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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把握全局、抓住要害、随机应变、争取盟友分化对手、组织力量实施政治主张的才干，更谈不上具备顺应时代需要、变革“祖宗成法”的眼光和手腕了。后来在南明小朝廷中的史可法、瞿式耜等，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型。拿东林党人来说，按传统儒学的标准，他们大都堪称精英甚至是“完人”。他们对国家、民族、老百姓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做人、做事、做学问讲究诚笃。他们按儒家学说的要求重“道”轻“术”，认为耍政治手腕是“小人”的专利，“君子”是不可以干的，科学技术是“小技”，商贾是下贱的“末业”，除儒学以外的任何学说都是“邪说”等等。以这样的见识、思维定势，即使人品再高尚再“诚笃”，没有“小人”作对，让他们“当国”主政，能够挽救当时的危局吗？
崇祯八年，皇帝在一次上谕中就曾指出：“近来大小臣工多营私图，罔恤民艰。”这是在斥责那些“小人”了。而“君子”呢？“廉谨者又迂阔无通论”——他承认这些“君子”廉洁而且忠谨，但只会讲些迂腐空疏的大道理却拿不出行得通的办法来。应该说，崇祯对朝廷中那些“君子”们的批评是相当准确中肯的〔２５〕。他站在皇帝的角度来考虑用人问题，除了“参杂用之”，此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中国的历史一再重复着这种大同小异的故事：开国之君很少受到儒学教条的熏染和限制，有的甚至干脆就是“无赖”，但却能开创一番局面。然后他们便尊崇儒学为惟一真理，以此培养人才加强统治，如此几百年，社会经济发展了，内外形势改变了，皇室和朝廷越来越腐败了，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了，到了这个时候却发现：由这样的体制和这一种学说所长期培育的统治集团中，却举不出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能使现行体制自我更新以回应时代需要的人。而一个体制、一个统治阶层如果失去了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能力，那么它就命该灭亡，也只能灭亡了。东林党人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们是大明皇朝最忠诚的维护者却又是备受这个皇朝贬斥甚至摧残的受害者，而是在于他们由于自身的教养，只能在一套已经僵化的学说和已经僵化的制度中苦苦挣扎。因此在百孔千疮的时局面前，他们拿不出救时之策也没有救时的能力，只能成为这个皇朝的殉葬品。为此他们越是气节慷慨，越是品格高尚，越是操守冰清玉洁，他们的悲剧便越是叫人扼腕长叹。
早在崇祯朝的中叶，东林党的政治继承者复社便已登上政治舞台。复社有成形的组织，有公认的领袖，有各地分支机构，某些方面已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复社成员大都是青年才俊，比东林党人思想活跃也更为务实。但他们承袭着东林党人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便和东林党人一样未能挽救明皇朝的危亡。倒是在明亡以后，他们经历着痛苦的反思，逐渐在某些方面突破了皇权专制政体和儒学的僵硬教条，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潮的朦胧曙光。但这已是另一时段另一批中国读书人的悲歌，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评述了。
注释：
〔1〕〔5〕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15、35～36页。
〔2〕〔3〕〔4〕转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稿》，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91页。
〔6〕〔7〕〔10〕〔12〕蒋平阶：《东林始末》，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14、166～167、313页。
〔8〕文秉：《先拨志始》卷上，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25页。
〔9〕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88页。
〔11〕〔14〕〔15〕〔17〕〔22〕〔24〕文秉：《烈皇小识》，上海书局1982年版，第33～34、86、77、110、105页。
〔13〕〔23〕〔25〕李之逊：《三朝野记》，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87、160页。
〔16〕黄煜：《碧血录·附燕客传略》。
〔18〕《明史》卷二五一《钱锡龙列传》。
〔19〕《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五。
〔20〕《明史·钱锡龙列传》。
〔21〕《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列传》。
说幽默
说 幽 默
？ 方 成
幽默，这两个字现在很通行了。原来不是中国话，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先生从英文音译来的。意思和我国的滑稽相当。英美各国原先把逗人乐的事物均称幽默，正和中国均称滑稽一样。如今借用这两个词，把不同性质的逗笑加以区分：出于人的智慧的逗笑名之为幽默，其他的则称滑稽。
