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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时候，他还虚荣地叫一个修甲师去为他服务。人们注意到，托洛尼亚别墅的看门人和管家都来自罗马涅——一个更注重规矩和礼节的年轻的来访者吃惊地发现，那里的男仆人居然还穿着棕色的鞋子和敞口的衬衫。墨索里尼家里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对于所有的来访者来说，那都不是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地方。齐亚诺曾谈起有一次在托洛尼亚别墅吃饭的经历。领袖对维托里奥说，他将在“5年里”让意大利发生“真正的跳跃”，而拉凯莱这个来自红土地带的“法西斯王后”则勇敢地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少说两句吧。”
在这中间，墨索里尼曾有一段时间感觉不错——期间，博塔伊注意到，当领袖与官员们谈起他过去的辉煌时，他发现领袖的眼睛里居然有泪光——之后，墨索里尼又病倒了。1942年12月，他不得不派他的女婿齐亚诺替他去参加与希特勒安排好的会面。据他的医生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体重减轻了1／4。墨索里尼每天都要通过打针来治疗胃病，他的体重也在继续下降，血压也明显地下降了。然而，他的医疗小组倒是弄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在治疗一种身体的疾病，还是在治疗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墨索里尼的情绪明显非常低落。在1942年到1943年的圣诞节至新年假期这段时间里，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现在，他甚至没有力气再做一次“格林奇”了。1月中旬的时候，一个医生甚至认为他患了癌症并且已经到了晚期，这一诊断后来证明是杞人忧天。1943年，从2月至7月，墨索里尼的病情有所好转，尽管胃部还是经常剧烈地疼痛，但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可以忍受的。失眠症仍然伴随着他。尽管很注意膳食，并且通常以流食为主，但他在饭后还是会呕吐，而体重也在继续上下波动。据说他还贫血体虚，一位来访的匈牙利政治家发现他看上去“病得非常重。他的脑袋谢顶，皮肤白里透黄，说话很快，同时带着些神经紧张的手势和动作。”1943年4月访问德国期间，他又出现了一次健康危机。5月的一个晚上，他住在卡米内特堡里的时候，剧烈的疼痛让他从床上滚到了地板上。连他在一战中受的伤现在也重新发作了。不管怎样，这些危险最终都过去了，墨索里尼又恢复了先前繁重的工作。但是，他却养成了一个习惯。当胃部疼痛的时候，他都会松开裤子用手压在胃部，这成了他日常缓解疼痛的一个方法。在与希特勒的通信中，两人也经常就健康问题交换意见，这两个独裁者，尤其是墨索里尼，在信中坦白地承认了战争给他造成的疲惫。
除了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之外，还有政治上的苦恼。除了公开谈论意大利要进入大西洋之外，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政权从未真正解释过他们的战争目的。直到在希腊受挫之前，他们一直都抱有战争在短期内将会结束的幻想。在希腊的惨败让他们认识到意大利必须依赖德国，要想独自去谋划意大利能够得到的利益看来是不现实的，也是愚蠢的。通过演讲和写文章，墨索里尼也多次想方设法努力解释意大利能够从战争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例如，1941年10月，他就声称，轴心国军队在意志上的优势能够确保“用不了几年，世界将是法西斯的天下。”1942年1月，种族问题是关键问题。战争让意大利各个省份加快了融合，因此，意大利人确信他们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能够造就出“一个纯粹的意大利种族”来。墨索里尼声称，能够“自由地进入海洋”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这一进程，并且促进意大利的团结（同时，它还意味着可以避免“向后转”）。通过避免犯自由党政府过去犯下的错误，并与德国和日本一道前进“至最大限度”，意大利将能够在战争的“测验”中得到一个高分。在这场测验中，一些国家衰落了，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崛起了，意大利必须属于后者。墨索里尼仍然认可最原始的达尔文主义：
“一切事物在源头上就存在着斗争，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对比。有爱和恨、黑和白、白天和黑夜以及善与恶。在这些对比达成平衡之前，斗争将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本性的内心深处，并且将会是它的最终命运。”
但是，一个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问题是，如果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成为历史的输家，那又将如何是好呢？
第4部 日暮穷途第一次落败和无力的复兴（3）
