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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诺虽然都声称得到墨索地区牧师的庇护，但他们的庇护是无效的。刚过晌午，当沙尔迈尔接受了意大利人必须投降的条件后，游击队认出了那个狂热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副总理弗朗切斯科·巴拉科，于是怀疑其他法西斯分子也混藏在这支队伍里。
下午3时，游击队允许这队人开始缓慢地前进并从这里通过，但是每个人必须出示自己的证件。正在这时，一个名叫朱塞佩·内格里的游击队员叫他们的头领乌尔巴诺·拉扎罗过来，极其自然地用当地方言（这对于法西斯民族的大同理想是一个莫大的嘲笑）说道：“我们抓到了一个大头儿！”他先把拉扎罗怀疑的注意力引到蜷在卡车后面黑暗中的一个身影，德军坚持说那个人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因为喝醉了躺在那儿。但是当拉扎罗扯掉了那个人身上的毯子，他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了。他用法西斯式的称呼喊道：“同志！”那人没有理睬他，他又喊到：“阁下！”那人还是没有吭声，于是他喊道：“贝尼托·墨索里尼骑士！”听到这最后一个称呼，那人才有了反应。拉扎罗摘掉了那个人的头盔，领袖果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好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我看得出他已精疲力竭，但不是恐惧”，拉扎罗后来回忆道，“墨索里尼似乎彻底丧失了意志，在精神上他已经死了。”他一直拿着一把机关枪和一支手枪，却没有要用它们的意思。在解除武装后，他被正式逮捕了，并被带到栋戈的市政厅。接下来的那个晚上，也是他的最后一个晚上，墨索里尼是在栋戈的兵营中度过的。在他的生命中，复仇之神的最后一次到访，实际上要比这位能力超凡的领袖所预言的那种富有戏剧色彩的形式平凡得多。
其他人也被带到了栋戈：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佩塔奇兄妹俩已经无法要求外交豁免。帕沃利尼企图逃跑，但是被子弹击中，由于害怕立即毙命，他还是被拖了回来。那天傍晚，在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桑德罗·佩尔蒂尼，最终成为1978年至1985年间意大利共和国的总统，在广播里宣布了领袖已被抓获的消息。佩尔蒂尼没有隐藏自己的观点，他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上对他的同志们说，应该“像对待一条疯狗”那样把墨索里尼打死。
墨索里尼生命中的最后24个小时笼罩着毫无意义的争议。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关于一个文件皮包的命运，墨索里尼被第52加里波第旅拦截的时候随身带着这个包（似乎没人问过那里面是否包括一本已被翻阅过的舒斯特写的《圣本尼迪克特》）。显然，墨索里尼到最后一刻仍很珍惜这个公文包，它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东西，存在着很多说法。其中有墨索里尼对1943年7月25日那次政变中逮捕他的人所提出的诉讼材料以及他们的反诉讼材料，墨索里尼显然直到最后还很珍视这些东西。还有人声称文件里包括一些丘吉尔和其他一些人与法西斯达成妥协的信件，而这些人在战后是不想与法西斯有任何关系的。除了对那些热衷于阴谋推理的人而言之外，不管有没有证据，这样的揣测的确毫无意义。另外，还有一些人就4月27日到28日所发生的事件的确切时间和性质展开了争论。官方的记录是，墨索里尼和佩塔奇于4月28日下午16时10分在“5月24日之路”附近被枪决（这是一个地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名字是以意大利在1915年决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天命名的），它就在圣吉利诺迪梅泽格拉村庄的外面。那天早晨，这对情侣在附近的一间游击队用过的农舍中团聚了。随后，一些共产党人带着从米兰那里下达的命令来到这里，要对墨索里尼进行即席判决。起初，墨索里尼还以为行刑班头领瓦尔特·奥迪西奥是来释放他和佩塔奇的。佩塔奇费力地钻进奥迪西奥简陋的菲亚特1100汽车里，她那双黑色羊皮高跟鞋很是碍事。但是，当墨索里尼被放到贝尔蒙特别墅门前，也就是行刑地点时，他“温顺地服从命令，就像一只羊羔一样”。子弹第一次没有打中目标，据奥迪西奥说，墨索里尼当时因恐惧而发抖，“在死亡面前表现出动物本能的害怕”。最终，墨索里尼倒下了，被打成了筛子。
对两个人的死有好几种版本的说法。有些人说其实这两个人早就被枪毙了，可能是午前在其他地方行刑的。当在梅泽格拉的刑场行刑时，他们早已是尸体了。新法西斯政治家及记者乔治·皮萨诺坚持强调这两个人不是一起死的，共产党和他们的游击队朋友密谋把真实情况神秘化，他认为这是典型的邪恶的共产主义方式。更为浪漫的说法是，墨索里尼跃起打算保护佩塔奇，遭到看守她的人的殴打，在随后混乱的挣扎中被射死，这样一来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刻就成了一名英勇无畏的骑士。在这个版本中，佩塔奇是后来被打死的，虽然并非有意，但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这种说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直接证据，最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完全有理由希望墨索里尼死得英勇些。
