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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30日，墨索里尼签发了一份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指示。这份指示在第一段里写得非常清楚：“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在最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它已经从一个外交问题变成了一个需要用武力解决的问题。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这类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武力。”墨索里尼又继续解释说，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把埃塞俄比亚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他的成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意大利等的时间越长，征服埃塞俄比亚时遇到的抵抗就可能会越顽强。“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军事实力能够确保取得胜利时解决这一问题。”墨索里尼继续写道：“一旦选择了战争，我们的目标就是摧毁阿比西尼亚人的武装力量并完全征服埃塞俄比亚。”“要想成就一个帝国，没有其他的途径。”法国对付摩洛哥的阿卜杜勒·克里姆的政策就是我们要走的路，法国“在趁德国人还几乎没有怎么武装的时候就获得了利益”。意大利需要欧洲保持“安静”，相信这种和平状态还能够持续到1937年。意大利与法国的关系当时已经改善，这在那段时期里也扼制了德国对奥地利怀有的野心。意大利必须迅速地建立起军事优势，并且“效仿日本的新做法，即没有必要宣布开战，只要强调我们是在自卫就行。”他又强调说：“如果军事行动进展迅速的话，欧洲没有哪个国家会向我们发难。”不管怎样，意大利已经通过条约与英国和法国就埃塞俄比亚达成了交易，并且强调它的行动不会伤害到这些大国的利益。至于这样做会给国际联盟带来什么样的困境，那就不那么重要了。意大利一直希望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现在，这种漫长的等待结束了。不管这件事反映出了多少意大利在东非的历史，也不管它对今天的国际关系有多大的影响，毕竟墨索里尼自己做主打了“他的”第一场战争。
第4部 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1）
日本的胜利也许是值得大加赞扬的（特别是对德国心存嫉妒的时候）。但是在1941年圣诞节的时候，节日并没有能够给墨索里尼带来欢乐，相反，他的厌世情绪比以前更严重了。从德国传来消息说，瓦尔特·布劳希奇将军突然被解职了，这意味着苏联还没有被“从地图上抹掉”。东线的战事是否证明希特勒是一个“傻瓜”？——尽管齐亚诺声称是一个德国外交官曾这么说过，但他在日记中写下这个词时肯定也很高兴。这些日子很难看到墨索里尼脸上出现笑容，相反，在与齐亚诺见面时，他也时常显露出内心的怨恨和恼怒。之前，他还在猛烈地抨击要求把他的军队进一步政治化的建议（在他看来，这又是一个无聊并且根本没用的建议），现在，他又转而反对起圣诞节来了。他说，他很纳闷德国人为什么没有废除这一节日。这个节日“只是纪念了一个犹太人的降生，而这个犹太人给全世界带来的理论只能让世界变得软弱无力。”他又抱怨说：“耶稣的影响正在意大利泛滥，而教皇的本事也只是让意大利社会变得支离破碎。”墨索里尼夸口说，为了根除这一邪恶的影响，他已经禁止意大利的报纸谈论耶稣的诞生。但是，这么做是徒劳的。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倾诉说，当领袖从“两半球之厅”的窗户望出去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外面街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仍然记得圣诞节并且喜欢它”。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墨索里尼现在即使想做一个“格林奇”都遭到了失败。
也许一些法西斯党的忠诚分子会把他们的庆祝时间推迟到法西斯的主显节（1月6日，耶稣显灵日，或者称“圣诞节的最后一天”，在意大利是传统的互相交换圣诞节礼物的日子。在独裁统治下带有些法西斯的色彩）。当然，墨索里尼也给他的下属、法西斯党和全国上下保留了一份圣诞节的“惊喜”：12月26日，墨索里尼宣布解除塞雷纳的民族法西斯党总书记的职务，继任者是阿尔多·维杜索尼。齐亚诺对此事感到非常吃惊，他写道：
