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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动政变，打算通过提升他为实际根本不存在的萨罗海军总参谋长来削弱他的实力（并答应为他众多的通奸行为保守秘密）。同样，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记者也并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一致，而是相互争论不休。墨索里尼为长期（非政党）担任警察长官的阿图罗·博基尼之死表示沉痛哀悼，同时也就萨罗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公共秩序和媒体舆论存在的问题作了最为坦诚的评价，他悲痛地低声说道，回到1940年——“如果没有警察长官，想管理这个国家就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意大利人也在忍受着德国以及他们自己人的恐怖活动。1944年3月，一颗由游击队放置的炸弹在罗马墨索里尼曾经住过的宫殿附近爆炸，30多名士兵在此次事件中丧生。为进行报复，就在阿皮亚路附近一个名叫阿迪亚蒂恩的山洞里，德国人包围了335人并将他们全部屠杀（其中包括77名犹太人）。6月，作为对游击队袭击的报复，赫尔曼·戈林师在向托斯卡纳的瓦尔迪基亚那撤退时也屠杀了200多人。9月，位于博洛尼亚外围的马扎博托的家乡同样遭到了相应的报复。在城市里也是如此，德国纵容恐怖策略。他们在米兰的洛雷托广场公开曝尸的行为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抗议，他悲痛地对拉恩说，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士气并损害民心。的里雅斯特和阿尔托－阿迪杰之间的边境领土是意大利在一战中获得的战利品，目前由德国管理，他们承诺说，如果纳粹能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就把它划归德国统治（纳粹党卫军首领奥迪洛·格洛博奇尼克以前残忍地从事着灭绝犹太人的职业，如今把的里雅斯特的未来具体化了）。
在墨索里尼一生中，当然，是自从他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以后，他就已经播下了暴力的种子，现在，他和他的国民开始收获了。大量的法西斯狂热分子有着与德国人一样的杀人意愿（与那些不信法西斯主义并且在等待着这场折磨意大利的灾难赶快结束的人一样多）。萨罗政府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到1944年的时候，食品供给缺乏，通货膨胀无法控制。这个新政府在宣称要实行公正可信的配给计划时，与原来的法西斯政府同样无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却把目光从他周围爆发的灾难上转移开，然后全神贯注地进行自我辩白——在6月到7月间，他在米兰的《晚邮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抱着很大的偏见记述了1943年7月的失败。如果他能够编写这段历史的话，他很可能会美化自己的名声。
然而，到了1944年的年底，墨索里尼的确努力举行了最后一次群众集会。像以往那样，他的演讲技能可以迷惑和感染他的臣民。他告别大湖区的灰暗，又回到了米兰，并且在它的歌剧院里发表了演讲。他谈到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国王和他的总理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对他的背叛，谈论1943年7月到9月的分裂行为对意大利人民产生的影响，并赞扬有着优秀素质的意大利人民还是意识到了与德国和日本盟友并肩作战的必要性。他声称，这场战争还没有输；财阀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协约肯定很快就会破裂。他企图复苏早先的法西斯主义精神，对社会主义化也是认真的，还小心地提到了1927年到1935年法西斯政权的黄金时代。他再次把马志尼称为时代的预言家。新秩序将支持促成一个统一的欧洲，意大利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是意大利人，而因为他们是欧洲人，所以同时也会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而能感觉到自己是欧洲人”。墨索里尼还声称，正是这种混合体将确保他们坚定地抵抗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犹太共济会成员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些也就是他们的“恐怖”的混合敌人。无论过去受到多少挫折，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将会寻找到“第三条路”。
当战争没有开始的时候，墨索里尼和他的听众都可以把自己沉浸在对这些话语及美好时光的回忆当中。但是阴暗很快就再次来到现实中。墨索里尼努力要成为一位不辞辛劳的统治者；在友好人士的眼里，他像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在他的顾问看来，他也是一个“细心、勤奋、专注”的人。同样，他有时也称赞一些优秀官僚的技能和敬业精神，称他们对于任何统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当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他的魔力一下子消失了——1929年至1943年间，他是在罗马威尼斯宫雄伟壮丽的“两半球之厅”里统治意大利，而现在，他却窝在位于加尔尼亚诺的邋遢的办公室里，即便是友好的旁观者也都认为，他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乡村律师或医生。他声明已经厌烦了自己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也厌烦了自己）。他后来荒唐地企图起草新宪法，这也证实了他的职位形同虚设。墨索里尼装作对这样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即一个领袖是否应该最多任职两个7年或是两个5年。假如他在1936年当意大利军队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之时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他还能对自己的名誉抱有什么幻想吗？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4）