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弱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在所有的人心中扎下根来，这也是墨索里尼一直在猛烈抨击的一个问题。他召集威尼托和阿尔托－阿迪杰地区的党内官员开了一个会（这个地区紧邻“超高效率”的德国），并且在会上很有自知之明地谈到，意大利人必须学会提高效率。他们必须生活得有计划才行。“如果时间定在9点钟，那么我们就必须从9点种开始，而不能等到九点一刻。”他又用让人听起来有些沮丧的话补充说：“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争取成为一个做事认真的民族。”法西斯党必须戒除懒散和拖沓，“我们把宝完全押在年轻人身上，也就是说，押在年轻一代身上。”他对法西斯党艾米利亚地区的书记也说了类似的话：“我们必须让意大利人习惯在语言、声明和事实上的精确性。”他又补充说，“外国人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按时到达，语言表达和承诺也总是模糊不清，模棱两可，还喜欢“向后转”（他再次使用了这个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令人尴尬的词）。
但是，他这些话也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意大利人还是依然如故。1942年5月，墨索里尼还就战争后方的困难向党的领导层提出了警告，说“随处可见无纪律现象、破坏活动和消极的抵抗。”法西斯正在储藏“皮革、饮料和梨罐头（这最后一种食物好像是他无意中说出的他自己常吃的东西）。”在1915年至1918年间——与自由党政府的战争相比，能够再一次感觉到法西斯对战争的准备的不足——意大利人就已经真切地理解了自我牺牲的含义。现在，必须通过“绝对的无情”让他们再次做出牺牲。意大利的商业界尤其应当被谴责，他们又玩起了以前的诡计，从来不知道服从于法西斯革命的大局。然而，面对一个工业家，他又会说他真正指责的是那些“小商人和旅馆经营者”，他们才是没有完全法西斯化的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抨击，但法西斯政权却从来没有提出如何去改进，也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只能证明法西斯虽然已经执政20年，但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从这一点来讲，墨索里尼绝对是一个最擅长否定和反驳的人。在法西斯新闻工作者的一次大会上，墨索里尼把会上讨论的所有内容用几句话进行了总结：“在20年的统治中，法西斯主义已经回答了困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所有问题。”他又补充说，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问题。但是，让意大利人失望的正是法西斯主义。
但是，所有这些长篇大论的演讲在战争带来的诸多困境面前都显得无济于事。一个可怕的问题是欧洲犹太人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犹太人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的消息也传到了罗马。1941年12月，克罗地亚的战争部长斯拉夫科·克瓦泰尔尼克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告诉齐亚诺，在他的统治下，通过让他们再也回不来的一个“移民过程”，犹太人的数量减少了2／3以上。墨索里尼曾声称德国人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政治上对克罗地亚人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意大利的领导对他的说法非常不满，而帕韦利奇在德、意两国之间的挑拨离间也再次证实了墨索里尼一直对这种自称为朋友的人所持有的看法：忘恩负义。他还准备直接批评帕韦利奇的一些做法，比如，他热衷于屠杀塞尔维亚人。墨索里尼指责说，这种做法不仅仅是“野蛮残忍的”，而且是一个“政治错误，一个极大的错误。”然而，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话就很少了。他通常只是用一些他认为元首爱听的话提出建议，认为轴心国在前南斯拉夫的占领军应当采取“极端”的措施来镇压那些对轴心国统治进行反抗的行为。
从苏联和东线战场也开始传来更加糟糕的消息。1942年3月，一个从柏林赶回国内的意大利外交官告诉他的外交部的同事，“德国在波兰和苏联的被占领土上犯下了令人恐怖的罪行。包括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杀害妇女和儿童，强奸，把修女送到妓院里去等等。”五六月份的时候，梵蒂冈也收到了有关的详细的报告，称在轴心国占领区内发生了“最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有“几百万人”被害。但就在同时，帕韦利奇却告诉教皇庇护十二世，在他的奉行天主教的地区，“克罗地亚人民欢迎他的统治，并且那儿的法律完全源自天主教的教义。”教皇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是保持沉默，这已经成了他应付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的方法了，他这种保持沉默的态度也是应当受到责备的。不管怎样，到了1942年夏天和秋天的时候，意大利在南斯拉夫、法国和突尼斯的官员，以及意大利在各地的公民已经开始从德国的暴行下救助犹太人了。他们用迷惑和拖拉的战术来应付德国人，这也是他们的官僚机构一直就有的“武器”，多年的法西斯式的“严格”也没有能够根除这一习惯。
在意大利国内，战争期间有关种族的政策仍然很混乱，反犹太主义的媒体还在继续就这一问题争论着。1942年9月，普雷齐奥西写了一篇典型的偏执狂似的文章，敦促“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声称犹太人对意大利的渗透比以前所认识到的程度要深得多。他还确信，教会中也隐藏了许多犹太人。并且认为应当尽快对意大利的血统进行精确而科学的造册，这样国家和它的革命者才能继续前进。法里纳奇的想法倒是没有这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