“接任总书记职务的是维杜索尼，他因为在西班牙作战英勇而获得过一枚金质奖章，只有26岁，拥有法律学位。但除了上面这些情况，我对这个人没有更多的了解。很明显，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大胆的试验，让我们祝愿这一次运气会真的与勇气同在。我对这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一天之后，齐亚诺发现这个消息所造成的结果是“全体迷惑”——从地位卑微的高尔夫俱乐部的小球童到赫赫有名的朱塞佩·沃尔皮，后者当时已经是米苏拉塔伯爵，并且同时担任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和意大利－克罗地亚经济委员会两个机构的主席。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在嘲笑墨索里尼的这一选择。即使是在政界里与这位新的政治明星比较熟悉的人也感到迷惑不解。齐亚诺尖刻地回忆说，当维杜索尼指责“党内像老妓女一样的气氛”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总书记在“汗血”。他看起来是一个狂热分子，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许这么说还是好听的，但大多数人看他都是“从领袖脑袋里蹦出来的”，就像是“从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密涅瓦一样”。
一周之后，维杜索尼来到外交部与齐亚诺讨论巴尔干的局势，齐亚诺对这个新一代法西斯化身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一地区不稳定的形势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的东北部边境，游击队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活动也正在扩展。维杜索尼的观点非常直接：意大利应当清除所有的斯洛文尼亚人。身为政治家和资产阶级的齐亚诺则提醒说：“那儿可有100多万斯洛文尼亚人呢。”维杜索尼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像土著兵（意大利从厄里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征来的黑人殖民地士兵）对待他们的敌人那样，把他们消灭就是了。”看起来，这是一个把时代精神融入到轴心国事业中的年轻人（但是，他用黑人士兵来做榜样表明他没有能够深刻领会“科学的种族主义的含义”）。
德费利切认为，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是他最后一次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法西斯党，但是选择维杜索尼看来更像是一种绝望之举。领袖可能也曾对全党说过，年轻人必须有出头之日（他还暗示说维杜索尼其实是28岁，而不是26岁），维杜索尼可以先做他的“徒弟”。墨索里尼还敦促新的总书记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政治事务”上，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和信仰的灌输，而不要放在“警察活动”上，他认为那应当是由“国家”来做的事。他还得出结论说，一场持久的战争也有它的好处，这样它就可以迫使所有的意大利人从精神上深入地挖掘，直到最后在国内和国外都赢得战争。但是，不管是维杜索尼还是墨索里尼，现在都无法掩盖正在崩塌的法西斯主义大厦到处都在发出的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对于墨索里尼更换总书记这件事，老的法西斯精英们想得越多，他们就越觉得墨索里尼轻视了他们。所有这些人先前都认为自己是领袖的特殊的“散发物”，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的至交密友，但是现在却沦落成了没有什么价值的无能之辈。法里纳奇、齐亚诺和博塔伊心中都不服气：维杜索尼这个“白痴病患者”和“低能儿”现在居然突然要成为他们的竞争者或者上级了。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判断居然不幸言中了。有谣言说，这位新的总书记为了显示自己的年轻、男子气概和顺从的精神，每次一进威尼斯宫，都要从领袖的办公室门口一路小跑地跑到他的办公桌前。维杜索尼还会喊一些法西斯口号，但是，作为法西斯“神秘主义”的一个载体，这位新的总书记却进一步证明，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能够彻底改变人们内心的思想，同时也证明要担任一个管理者的职位的确是需要经过一些培训的。1943年2月，警察提交的一份报告把维杜索尼的任期总结为“一场灾难”，特别强调说因为他“缺乏组织能力，致使党的精英进一步流失。”这位评论者进一步抱怨说：“维杜索尼的工作仅限于到医院里去慰问伤员，以及参加足球赛或者拳击比赛。”在任职14个月之后，维杜索尼仍然没有能够与党内的主要人物搞好关系，也没有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那些关键人物仍然在质问，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到底在做些什么？领袖为什么要把这个无名小卒提升到这个有名无实的显赫位置？换句话说，墨索里尼之所以更换总书记并选择维杜索尼，与其说是想把民族法西斯党变成他自己的党，还不如说是想有意疏远与他那些最紧密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1943年4月，当维杜索尼最终离职的时候，墨索里尼自己的衰亡也即将来临了。
1942年1月，当墨索里尼在讲话中把维杜索尼介绍给他的新同事的时候，他就声称：“在我们执政20年之后，两代人都在争夺政府。一代人正在日落西山，而另一代人正如旭日初升。”他又借用在自己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补充说：每一代人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