他已经意识到，现在该是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了。他仍然偶尔接受一些采访，有一次还热情地谈论起新闻这一职业，回忆说“办一份报纸就像是做了一回母亲一样”。他有时也探讨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他一直更喜欢猫而不是狗，可能是因为想到了希特勒，还想到自己“当狗的几年”。墨索里尼承认他犯过错误，但那都是逻辑推理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出于他本能的判断。如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囚徒，命运的一个玩偶。但是，他并不害怕死亡，当死亡到来的时候，他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他很少或者根本不信仰法西斯主义的信条，但是却相信意大利人民的善良，在与外国记者交谈时他也坚持这么说。反过来，当他与一个意大利人谈话的时候，他却驱使意大利人仍然要把法西斯主义当作20世纪的理念，告诉他们历史最终将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现在认为，自己参加战争是为了遏制德国，并且他早就知道美国注定将成为世界强国。有时他也声称，在内心深处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惟一一个把社会主义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并创造了社团主义国家的人。他再次努力否认自己对1924年的社会党代表人物贾科莫·马泰奥蒂被害事件负有责任。“能击倒一头牛的溃疡病”困扰着他的工作，但是对他来说最惨的还是失去了弟弟阿纳尔多，“他是那种传统的意大利人，廉洁、聪明、安静、富有同情心”，他的光辉鞭策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的职业生涯里，能让他尊敬的人很少。毕竟，利己主义是“至高无尚的法则”。人类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他们一边谈论着精神和灵魂，一边却在相互争夺、残杀和欺骗。
要不是有这场他应当负相当大责任的战争，欧洲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也不会经历恐怖和屠杀，而他也将以最为平凡的方式了却一生。4月15日，墨索里尼在与一位昔日的仰慕者谈话时用了一个可以想见的最不恰当的比喻：“我命中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个时刻就要到了。”第二天，墨索里尼在政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他要到米兰去，但不会在那里待太长时间，然后将到帕沃利尼和他的“黑衣旅”的集合地瓦尔泰利纳去。他又不是很明确地补充说，他将最后一次“走向人民”。4月18日，在事先没有和纳粹盟友商量的情况下，他最后一次去了米兰（如果算上他在死后尸体被送到米兰那一次，这可能是他倒数第二次到米兰），这让纳粹盟友非常气恼。在米兰，他也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于是便住在了当地官员的府邸里，好像他的政府在那里还继续存在一样。当时，失眠正在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神经紧张，对周围的事物无动于衷，寝食难安，而这种情况在以前也曾经出现过。即便这样，他仍然机械地说，战争就是一场“伟大的戏剧”，这场戏剧可能不止有五幕，而是六幕、七幕或者八幕，而他早已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已经全盘皆输了。正是带着这种心理，他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沦落成了一个“政治梦游者”。
自从1943年9月起他就多次谈到，如果战争对纳粹和法西斯不利，他的政权将英勇奋战到底。但是，1945年2月，他却在考虑，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民族在一战中得到的奖赏并为其带来了荣誉，现在又是意大利在斯拉夫（和德国人）的海（指亚得里亚海）岸的最后大本营，那么他是否应该在这里抵抗到最后一刻呢？但是，纳粹德国却认为的里雅斯特已经算是归还德国，因此禁止他这样做。于是，他最终选择了瓦尔泰利纳这个地方。它是和瑞士（墨索里尼年轻时曾到过瑞士两次）接壤的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一个山谷，尽管那个地方在意大利民族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它距离米兰的距离非常近。正如墨索里尼向格拉齐亚尼所讲的那样，“法西斯主义必须死得英勇”——这话格拉齐亚尼肯定是爱听的。
实际上，在瓦尔泰利纳，墨索里尼仍然没有认真筹划过军事策略，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死得多么伟大。正如斯潘帕纳托评论的那样：“大家在谈论抵抗，但是我不清楚怎样抵抗，在哪儿抵抗。”墨索里尼也并没有制止这种混乱。相反，4月24日，他略显轻松地承认：“没有命令；我不能再下达命令了。”他又说，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每个人都有只能充当观众的时刻，朋友们一定要集中记住他们做过了什么，而不要抱怨将要发生的事情。听到这里，斯潘帕纳托弯下身来吻了一下领袖的手——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如此庄重虔诚的时刻转瞬即逝了。有一次，墨索里尼没有放过责备他人的机会。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德国人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