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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庄重虔诚的时刻转瞬即逝了。有一次，墨索里尼没有放过责备他人的机会。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德国人背叛了他，而且他们以前已经多次干过这种事。言外之意是，他已经不需要纳粹－法西斯联盟和战争了。或者，也许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民都有责任？所有的人都欺骗了他。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在试图与反法西斯抵抗力量取得联系，尤其是准备和社会党代表进行谈判，而在一战前，他也曾是社会党的一员。他还想做最后一次交易，想在与对手的讨价还价中占到一些便宜，但这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4月25日下午3点，在米兰红衣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的宫殿里安排召开了一次会议。舒斯特是一个爱国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是在天主教势力中认可墨索里尼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他的童子军组织，他提倡要为其提供“健康的、基督教和意大利式的教育”。他争辩说，进军罗马让国家避免落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手中，并为1929年教会和国家之间签订《拉特兰条约》铺平了道路。他称赞法西斯主义的帝国战争“为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向天主教信仰和罗马文明敞开大门的机会”。到1937年的时候，舒斯特还对宣扬法西斯神秘主义的山德罗·墨索里尼学校的成立进行称赞，而这所学校是以信奉天主教的伟大的阿纳尔多的名字来命名的。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政权公然推崇种族主义之时，舒斯特才开始怀疑法西斯主义是否并不比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上的其他意识形态更加优越。墨索里尼按时到达了主教的宫殿，然而，抵抗力量的首领们却迟到了。红衣主教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闲谈。
关于墨索里尼与罗马天主教会成员的最后交往，舒斯特给后人留下了生动详实的记述。他回忆说，在欢迎领袖时，自己对他为挽救意大利于灭亡之中所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为了使意大利不再继续遭受最后的劫难而愿意到国外的监狱里抵罪”的想法表示感谢。但实际上，他的这些话可能加深了墨索里尼的悲哀。舒斯特继续说道，教会永远不会忘记领袖为《拉特兰条约》付出的努力。他还认为墨索里尼受到自己的法西斯党的领导层如此恶劣的对待的确令人遗憾（红衣主教是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罗伯托·法里纳奇的旧敌，1931年曾就罗伯托·法里纳奇的不忠警告过阿纳尔多）。经过起初这番随意的评论之后，红衣主教注意到他的这位来客有些沮丧，话很少。于是这位仁慈的传教士送给墨索里尼一小杯葡萄干露酒和一块甜点。谈话依旧很不和谐地进行着。舒斯特又问墨索里尼是否读过他的新作《圣贝尼迪克特》，墨索里尼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没有看过这本很有价值的作品。于是舒斯特十分关切地强调说，他所写的正是领袖的真实写照，坚持认为这本书将有助于领袖理解他所说的“您经受的考验正是在永远公正仁慈的上帝面前的赎罪”。墨索里尼又一次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紧紧握住了红衣主教的双手，而在舒斯特看来，这是领袖在表达感激之情。
《圣本尼迪克特》这一话题使得谈话转移到蒙泰卡西诺的悲惨命运，以及圣人和伦巴第国王托蒂拉相遇的修道院上来。他们二人都清楚，著名的本尼迪克特纪念碑是于1944年时被入侵的英美联军毁掉的（提到联军的轰炸，舒斯特始终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由于对他人的罪恶达成共识，两个人因此而显得兴奋了一些。更明显的是，为了探求对墨索里尼的不朽灵魂进行拯救的方法，舒斯特甚至声称，一位牧师在蓬扎岛找到了某种能“复活”墨索里尼宗教感觉的方法。墨索里尼曾于1943年8月在那座岛上经历了短暂的监禁。对于红衣主教在谈话中转换话题的速度之快以及所流露出的探测内心想法的意图，墨索里尼仍是感觉不自在，谨慎地回答说，他对于放在自己面前的《救世主传记》的思索“达到了某个程度”。舒斯特没有就此追问得太深，但是他又一次意味深长地提起了独裁者衰败的故事，也就是拿破仑在圣海伦娜遇见上帝的故事。
为了逃脱主教对其精神状态的不断探究，以及对即将成为战犯并被流放的令人恐怖的设想，墨索里尼声称，明天他要解散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并将带着3000人退到瓦尔泰利纳背水一战，然后他会投降。舒斯特打断了墨索里尼的话，精明地告诉他只有300人会跟他走，墨索里尼悲哀地承认这种估计可能是正确的。舒斯特意识到这对于墨索里尼不断减少的自信来说又是一次打击，于是便把讨论转回到宗教事务上来。他向他的客人询问宗教仪式方面的问题，然后又说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掌管意大利教会命运的人却不是很清楚基本的宗教仪式细节。当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在二人之间又一次引起了尴尬时，舒斯特发现更为安全的做法就是陈述他自己对于东正教的观点，即东正教永远都不应该和“真正的基督教会”天主教相混淆。
