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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遭遇了暂时的挫折，法里纳奇这下高兴了，得意地评论说革命可不是那么简单，并且高兴地推测纳粹将会在最后一个跨栏处摔倒。
可以预见，《意大利生活》上刊登的文章也是非常欢迎反犹太势力在德国的兴起的。然而，纳粹对“犹太问题”的狂热的根源是什么，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意大利大多数的评论家。俗套的说法是，反犹太主义是一个舶来品——很明显，1932年的《意大利百科全书》没有认可德国的种族理论。一些评论家也毫不犹豫地指出，纳粹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的信条本来还是有积极的一面的，但他们的反犹太主义破坏了这些积极的方面。阿斯维罗·格拉韦利是赞同法西斯主义的普遍适用性的一个狂热分子，他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称为“种族宗教的新教徒。我们更愿意相信事实的真相而不是与事实真相不符的假设的现实。”伦泽蒂所持的立场更具普遍性，他在《等级制度》把纳粹的反犹太主义解释为德国历史中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伦泽蒂预测说，一旦掌权，纳粹在种族方面的政策就肯定会变得温和一些，因为他们将会面对许多更为严重的问题。但是，1933年1月刚过，纳粹就开始迫害犹太人了。有可能是接受了伦泽蒂的建议，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说，不能脱离背景孤立片面地看问题，要避免简单的道德说教。墨索里尼英明地推断说，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的。新的外交部副部长是富尔维奥·苏维克，他是一个憎恶德国的的里雅斯特人。因此，他试图限制伦泽蒂与德国的联系，并且想把德意关系严格限制在外交领域内，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墨索里尼的阻挠。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还在私下里给希特勒写信警告说，“过分的”的反犹太主义正在遭到外国的批评，并且也在阻碍纳粹革命的进程。1933年7月，他还带着些偏见对博塔伊说，现在才是德国人真正理解“我们的秩序和我们的理论”的时候，一旦他们有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他们“就可能会确信他们再没有什么好发明的了”。简单地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墨索里尼自己对于新的德国的政策与法西斯媒体就此事发表的评论一样，也是含混不清的。
那么此时，当种族问题正在成为欧洲政治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时，墨索里尼自己对于这一问题又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的确，从他发表的大量演讲和声明中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此外，作为那么多报纸的审查员，他也确实没有禁止《意大利生活》刊登反犹太主义的文章，或者阻止普雷齐奥西发表针对犹太人的长篇累牍的攻击性演讲。他的法西斯政权也不时地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怀疑，并且据说还要求意大利的犹太人要具有“双重忠诚”。同样，他在私下里还抱怨意大利的大学里的犹太学生（还有天主教学生和反对法西斯的学生）的数目太多了。但是，尽管如此，却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墨索里尼在犹太人的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许多方面所持的观点同时也是意大利其他统治精英们的观点。他还多次重申自己对于种族学说理论的怀疑，事实上，他一直坚持认为“经过那么多世纪的长时间的混合过程，种族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了。”的确，当墨索里尼和教皇在1932年2月会面的时候，倒是教皇更为公开地表现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看来，教会在苏联、墨西哥和新的西班牙共和国里遇到的所有的麻烦“都是以反基督教精神的犹太教为基础的”。他又继续说道：“我以前在华沙的时候，就像教皇农西奥在1920年时那样，看到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他们所有的男性和女性政委，全都是犹太人。”如果他的听众引用《意大利生活》中的一些不太相同的观点时，教皇就会立即补充说：“当然，意大利的犹太人是个例外。”
