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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转。没有证据表明他患了癌症，他的心脏和动脉的功能也都正常，但是血压相当低。一个神经科专家也为墨索里尼做了检查，也没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此外，医生们也没有发现他有患梅毒的迹象，问起他来，墨索里尼也坚决否认他曾受过这种病的折磨。
但是，回到意大利以后，墨索里尼仍然经受着病痛、压抑和失眠的折磨。1943年10月，办公室里新来的秘书在第一次见到墨索里尼时就注意到，他坐在那里，并且裤腰带是松开的。在谈话中间，他还把手伸下去按住腹部以缓解疼痛。察哈里埃现在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意大利，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的身心状况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发现墨索里尼意志消沉地坐在会议室里，穿着一件衬衫和一件脏乎乎的晨衣。墨索里尼咕哝着向他打招呼：“唉，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然后，他的病人又继续向他讲述他患溃疡已经有“20年”了，但是病情是从“1940年”以后才开始严重的。“饭后两三个小时里，以及晚上，他都会经受腹痛的折磨，就好像有人在使尽全力猛击他的腹部一样。”他无法入睡，后来逐渐变得一到晚上就有些害怕。他常常便秘，只有靠吃强效的泻药。他吃得很少，在这位德国医生看来，他的饭量当然是不足以支撑他繁重的工作的。总之，他的身体“已经严重受损，已经站在坟墓的边上了。”——墨索里尼在描述这个世界和人类时总是没有什么好脾气，这也许真的是由于他的消化道不畅造成的。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医生们为他制定了一个养生食谱，包括茶、干面包、一点水果罐头和牛奶。近来他每天还要喝两升开水。但是，这种膳食却让他的便秘更严重了。察哈里埃更多地接受了莫雷尔的治疗方法，让墨索里尼服用多种维生素（尽管他在战后所写的回忆录中否认全盘接受了莫雷尔的治疗方法）。根据察哈里埃的记述，服用维生素并且把牛奶从墨索里尼的膳食中取消确实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的确，按照察哈里埃的说法，墨索里尼在1944年初的时候情况已经大有改善，能够吃一些禽肉或是鱼肉了，同时也减少了原来常吃的熟制水果。不管是服用还是注射，墨索里尼仍然坚持使用大剂量的维生素Ｂ和Ｃ。他的体重增加了，气色也有所改善，还开始骑自行车，并且每天早上能够打上一个半小时的网球。察哈里埃回忆说，当他指出墨索里尼讲德语时所犯的错误时，墨索里尼很谦恭地向他表示感谢——当外语老师曾经有可能满足墨索里尼的野心，现在他还可能成为那时的墨索里尼吗？但是，他还是很容易疲劳，也容易患上感冒。这种较好的健康状况保持到了1945年2月份，然后又开始恶化了。他体重减轻，胃痛，情绪低落甚至接近于冷漠，最终“神经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真的崩溃了。”最初见到墨索里尼的时候，察哈里埃就推测，这位独裁者的健康状况是如此差，肯定会对他做决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从1940年就开始了。看起来，墨索里尼在1945年的时候又重新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墨索里尼的身体有所恢复的时候，他的家人却感到有些不适应。官员们忙忙碌碌地保证费尔特里内利别墅里有充足的咖啡供应，3大马车书籍被运到了那里，还运来了许多袋红土以便整修网球场，连过去的修甲师也重新开始为他威严的客户服务了。但是，墨索里尼家里的气氛却变得日渐不和谐。拉凯莱对那些在7月份“背叛”了他丈夫的人极为痛恨，并且把最强烈的敌意发泄到了她的女婿齐亚诺这个爱打高尔夫球的雅皮士身上。年轻的罗马诺也带来不少麻烦，他后来成了一个爵士乐钢琴手，也许是为了逃避学习上的失败——他的老师们在1942年建议立即对他进行治疗，以克服他注意力不能较长时间集中的毛病——虽然他的德国房东明显地不堪忍受，但他还是坚持演奏他的爵士乐。更糟糕的是，当墨索里尼声称他能够读懂尼采原著中引用的希腊语时，罗马诺竟然公然说他父亲是在胡说八道。即使是在家里，也少不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或大或小的谎言。即使墨索里尼一家曾住在阴暗的房子里，墨索里尼对他的政治上的同事也没有更多的仁慈。1943年10月，他对一个人说，这些同事都是“卑鄙的虫子”，是“身体已经长大的动物”。好像是出于本能一样，他现在又开始从事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管理工作了。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他的“听众”上，每天，他都要在15到30分钟内接见20个人。绝大多数的谈话都带有虚幻的色彩，很少能够提起墨索里尼的精神，或者是驱散他的悲观厌世的思想。
因此，当发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是一个充满矛盾和腐败无能、同时又愿意容忍并施行最野蛮的暴力活动的组织时，我们就不应当感到吃惊了。原先那些“好听的陈词滥调”变得毫无意义，法西斯意大利也变成了实行“最后的解决方案”的罪犯。大约有7500名犹太人被集中并被派到了东线战场，最后只有610人活了下来，这些事主要是由意大利人干的。11月份，那些支持新政府的人在维罗纳开了个会并且拟定了一个宣言，无情而又有些混乱地声称：“属于犹太种族的人都是外国人。在这次战争中，他们都属于敌国的人。”同时，该政权又以内务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圭迪的名义颁布了一部法令，命令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关进集中营，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