在谈话的开始，两位老人很有可能就斯拉夫人和共产主义者的罪恶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最终谈话却被抵抗派谈判者们的到来打断了。对于他们的到来，舒斯特谨慎地保持着沉默，但是却听到墨索里尼说他只相信古代史，因为现代版本都被“激情”歪曲得很厉害。他还记得领袖抱怨“德国人总是把我们像奴隶一样对待，最终还是背叛了我们。”当会谈结束墨索里尼准备离开时，红衣主教没有忘记把那本《救世主传记》再次递给领袖，以免他在匆忙混乱之际疏忽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不管墨索里尼对红衣主教打算捕获并拯救其灵魂的意图有何看法，他现在又改变了方向。他向几乎没有和他进行过谈判的反法西斯发言人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德国的罪行。有消息传来，德国党卫军的将军卡尔·沃尔夫已于下午5时同意结束对盟军的抵抗。由于情况紧迫，讨论被迫终止，墨索里尼向抵抗派代表承诺说，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他们进一步的消息。然而，一回到住处，他却准备立即带着亲信随从逃往靠近瑞士边境的科莫。他的做法可以和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与巴多利奥相比了。1943年9月8日，国王和巴多利奥把罗马和意大利人民丢弃给了入侵的纳粹分子和那些选择跟随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自己逃命去了。
第1部 躁动青春复仇与贝尼托·墨索里尼（5）
在科莫的36个小时之内，千疮百孔的萨罗共和国政权化为了乌有。在最后的危难时刻，墨索里尼和他的谋士无法决定是该前往瓦尔泰利纳还是该寻求瑞士的怜悯和援助。4月27日破晓前，他们继续向着科莫湖西岸前进，但是既没有朝着法西斯自吹自擂的防御工事进发，也没有向着边境前进。拉凯莱和年幼的孩子被遗弃在了科莫。墨索里尼给妻子写了一封很凄楚的信，恳求她“能原谅我对你做的那些没良心的错事。你知道，你始终都是我惟一真正爱着的女人。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我在上帝和我们的布鲁诺面前向你发誓。”
抛开对拉凯莱不朽的爱情告白，在护送墨索里尼一起走的人之中有佩塔奇和她那个饭桶哥哥马尔切洛（他们化装成西班牙领事夫妇）。包括帕沃利尼在内的许多其他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也跟着他们离开了科莫。还有尼古拉·邦巴奇这个忠诚的伙伴始终和墨索里尼待在一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10年，那时邦巴奇是切塞纳（弗利铁路沿线附近罗马涅的一座市镇）的一名社会党记者，墨索里尼当时在那里工作。邦巴奇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1月，他加入了刚刚诞生的意大利共产党。但是后来，他逐渐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妥协，赞成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同时也享受着国家的新闻津贴。1943年9月以后，他成了墨索里尼的随从之一，时常出现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由于坚持主张新法西斯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化形式，他成为了公众人物。在这个危难时刻，他几乎成了墨索里尼的朋友，而这位领袖曾始终坚持他不需要、也不能需要友谊。邦巴奇在墨索里尼身边待到最后一刻的事实暗示着，墨索里尼来自于社会冲突和罗马涅仇恨的根源并没有被彻底斩断。
然而，这支护送队伍还存在着另一层含义，仅仅用1945之后的怀旧情绪是不太容易解释清楚的。除了法西斯的车队以外，还有撤退下来的纳粹士兵前来增援，这些士兵塞满了两辆装甲车，德国空军中尉沙尔迈尔带领着他们，希望从某条小路穿过到达德国的领土。为了更好地隐瞒身份，墨索里尼决定独自和这些曾经的盟友一起走。他穿上他们的大衣，戴着德国头盔隐藏起众所周知的面貌特征，躲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裹上一条毯子抵御着初春的寒意。在科莫湖和瑞士之间的乡村地区，游击队十分活跃。4月26日傍晚，大雨如注，第52加里波第旅堵住了位于栋戈南侧湖边的道路。在庞塞特，湖泊周围山峰险峻，游击队在路中间横放了一棵巨大的树干，还有岩石和碎石块，等待着看谁想从此经过。18个月以前，当墨索里尼首次在加尔尼亚诺确立自己的地位时，他曾有些懊恼地说道：“湖泊是处于河流和海洋之间的妥协状态，我不喜欢妥协。”他的预见是对的，他命中注定要死在科莫湖畔。
第二天早晨6时30分，有消息在游击队中传开，一队敌军正朝这里行进。经过短暂的交火，一颗飞散的纳粹军队的子弹打死了一个正在道路上方加工大理石的无辜工人，德国要求谈判。沙尔迈尔起初打算强硬一些，但是游击队派来了增援部队。游击队还注意到，邦巴奇、戈弗雷多·科波拉、梅扎索马和鲁杰罗·罗马诺虽然都声称得到墨索地区牧师的庇护，但他们的庇护是无效的。刚过晌午，当沙尔迈尔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