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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隽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对张维先生影响极大的普兰特尔教授（LudwigPrandtl；1875～1953）是现代流体力学尤其是空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有一段关于这位老先生的记述，说在英国空军用“气爆弹”轰炸格丁根的第二天早上，人们见到普兰特尔正查看爆炸的气浪是怎样摧毁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还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实验室里是无论如何装配不起来的。”季先生的反应是：“我陡然一惊，立刻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是“Göttingen Geist”（叶隽先生译为“格丁根思想”，其实这里“Geist”是“精神”的意思），这就是“格丁根精神”。
张维先生也许如叶文所说，只见过普兰特尔几面，但无疑很了解这位教授，因为张先生是在格丁根结婚的，而夫人陆士嘉的导师（德语叫“DoctorVater”）便是普兰特尔。算起来，陆士嘉先生还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Theodorevon Karman，1881～1963）的“师妹”。卡门是匈牙利人，1906年获得匈牙利科学院的奖学金后来到格丁根，1908年获得博士学位。作为普兰特尔的助手，他在这里参加了第一个风洞的筹建和“齐柏林飞艇”（Zeppelin）的设计工作。由于格丁根没有教授位置空缺，数学老师克莱因就推荐他去了亚琛工业大学，而普兰特尔继续支持他的研究，向他提供了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实验资料，包括许多尚未发表的数据。后来卡门去了美国，领导帕萨迪纳实验室（Pasadena，属加州理工学院），为美国空军研制飞机、火箭和导弹。从这个实验室里走出了一大批在美国起骨干作用的科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位是华人，包括解放后回国的钱学森、钱伟长和郭永怀。1963年2月18日美国首次颁发国家科学奖（NationalMedal of Science）的时候，第一个得奖者就是卡门。遗憾的是两个多月以后（5月6）他就在德国亚琛去世。
在中国讲到高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作为数学“神童”如何简便地从一连加到一百，但在格丁根，知道这个故事的人并不多。在那里，人们注意的是他从1795年起在格丁根上学三年期间所写的日记。那也许要算天底下最奇特的日记了，因为它被称为“数学问题集”。高斯一生研究的问题，有很多早在这些日记里就提出来了。和高斯一样，格丁根另一个数学巨人克莱因，也以善于提出问题著称。他二十三岁便应聘担任埃尔兰根大学（现在叫“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Erlangen…Nürnberg”）数学教授，就职时发表了数学史上被称为“埃尔兰根纲领”的著名演说，而那便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纲领”。
当然，在提出问题上最为人知的是希尔伯特，高斯被称为“数学王子”，他则有“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之称。这里的“亚历山大”，指的是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the Great，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二十世纪来临的时候（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数学大会上他提出了二十三个值得在“新世纪”里研究的问题。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数学界进行“盘点”，发现“希尔伯特问题”确实对一个世纪来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希尔伯特常常对学生说：“问题的完美提法意味着它已经解决了一半。”这让我想起陶行知先生写给儿童的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格丁根的大师们，可以说都是“问得巧”的“智者”；很多人都被看作是某一学科的奠基人或者开创者，所做的工作被证明都成了继续前进的新的起点，这与他们善“问”有密切关系。
希尔伯特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Königsburg）。那地方二战后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但历史上有不少德国名人出生在那里，包括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5）和格丁根大学教授里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瓦拉赫（OttoWallach；1847～1931，1910年获化学奖）。科尼斯堡还特别出数学家，除希尔伯特外，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中国人熟悉的哥德巴赫（ChristianGoldbach；1690～1764），以及前面说到过的明科夫斯基（曾任教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校，是对爱因斯坦有重要影响的老师），都是科尼斯堡人。那城市本身就有数学意味，它坐落在普雷格尔河（Pregel）两条支流上，建有七座桥梁，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科尼斯堡七桥问题”。解决那问题的是瑞士数学家欧拉（LeonhardEuler；1707～1783），而“哥德巴赫猜想”正是哥德巴赫1742年在他写给欧拉的一封信里提出来的。
