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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那样。但希特勒本人则不是这样，他的狂热的反犹太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斯拉夫主义让他再也没有精力去反对意大利了。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元首可不是一个简单而普通的国家主义者，他准备崇拜“不可企及的”墨索里尼，并且很有艺术地称自己喜欢“飞上蓝天”，还喜欢意大利的文化遗产。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热心于在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联系的是希特勒，而且只有他一个人。个人的因素在轴心国的形成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希特勒可能是第一个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和德国能够结成盟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即使像看起来的那样，没有一个领导人真正理解别国的战争）。例如，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中说，地缘政治决定了意大利是反法国的，因此就是德国的一个潜在的盟友。对于塔马罗的怀疑，希特勒撒了个谎，并且坚持声称他的朋友们应当接受这一观点，即“再次征服南蒂罗尔是不可能的”，那些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民族主义者是被犹太人误导而入了迷途。他还说，在所有的事情上，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路线都是正确的：它打击共济会，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跨越国度的打压，并且，不管是多么的“无意识”，但它还是反对“犹太人的三种主要的武器的”。1926年至1927年间，希特勒可能是惟一一个没有对意大利在阿尔托－阿迪杰推行意大利化的政策发出抱怨的德国人，他这样做为的是赢得墨索里尼个人的认可，同时也是为了追求法西斯的行事方法，即“公开的矛盾要公开地解决”。在1928年完成的《希特勒秘著》中，希特勒重申了他希望与意大利结成联盟的主张。事实上，这个工作是以一份声明开始的，为了与意大利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法国，这份声明认为有必要认可法西斯对南蒂罗尔的统治。希特勒还补充说，德意志帝国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即过分重视与垂死的哈普斯堡王室的关系而忽视了更有前途和希望的意大利。他敦促说，尤其是当意大利正在受益于“卓越的政治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领导和指引时，这种形势是多么明显啊！
后来，在二战期间，在一些“席间闲谈”中，希特勒也承认说，在1919年他确定纳粹运动的框架时，他还根本没有听说过法西斯。但是他很快就又补充说：“不要推测说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西斯的黑衫党，很可能就不会有纳粹的褐衫党。1922年法西斯进军罗马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扬·克肖注意到，在法西斯进军罗马之后不久，希特勒的这种态度有了些变化，他当时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元首了。扬·克肖还相信，当时虽然弱小但却很难控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这位领导人的形象是从法西斯党的领袖墨索里尼那里剽窃来的。
希特勒的这种希望与意大利交好的态度最终也引起了意大利专家们的注意。1927年，在德国的右翼势力中，希特勒这种坚持颂扬意大利的态度引起了意大利驻慕尼黑外交官的高度重视。这位外交官向国内汇报说：“希特勒总结说，面对着一个脾气暴躁并且富于侵略性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必须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盟。”因此，希特勒在他的一个好朋友弗劳·贝希施泰因位于柏林的别墅里接见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当时德国魏玛政权正处在不断繁荣和稳定的时期，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政治上看起来正处在低潮中，但这位记者却听希特勒预测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不久之后就将登上国家的政治舞台。希特勒声称，一场新的危机将袭击德国，然后他的时代就将到来。
第3部 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2）
有一点的确是真的，即从1928年起，纳粹就开始成为魏玛政权的选举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竞争者了，而意大利人也在断断续续地关注着此事（但他们更加直接的接触是在奥地利的准军事组织“海姆韦尔党”，他们可以大胆地支持那里的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议会政体主义，目的是指望奥地利的右翼势力有一天也能像德国的右翼势力一样对意大利奉行民族统一的政策）。1929年5月，《意大利人民报》驻维也纳记者拜见了希特勒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记者甚至相信纳粹在反犹太主义政策方面已经有所缓和了。他还预测说，纳粹的政策将只限于剥夺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权利。就他自己而言，希特勒声称他决心“在德国人民中建立一种对于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的赞同之情”。元首认为，意大利人的优越感是被误解的结果，虽然这么说，他对此还是非常警惕，并且趁机把“海姆韦尔党”贬低为“太过庸俗”。希特勒给这位意大利记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向罗马汇报说，“希特勒绝对不像他的敌人把他描述的那样是个小丑。”相反，他的热情和坚定表明“他是一个容易赢得大众的人”。
