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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宦官弄权、专政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他们只能借用皇帝的名义狐假虎威，离开了“矫旨”的条件，魏忠贤就等于零，什么也不是了。因此，天启因贪玩落水得病身亡，无子，由皇弟继位，是为崇祯皇帝，便使局面全变。崇祯和乃兄截然相反，他是个兢兢业业、日夜勤政、多疑而刚愎自用的年轻人，遇事爱“宸衷独断”。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魏忠贤“矫旨”的可能。而崇祯做藩王时又颇受魏阉的轻慢与监控，他那王府里的管事太监就是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他进宫继位那一夜，竟自带晚餐、通宵不睡，以防有人下毒手。他即位后没花多大气力，便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把魏忠贤及其死党逐一处决，并将魏阉派往全国各地监控军政的太监全部撤回，为死难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追赠封谥，又起用了一些被逐的东林党人，更定了一份“逆案”名单，把依附魏阉的数百名官僚或杀或逐或贬斥，“永不叙用”，还降旨毁掉《三朝典要》。总之，他迅速办成了东林党人多年来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称颂他“英明天纵”，指望他能成为扶危振衰的“中兴之主”。
但大明皇朝却在崇祯手里土崩瓦解，使他最终成了饮恨上吊的亡国之君。虽然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的僵化、腐朽与混乱，但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他因刚愎多疑举措乖张而犯下的一连串失误，无疑加速了皇朝的崩溃。而东林党及其政敌间的党争则贯穿崇祯一朝始终，无补于挽救危亡，陡然增加了政局的纷乱。
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势力消长从来都是看谁能影响、利用、左右皇帝。东林党人一味诤谏匡弼，只知道向皇帝宣讲圣贤之道，皇帝即使承认他们说得有理，也会觉得他们迂阔，也会烦他们。他们的政敌却机敏乖巧得多。这些人善于研究皇帝的个性，再投其所好，斥其所恶，从而掌握皇帝的性格弱点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崇祯是个往好处说有责任心又有主见、一心想做“明主”的皇帝，往坏处说是一个刚愎自用而又峻急多疑的独夫，在这“往好”和“往坏”之间，便要看首辅和内阁的影响与导引作用了。狡诈的温体仁正是掌握了崇祯这一性格特点。他知道皇帝不仅痛恨太监弄权，也很警惕朝臣们结党欺君，所以利用各种机会得以击败钱谦益，从此取得皇帝信任，长期专权。这便是崇祯元年著名的“枚卜”一案。当时温体仁控告钱谦益受贿纯系诬陷，但温体仁敢于冒险这样做，他是算准了东林党人将会群起而攻他的这一弱点的。而他则甘犯众怒，借此向崇祯证明：“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致使皇帝对攻温的这些人大起疑心，最后认定“温体仁也辩的是”，从此相信温是一个正派独立、只知效忠皇帝的良臣，并长期让他担任首辅〔１７〕。其实温的亲信薛国观、同伙王永光等人，都是阉党余孽。他们先后掌权，阉党分子们便有了新的保护伞。
虽然崇祯搞了一份“逆案”名单，杀、戍、斥逐了二百余人，但拟订这份名单的大臣中就有好几个阉党残余，他们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阉党保存了大批骨干分子。而对于这些漏网的阉党分子来说，这份名单反而成了他们“清白”的证明，因为他们并未列名其中。这些漏网的阉党分子一旦有事便很快联合起来兴风作浪，后果最严重的事件便是制造和扩大了袁崇焕冤案。
督师辽东、曾击败努尔哈赤并使之负伤后恨恨而死、又屡败皇太极的袁崇焕，是当时杰出的良将。而性格多疑的崇祯却轻易地中了皇太极的反间之计，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但“上虽疑崇焕，犹未有实指，（仅）以逗留罪之”〔１８〕，就是说皇帝对袁还只是怀疑，要审查，还没有定他的罪，事情还有挽回的可能。然而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御史袁某、史某等阉党残余，却决计利用这一事件，执意扳倒内阁大学士钱锡龙，因为崇祯“钦定逆案”时，这个工作“半为锡龙主持，奸党恨之入骨”。而希图入阁的周延儒、温体仁等，也在幕后策应，再联络宦官作内线，更“出间金数十万，飞箝上下，流言小说，造作末端”控制了舆论〔１９〕，然后轮番上疏，造谣指控，“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锡龙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２０〕。意思是你们搞了个“钦定逆案”打击我们，我们现在也另搞一个逆案来打倒你们！当时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王永光等人利用了皇帝的紧张情绪和多疑性格，终于制造了袁崇焕以“谋逆”罪凌迟处死，钱锡龙遭“长系”（终身关押），另一个阁臣成基命遭贬逐，又株连了许多其他人的大冤案。一度由东林党人主导的内阁因此大换班，周延儒和温体仁等则联袂入阁。就连清朝的御用文人也不禁慨叹：“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２１〕可见此案后果之严重。
