提供财政资助的人具有党员身份。墨索里尼可能也是为了使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他为此而付出的努力，或许可以用他在1944年8月作出的那段辛酸的评论作为最好的总结：“任何人都会犯轻信的错误，不论他处于何种阶级或智力水平，这是很惊人的事实。”他继续说道，在任何竞赛中，“谎言总会战胜事实”。这也难怪，在这之后不久，他自己的这些胡言乱语就变得一目了然，他告诉一个忠诚的法西斯听众，意大利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化具体体现为“具有人性的、意大利的、可实现的”社会主义形式，但不知何故，这种形式却避免社会均衡。
在花言巧语和制服的下面——墨索里尼要求身着制服，以避免出现“民主社会懒散”的现象——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在一条道路的边缘蹒跚而行，这条道路不是社会革命，而更像是无政府状态。武装力量的问题始终没有完全解决，雷纳托·里奇手下的“共和国国民卫队”与格拉齐亚尼竞争，要建立一支传统的“国家的”和“非政治的”武装力量。1944年8月，“共和国国民卫队”最终被吸纳进了国家军队。那时，其他独立的武装组织也正在继续发展。法西斯党总书记帕沃利尼当时正与内务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发生个人争端，在他的支持下，一支由自愿者组成的“黑衣旅”正在发展壮大，他们在理论上效仿法西斯在崛起掌权阶段时法西斯小分队的做法。像那时一样，他们现在也通常是代表当地的一种精神，成为支持当地首领的一支力量。他们同样诉诸于暴力行为，甚至可以威胁推翻墨索里尼。最为臭名昭著的半独立的首领是尤尼奥·瓦莱里奥·博尔盖塞王子，他就是所谓的“Ｘ级鱼雷快艇”（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的指挥官，一位海军英雄。博尔盖塞毫不犹豫地提议道，领袖的超凡魅力已被历史埋葬（他大声宣称，加尔尼亚诺人只存在于“民间传说”中），他还在纳粹领导层中寻求保护者，并且想寻求一种独立的外交政策。他于1944年1月被捕，后来在纳粹头领的干预下得以释放。1945年的前几个月，墨索里尼仍感到不安，担心博尔盖塞可能会发动政变，打算通过提升他为实际根本不存在的萨罗海军总参谋长来削弱他的实力（并答应为他众多的通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