值得强调的事实是，墨索里尼的死在当时并不是惟一困扰意大利的事情。游击队刚刚在栋戈射死了在庞塞特或周围地区捕获的那群人中的15个人，包括帕沃利尼、邦巴奇和泽尔比诺（意大利共和国最后一任内务部长）。当尸体被运到米兰公开展览示众时，又有8名法西斯党的尸体被运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阿基列·斯塔拉切，他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担任着法西斯党的书记。在20年暴政及5年世界大战期间，根据不太精确的统计数据，死亡人数估计接近1．2万人。而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欣然加入的战争本身就吞噬了40多万意大利人的生命，这其中还未包括那些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帝国战争以及西班牙内战期间被意大利人杀害和致残的人数。众所周知的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些事件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背景，而一些可怕的词语，如“奥斯维辛”和1945年8月后的“广岛”，可以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它们提醒人们，人类曾经差一点跌入无底的深渊。
了解这些之后，作为历史学家，我不会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死感到遗憾，也不打算为他的死增添一些光环（或是夸大他的独特性）。所有证据都表明，在这位独裁者的生命被那些子弹结束以前，他在心理、精神和政治上就已经死亡了。然而，一个恐怖的场景的确值得思索。不管是在梅泽格拉，在米兰还是在本书后文叙述的事件中，墨索里尼的结局都是很“正常”和很“传统”的。落败的独裁者逃到他人知道的地方，像一只老鼠一样被他的臣民逮住，臣民因他的罪行和无能又把他杀掉以示报复。这和希特勒的命运截然不同，后者在藏在柏林城下面的弹药库里自杀了，远离市民遭受的深重灾难以及征服者们经历的无限艰辛。墨索里尼的死也不同于斯大林，斯大林是在他的别墅里因中风与世长辞的，而对于他的人民和追随者来说，连他的别墅都是一个可怕的所在，这些人后来紧张地围在他床边，努力地下决心去察看他们的上司是否真的死了，并且不知道哪种选择更加安全：是应当尽早承认还是应当晚一些承认他的去世。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夹杂着对走向毁灭的现代性的恐惧（同样，他们即将拥有的历史身份也是如此，不管是伟人或是邪恶的人）。
但墨索里尼的死却并非如此。法西斯主义残害了太多的生命。在法西斯崛起并掌权的过程中，其倒行逆施的国内政策，其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不义之举，其插手西班牙内战多管闲事，以及后来对于其自身来说有些特殊的二战，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早已把至少100万人送进了坟墓，或许更多。这是一份残酷的记录，而这本传记的意图也是自觉地反法西斯的。毫无疑问，我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做出的蠢事以及酿成的悲剧贯穿着20世纪的历史，而墨索里尼在其中的位置却相当平凡，只不过是那些使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痕累累的暴君杀手中的最不起眼的一个。尽管用历史编纂学晦涩的行话来说，也能够通过“结构主义”而不是“意向主义”来有效地对希特勒等人进行剖析，但是墨索里尼却更明显地反射出了他的民族、阶级和性别的特性。很可能的一点是，希特勒等人的自由意志也像墨索里尼的一样，时常受到他们所支配的社会的束缚、限制甚至拘禁。但是我的任务是为这位领袖写一本传记，而并非记述他在当代历史上声名狼藉的独裁统治。因此，我必须把故事从头讲起，从意大利一个婴儿的出生讲起，看看这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男孩儿是如何地不同寻常。
第1部 躁动青春墨索里尼家族和少年时的贝尼托（1）
1883年7月29日是一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和罗莎·玛尔托尼夫妇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喜事：他们的儿子降生了。附近有一个小的行政中心普雷达皮奥，它位于罗马涅亚平宁山脉的山麓上，居高临下地扼守着一条从省首府弗利通往托斯卡纳的小路。墨索里尼夫妇所居住的小村庄名叫多维亚，村庄的房屋就散落在普雷达皮奥这个小行政中心的下方。7月底正是意大利北部夏季最热的时候，当地的农民无疑正在关注着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的收成情况。而就在这个婴儿降生的那一刻，一个雷电击中了哈普斯堡皇室位于维也纳的美泉宫上的双头鹰标志并把它掀翻到了地上。一个匈牙利的狂热分子后来断言，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这个婴儿的降生以及他日后对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7月30日，这个婴儿在当地的罗马式的教堂——圣卡西亚诺教堂里接受了洗礼，并被取名为贝尼托·阿米卡尔·安德烈亚·墨索里尼。今天，游客还可以找到这个教堂（大部分是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