有一点的确是真的，即在耶稣升天节发表演讲时以及在其他许多的场合里，墨索里尼都敦促说，应当把人口统计学作为他的政权的社会政策的一个支点（即使全国的出生率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经常详细地阐述用战争的价值观来对法西斯政权的人民进行教育的必要性。人民只有严谨、健康、诚实和团结，才能为建立一个帝国做好准备。墨索里尼非常喜欢把自己看成是“整体的意大利”的领袖，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意大利人的团结是由身为意大利人的那种意志而不是由暴力的无形影响铸造而成的。墨索里尼永远都不是一个“科学的”种族主义者，也很可能从来都没有理解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在种族问题上的信仰是多么纯粹。造成墨索里尼思想中的这种混乱的原因之一是，有一种认识在他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即相信每一个人与其余的人确实都是有所差别的，而有一些人毫无疑问是“低等的”。不用说，墨索里尼也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绝大部分欧洲人一样，相信欧洲以外的人，尤其是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都是“不文明的”。并且，不管是按照成就或者是按照前景来进行任何的等级排列，这些人无疑都应当排在最底层。
第3部 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3）
当他就更加熟悉的现实世界发表评论时，墨索里尼在种族主义方面的观点与在许多俱乐部酒吧以及听众来电直播节目中重复的观点没有什么两样（他还是电台上的对话节目的一个很好的主持人）。这种类型的种族主义，是先就其本身已经很缺乏的知识做一个假设，然后迅速为一个民族勾勒出一个未经夸大的轮廓。墨索里尼认为，“民主对于斯拉夫人来说，就像是酒精对于黑人那样。”德国民族主义者的“种族狂热”是难以理解的，但由于他们的边境上有数量庞大的“斯拉夫人”，所以他们这么做也是有理由的。1940年5月份，他还对一位来访者说，德国人天生都是“虐待狂”。英国既潮湿又灰暗，英国人也是正统而压抑，并且太过冷漠。美国人贪婪地掠夺，但他们正在变得文明一些，伪善让他们的资本主义的清教徒主义四分五裂。法国人背信弃义，傲慢自大，并且还贪吃。此外，他还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等级的（但是这种等级的秩序总是在不断地变动）：
“与一个法国人（墨索里尼正在与一个法国记者谈话）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意大利人在谈话中就会立即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良好的理解能力；当与一个英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以便能够理解他们和被他们理解；而当与一个德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差异和分歧就进一步加大了，至于说我们与俄国人之间，那简直就是隔着一条深渊。”
与此同时，他也会很轻易地否定这些观点中的负面影响。俄国人也可以变成是勇敢得有些固执；美国人也成了企业家，并且很风趣；而法国人则很有修养。至于犹太人，他们也不像黑人和阿拉伯人那样自然地被认为是野蛮的，他们也是“欧洲人”。他们中的大部分还都是好人，特别是意大利的犹太人。正如墨索里尼在1932年所说的那样，当地的犹太人“总是像意大利的公民一样表现得很好，并且像战士那样勇敢地战斗。”
墨索里尼并不是只喜欢就意大利居民中的犹太人发表评论。在他看来，不变的文化类型在意大利国内更具共同性，而与之相伴的等级制度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宣称将努力使意大利人国民化，并且知道一个意大利人可以相当于“三个外国人”，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谈到热亚那“种族”、皮埃蒙特人（他在与一个皮埃蒙特人交谈时希望他们能够更快地增加自己的人口）、以及罗马涅地区那些他“自己的人”所具有的永恒的美德。他认为，威尼斯人是不得不做威尼斯人的。再往南部，还能发现一些别的种族或者文化群体，但他们的行为可能就不那么值得称赞了。“佛罗伦萨人”天生就喜欢制造麻烦，他们的法西斯主义就喜欢发动叛乱和制造不同意见，也难怪，因为他们是佛罗伦萨人嘛；那不勒斯人软弱无力，缺乏纪律，并且他们这种天生的弱点是没法改变的；1936年，墨索里尼有一天提议要组织一次“进军那不勒斯”，这样他就可以“把吉他、曼陀林、小提琴和民歌手等等全部一扫而光了。”同样，这些观点也都不是墨索里尼原创的——在塞尼塞接替博基尼担任警察总头目之后，齐亚诺在夸大了北方人有关南方人的所有闲话的基础上总结说，新的警察总头目是“一个那不勒斯人，一个奇怪的聪明和无知的混和体；天生的本性决定了他是一个敲诈者；总体上讲，他比较懒散，是一个爱唠叨的话匣子，一个肤浅的人，说起话来手舞足蹈的。”与其他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一样，墨索里尼也相信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居民都是像他这样的意大利人，这一结论很可能就是他的“种族”信条的最主要的部分。只要他继续与纳粹打交道，那么他对种族的理解就是唯意志论的，并且是与别人不同的。这两个概念从根本上就把他以及其他的意大利人与纳粹的种族乌托邦区别开了，这种种族乌托邦是由柏林那些可怕的喜欢把事情简单化的人设计的，并且纳粹认为它是“科学的”。
在与新的德国的外交实践中，意大利也试图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最初的计划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签订一个《四强协约》，在意大利国内也经常被称为《墨索里尼协约》。这个协约最初是由墨索里尼在1933年3月相继向德国、法国和英国提出的，协约最终在7月15日签订。虽然墨索里尼到处推销这一协约以便让欧洲能有10年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由于多个事件的接连发生，这一协约最终也没有获得正式批准。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