说来也有趣，别看现在幽默二字那么通行，书店和大街上书摊里的书就有多种在书面上印有这两个字的。但幽默到底是什么，从我收集的有关论幽默的书和文章包括英美国家的大百科全书有关幽默的辞条看来，至今还没发现有谁讲得清楚。从书本上看到，二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大师们就已经在研究它了。直到现在，英美各国和日本很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以致心理学家等等都谈过写过对幽默的理论认识。例如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作家斯威夫特；德国的伊曼纽·康德；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地利心理学家、医学家弗洛伊德，等等。他们出版的著作也不少，足见学者们对幽默的重视。十年前，我买过美国赫伯·特鲁写的《论幽默》，有好几个译本，书的印数加起来估计上百万册。可见读者对它的高度重视。在《美学原理》这本书里录有列宁一句话：“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
记得是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幽默大师侯宝林问我：“幽默到底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于是就查书。先查《辞海》，一看那解释就有问题。幽默的辞条上说：“美学名词。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方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
我是画漫画的，许多画，尤其是外国漫画，画上一个字也没有，无辞可修，但都幽默。我也写过相声。侯宝林在《夜行记》里说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它哪儿都响”，人一听大笑，都说很幽默。按修辞学的修辞法，别人能修得出来吗﹖这话只是说自行车破旧得很，可不能算是“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啊！
现在出版的《辞海》，幽默辞条改了，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但还是没说出幽默到底是什么。原文很长，这里不录。我已经写文章发表，谈过自己的意见。爱尔兰著名作家萧伯纳是很幽默的，他的文集说过：“幽默的定义是不能下的，这是使人发笑的一种元素。”也有几位学者同意他的看法，林语堂也是同意的。
我想幽默哪里有这么神秘啊﹖画漫画、写相声、写杂文和写喜剧小品都须用幽默笔法。我都写过，虽不多，但也有所体会。２００３年，我写了对幽默的认识，标题是《幽默定义》，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六期。我这样写，是想引起学者们的批评，望从中得教益。但两年了，没见反应。也许我孤陋寡闻，看不到，但很希望能见到。
许多学者在谈论幽默时，常和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及人的性格、品质、处理事务的态度与方法等等互相联系，涉及哲学，可能因此把幽默看得颇为深奥复杂，不易讲清楚。这确是值得研究的。对此我也有所体会。但幽默究竟是一种艺术，也是方法。研究幽默的目的，就在于认识它、运用它，学以致用。我是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又以漫画为业，还写杂文和涉及幽默的其他文艺创作，首先想要掌握的是幽默的艺术特性和运用方法。所以，论及幽默理论问题，我想从自己的艺术实践出发，讲个人的体会，讲自己运用幽默艺术的方法。
美国政治家是重实用的。他们知道，有幽默感容易和群众接近。他们需要群众的选票，就须学学幽默的方法。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里根总统就有一套班子，为他准备幽默资料。
从书报上可见论及幽默的文章，总会想及幽默的社会作用，谈到幽默、教育和政治等等。我还写过文章，说书店经理人缺乏幽默。从生活经验可知，一般人喜欢幽默的多。例如，大多喜欢和相声演员在一起，有说有笑，心里痛快。相声演员更重视幽默，因为相声的幽默最动人。人们喜爱欣赏侯宝林、马三立和刘宝瑞的表演，就因为在艺术上赞赏他们的幽默感。
幽默是语言文化高度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艺术，一种文明的语言方式，很值得研究的。
知其一也要知其二
？ 范 泓顷读2005年《书屋》第二期，刊有陈福季先生《“佞宋”何指？》一文，针对拙作《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2004年《书屋》第十二期）中“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所刻印的许多书也在收藏之内，包括《十三经》、《十七史》等。毛晋刻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学者钱谦益就说过‘毛氏之书走天下’这样的豪迈之语，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佞宋’，将其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之句提出了异议，并认为“此段话完全是错的”。陈福季先生这种“有错必纠”的态度是真诚与善意的，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必须指出，陈文似犯有“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之粗心，让人多少感到遗憾。
首先，陈文认为：“钱谦益言‘毛氏之书走天下’是张冠李戴。此话不是钱谦益说的，而是清代大藏书家朱彝尊说的。”陈文依据王余光、徐雁两先生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毛晋汲古阁读书生活”一文中清人朱彝尊的一段话，即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下至传奇小说（陈文在此多录一“下”字），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应为“由是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