墨索里尼并没有在新政府中兼任内务部长的职务，这表明他的神化和权力在新政权中都比较脆弱，也同样没有能够清楚地描述出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像法里纳奇这样真正的法西斯信仰者（也是自私自利者）当时在大声地疾呼，要求法西斯党像1919年时那样摆脱国家管理的束缚，并且以纳粹德国为榜样。面对这样的冲突，墨索里尼在言辞上又一次采取了逃避的态度，说是“人的因素”让他在过去遭遇了失败，而法西斯主义理论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它需要的只是进一步进行精炼和纯化（墨索里尼教授在思考，如果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在历史上得到的分数会不会比作为一个军阀和独裁者更高？）。当时有很多要求“扩大和完善”“社会化”的言论，墨索里尼过去曾嘲笑过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它却非常适合于平民主义的倾向，能够把民众重新聚集在他的领导之下。
确有一些意大利人被吸引到了新的政权下，有一部分是有些爱国精神并对9月8日的事件感到义愤填膺的人，也有些是喜欢冒险的年轻人，或者是不怀好意要在欧洲推行法西斯的人（有时候，所有这些动机都可以通过对领袖的热爱表达出来）。相反，也有一些意大利人已经准备好上山参加武装抵抗法西斯的运动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并没有选择两种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阻止战争带来的全面灾难侵入到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发生在1943年的事情作为前车之鉴：“在这里，没有人相信任何东西。”在新的世纪里，在意大利人的思想中仍然能够寻找到这种观点的足迹。
对于墨索里尼来说，最大的困境却是更简单的问题，即面对寻找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时遭遇的重大失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尊心；以及如何使意大利民众国民化并毫不含糊地把意大利提升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他的权力历程并没有给他留下能够操控局势的感觉，也没有留给他退却的可能。现在，不管是他还是其他任何意大利人都不可能指望再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了。墨索里尼带着对希特勒的嫉妒的崇拜对他的同事说，元首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的神秘的领导人。德国人在进行多么大的冒险啊！”同时，他也在抱怨意大利人的作战能力。法里纳奇这个粗人一直还是墨索里尼比较喜欢的同事，但在9月份，他试图让德国人支持自己来领导新的意大利。然而，他发现眼光挑剔的希特勒根本不喜欢他。法里纳奇作为墨索里尼面前一个直言善谏者的日子结束了，墨索里尼挖苦他是一个“土皇帝”。在加尔尼亚诺安顿下来以后，墨索里尼就找到了一个代替他的人。这个人名叫尼古拉·邦巴奇，与墨索里尼一样，他也是一个背叛社会主义的“老鼠”，但是时间要比墨索里尼晚一些。虽然背叛了社会主义，但他一直没有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两个经常谈话，墨索里尼也许可以从中使自己相信，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被资产阶级收买然后又出卖。
在最后的10年里，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最直接代表就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法西斯政权经历的成功与艰难之中，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构成了一对不太稳定的搭档。虽然表面上有些分歧，但他们还是努力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同事。但是现在，齐亚诺是近在咫尺的“七月的叛徒”，遭到了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的憎恨，特别是重新组成的共和法西斯党的总书记帕沃利尼的憎恨。因为在7月份之前两人的背景和态度是那么的相似，所以帕沃利尼更加坚决地要处死他的老朋友。拉凯莱也要求处死她的女婿，但墨索里尼倒是不太坚决地躲避着这些批评。10月份，墨索里尼对他的总书记说，齐亚诺其实不比任何人更好，也不比任何人更坏。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说，齐亚诺这位前外交部长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别人不能去谴责他们的领袖自己。他坦承，齐亚诺的缺点和过失也是他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实际上，对于齐亚诺和法里纳奇的出于有意或者由于疏忽而犯下的每项罪过，墨索里尼也都有份。他鼓吹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摧毁私有制以及依附于它的家族和等级制度。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天主教徒；他既是一个罗马涅人、意大利人，又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他既是一个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