格丁根大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是“文人相重”。那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格丁根精神”。高斯与电磁学奠基人韦伯（WilhelmEduard Weber；1804～1891）、玻恩与弗兰克在这里卓有成效的合作，都是例子，不过更能说明这一点的也许是克莱因。他二十三岁就当上埃尔兰根大学数学教授，二十八岁时转往慕尼黑工业大学，三十三岁去莱比锡大学，后来谢绝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1886年来到格丁根。1895年这里有教授位置空缺的时候，他立即设法把比他年轻十三岁但已显示出过人才华的希尔伯特聘来，接着又把希尔伯特的同乡好友明科夫斯基聘来。数学是克莱因的事业，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事业的需要。有趣的是，德语“克莱因”（Klein）与英语“small”相当，本意是“小”，指人身材矮小。这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武大郎”，但克莱因的心胸，不管与《水浒传》里卖炊饼的武大郎还是与今人漫画中开店的武大郎，显然都不能同日而语。
法律：一种激励机制
？ 陈彩虹
一、法律和经济学：“馅饼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不是学法律“科班”出身的，对法律的理解，和常人一样，通过学校的相关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生活的经历获得基本常识，并由此引申出了对于法律的最基本的概念。我理解的所谓法律，它和其他制度类规范不同之处，就是通过强制力来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具有“强制力”的特殊性。那么，通过强制力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或者说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为了什么呢？通常的回答是，为了社会公正或公平。
我是学经济学“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的，不是理论的本身，而是面对社会生活凡人俗事所时时不离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常人有所不同，学经济学的人喜欢什么事情都来个“成本－效益”分析，看合算不合算，有无效益或效率。我有幸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我们清楚，常人也在不时地计算经济成本和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人人都具有经济学理论描绘的行为特质，这就是所谓的人的“经济理性”问题：人人近乎本能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比较、选择和行动。与“科班”出身者比较，常人的差距在于，他们通常将如此的比较分析局限于自己的经济活动范围之内，并不将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并不对所有的事项都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尤其不将如此的分析演化到社会生活的宏观方面。
经济学家们不论大大小小之事，不论自身行为还是社会组织活动，也不论所及之事是否属于直接的经济活动或行为范围，都无一例外地进行“成本－效益”比较分析，讲究所有活动是否“合算”的目标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讲，经济学也就是关于人类社会活动“成本－效益”分析的学说，是关于效益或效率的学说。很清楚，作为解决社会效益或效率问题的学说，经济学的作用或功能，就是引导人们更广泛地思考“成本－效益”对比问题，实现各方面的最大效益或效率，其中包括个人的效益或效率和社会的效益或效率（在不会引起误解的情况下，本文将“效益”和“效率”两词通用）。
社会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的效益与社会的效益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相反，它们常常处于相互对立状况。换言之，个人效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社会效益必然增加，有时甚至于还造成社会效益的减少；同样，社会效益的增加，也不意味着具体到每个人的效益都会增加，即有的个人效益增加，有的则没有增加。例如，“零和交易”最典型的形式“赌博”，某人赢了，这个人效益就增加了；同时，另外的人一定输了，他人的效益就减少了，而参加赌博整体的效益并没有增加。如，自助餐厅每位用餐者的价格是同一的，吃得少的人数多于吃得多的人数时，餐厅由此得到整体效益的增加，显然这种效益不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再分配到每个用餐者的头上，也不大可能分配到餐厅每个员工头上。这时，整体效益增加并不带来每个人效益增加。
如果存在这样的理想状况，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个人效益的增加，其简单相加总是社会效益的增加，那么，社会将是极其美好和谐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效益增加，都不是通过减少别人的效益来实现的，每个人都没有占有别人的劳动，或让别人承担应当由你支付的成本，这样，也就没有个人在效益增加中的外在矛盾、对立、磨擦和争斗，最后形成的社会整体效益的增加是真实的、净额的。这就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关于社会效益最优的状况描述，它被经济学理论界简称为“帕累托最优”。不无遗憾的是，如此的状况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生成，接近这种状况都困难重重，但它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们对此的追求欲望。如何通过制度或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