即使那些名列“钦定逆案”的阉党分子，绝大部分也只是遭斥逐，他们的身家财产毫发未损，他们的“老关系”依旧遍布朝野，于是便有了继续政治活动的充足条件。以阮大铖为例，当初此人因贪图升官投靠阉党后，便报复魏大中，参劾杨涟、左光斗，是诬陷迫害东林党人的奸恶打手之一。他名列“逆案”，受到“坐徙三年，纳续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但他绝不甘心。他和左光斗是同乡，在家乡混不开局面了，便移居南京。看到东林党的后继者成立“复社”并且声势大盛，他也建立了一个“群社”，借此积累政治资本。但因名声太臭，应者寥寥，他便依仗万贯家财养了个家庭戏班子，自编自演几部戏剧，借以广交朋友，在官绅文士中多方拉拢关系，等待时机。崇祯十四年周延儒与复社达成政治交易后复出为首辅时，阮大铖看准时机，资助数万两银子供周做活动经费，又赶赴扬州与周秘密会晤，要求复出。周延儒说你是逆案中人，皇帝不会批准，这事我办不了。阮大铖便说：如果我不行，那就请起用马士英罢。马与阮是“铁杆哥们”，有“苟富贵毋相忘”的誓约，但马并未列名逆案。后来周延儒果然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埋下了甲申事变后南明小朝廷中马阮专权、乱政亡国的祸根。
像阮大铖这样名列逆案遭到贬斥但不甘寂寞，总在窥测时机蠢蠢欲动的阉党分子，南北各地都有。他们和在朝当政的阉党漏网分子声息相通，有的甚至和宫中的太监也接上了关系。此外，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英勇赴死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国士民的敬崇，崇祯年间又获昭雪追谥，这时做一个东林党人不仅没有危险反而可以沽名钓誉，一些投机分子便钻营攀附，混迹东林，使得崇祯年间的党争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形态。黄宗羲曾分析说：“毅宗（崇祯）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２２〕他把明朝亡国的原因说成是崇祯的用人方针有问题，但又回避了为什么“君子”老是斗不过“小人”，即“君子”本身的弱点。
且看具体事例罢。崇祯十五年，局势已十分危急，在一次讨论军国大事的御前会议上，有人提议起用西洋人汤若望制造大炮以加强军力（红衣大炮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官拜左都御史的刘宗周说：“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若望向来倡说邪教，堂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贻笑？”崇祯反驳说：“火器是中国长技，若望也比不得外夷”（当时汤若望已在钦天监供职）。刘宗周坚持说：“若望小技何益成败？目今要慎选督抚，若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２３〕这位刘宗周是当时东林领袖人物之一，道德文章名满天下，政治上也以直言无忌著称，但他面对现实的军事政治问题，见识却是如此褊狭、迂腐！
再以东林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文震孟为例。他任崇祯的“日讲官”时，有一次崇祯听讲坐姿不够端庄，两脚架到了椅子的横档上，他便一面讲解王者应如何注重礼仪，一面两眼死盯着皇帝的脚，迫使崇祯放下两脚端庄而坐，从此便获得了“刚严方正”的名声。崇祯八年农民军攻陷中都凤阳，文震孟上《皇陵震动疏》纵论时局，刚严方正地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得到崇祯赏识。他被提升为内阁大学士，入阁“与首辅温体仁协同办事”，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参杂用之”了。当时的官场惯例是：新入阁的大学士通常都以名帖或礼帖向司礼、掌印等大太监致意，大太监也以名帖或礼帖回礼。文震孟“刚严方正”地不理睬这一套，拒绝和太监们交往。一些大太监主动向他送名帖示好，他也不肯回帖，说是“名帖既入，此辱岂能洗耶？”在阁臣之间，他也“刚严方正”，和别人格格不入。因此他就越来越孤立。有一回温体仁“票拟”谕旨，要将一位科道言官削籍为民，文震孟反对，温体仁坚持不改。文震孟气愤极了，朝温一揖，说道：“科道为民，极荣之事，敬谢老先生玉成之！”温体仁不动声色，第二天便参劾文震孟这句话是“悖伦灭法之语”。皇帝果然生气，降旨：“文震孟着冠带闲住去！”——入阁不到三个月就被赶走了〔２４〕。这样的君子怎能不败于小人之手呢？
在那个社会动荡，经济混乱，烽烟四起，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救亡图存已成紧迫的时代主题的崇祯一朝，东林党中的大半精英却已在天启年间横遭虐杀，剩下的领袖人物如刘宗周、文震孟、黄道周、姜曰广等，他们的操守品格、儒家学术、忠君忧国之心、疾恶如仇之情，全都极好，但却缺乏把握全局、抓住要害、随机应变、争取盟友分化对手、组织力量实施政治主张的才干，更谈不上具备顺应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