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在看到这些新闻之后认为，纳粹正在成为德国右翼中最重要的政党。随着1930年9月德国选举的临近，意大利在德国的代理人——主要是当时驻柏林的意大利商会的主席马约尔·朱塞佩·伦泽蒂，他后来作为一个可靠的法西斯在外交部门任职——预测德国右翼将会在选举中有所作为，尽管他们最初还把胡根贝格党、钢盔党和和纳粹区分得不是很清楚。《等级制度》代表着墨索里尼的观点，它报道说纳粹在“希特勒的成功领导下”赢得了107个席位，并称希特勒“从某些方面看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这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正在走向世界”。文章所用的可不仅仅是祝贺的语气，它又补充说，纳粹的崛起对世界有着“完全的警示意义”，因为它表明德国将全面回归强权政治。希特勒这个奥地利裔德国人肯定会吞并奥地利。
法西斯与纳粹的秘密接触增多了，但相对来说还是低层次的接触，得到的信息也比较混杂。希特勒继续奉承他见到的每一个意大利人，在与《意大利人民报》的另外一位记者会面时，他说自己也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而是一种“理论”，因为“它包含的总体概念具有国际价值”。这位记者报道说，希特勒在会谈时竭尽全力地承认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首要地位，但他又补充说：“他周围的人的态度可不是这样。”德国的形势仍然有它复杂而让人困惑的一面。好像是为了强调这件事一样，格兰迪在1931年5月向墨索里尼解释说：“德国总有一天会吞并奥地利。吞并是许多种族的规律，日尔曼种族更是如此。就意大利而言，目前的任务是拖延这个不可避免的进程，而且拖得越久越好。”格兰迪是这样考虑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意大利可以“解决阿尔托－阿迪杰的问题”，并且能够巩固它在多瑙河流域的利益。这样，意大利就能够与版图扩大之后的德国相抗衡了。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充满了骚动和压力，根本等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了。即使是一直优先关注意大利国内事务的墨索里尼也曾经开玩笑似地说：“法西斯政权希望——如果可能的话——能够与所有的国家和平共处，梵蒂冈也包括在内。”此时，他已经无法忽视希特勒了，而柏林现在成了暴风雨聚集的中心。伦泽蒂现在成了墨索里尼和戈林私下的和业余的联系人，这也显示出与纳粹之间的任何交道都具有不一般的特性。伦泽蒂定期地与纳粹的主要头目会面，并且避开了正规的外交渠道而把情况直接报告给墨索里尼。虽然是通过这种非正规的沟通渠道进行接触，但法西斯和纳粹之间的关系的特点却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希特勒仍然强调自己对于墨索里尼的崇拜，以及与意大利结盟的决心。墨索里尼也非常愉悦地接受了这些来自德国领导人的表示敬意的言辞，并且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例如，1931年11月，他警告希特勒不要被可能的伙伴联盟所左右从而偏离他自己奉行的严格的信仰和政策。有很多记载都表明，希特勒很想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地谈一谈，但不知是意大利方面的原因还是德国方面的原因，他们的会谈总是被推迟。1932年10月，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带着令人厌恶的恭维态度承诺说：“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在几十年里都会是朋友，至少在我死之前将会如此。”
意大利的媒体总体上对纳粹的崛起也表示了认可，当然也不是没有批评之辞。佛朗哥·恰兰蒂尼在一份名叫《奥古斯都》的文化和政治月刊上发表文章声称，过去人们常说法西斯主义不是用来出口的，但那些人“没有聪明地理解墨索里尼的思想”。“许多意大利人都坚持只把它的法西斯组织作为一个纪律、意志和权力的榜样，但那是一种幻想，或者说得更差一些，是一种反社会的愿望，也是我们所不赞成的。的确，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布朗豪斯里也有一尊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与真人同样大小的富于灵感的半身塑像，但是看到自己的理念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展，意大利人应当高兴才对，因为法西斯的影响可能继续扩展至“欧洲和世界”。另外一个记者也赞同地说，纳粹进入德国政府也是意大利的胜利，表明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的革命理论，同时也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因此应当对此鼓掌喝彩。
然而，大部分的评论还是带着一些暗藏的担忧。法里纳奇甚至警告说，不能太轻易地得出结论说纳粹和法西斯运动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做是“危险的”，就像以前错误地认可普里莫·德里韦拉在西班牙的统治一样。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法里纳奇这下高兴了，得意地评论说革命可不是那么简单，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