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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十六世纪。１５６９年，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的《中国志》率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以后的三个世纪间，西方文献大量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并进行实地考察，直到十九世纪，英美率先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曾任美国联邦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时曾说：“当我接收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深感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２４〕见网上多处刊载的署名文王的文章《重建科举制度的重大意义》。文中认为，走西方的道路，搞多党政治，搞投票政治，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一条自己的路。科举政治是取代投票政治的方案之一。重建科举制度对今天中国有重大意义：一、可以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修正中国的指导思想，引导民族魂回归，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做准备；三、克服难以克服的全局腐败和官僚腐败。jqrh。top263/topics/1…4。htmdcqf/zhawen/html/ns000210。htm。
〔２５〕萧功秦文《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见人民书城网学术理论版，wsjk/gb/paper18/6/class001800003/hwz44130。htm。
文明薄膜下的恐惧
——读《人类酷刑史》
？ 陈璧生
一
翻开这本《人类酷刑史》，你会发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背后，潜行着一股何等野蛮、恐怖的逆流。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一部分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折磨另一部分人，包括斗兽、焚烤、挖心、拉长、灌水、凌迟等等，所使用的工具，包括拷刑架、镣铐、拇指夹、刑靴、刑椅等等，甚至一片木板、几根木棍、一个木枷，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施行酷刑的目的，普遍是为了逼供，有时只是为了惩戒民众，甚至仅仅是为了权力者与有闲阶级的取乐。总之，在发明折磨同类的手段与工具上，人的天才想象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舒展与发挥。
酷刑从根本上讲是否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甚至正义性？这是一个至今争论未休的问题。把奴隶和犯人投进罗马的斗兽场，让他们赤手空拳与野兽搏斗，然后被野兽撕成碎片，这一过程可以成为权贵们的精彩节目；在大庭广众之上把犯人身上的肌肉一刀一刀割下来，一直割到犯人死去，这种把最大的残暴、最大的苦痛暴露于最公开的阳光底下，为的是向人们做出杀鸡儆猴式的警戒；为了达到审讯的目的，用夹棍把嫌疑犯一次次夹到晕厥过去，由此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审问效果。在一些时代采用这些酷刑的时候，那时的人们都认为那样的酷刑是合理的。
对“酷刑”的定义，无论是国际特赦组织，还是《大英百科全书》，都认为是为了作出惩罚，获得情报、口供而采用的造成肉体或精神痛苦的行为。酷刑的施行者达到目的的手段，无一不是为了彻底摧毁人的尊严与人格。我们今天对酷刑合法性的追问，便不能不对“摧毁人的尊严与人格有没有可能合理”进行追问。
《人类酷刑史》两次提到要不要执行酷刑的两难困境，都引用１９９２年的《美国杂志周刊》上麦克尔·莱文的文章《酷刑案例》。麦克尔·莱文说：“假定一个恐怖分子在曼哈顿岛上安放了一枚炸弹，在７月４日中午它将爆炸——让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个恐怖分子在那个惊心动魄的一天上午十点钟被逮到，如果不用死来威胁，他将不会说出炸弹放在哪里……如果营救那些无辜的生命的惟一途径是让这个恐怖分子面对极度的可能的痛苦，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这是一个伦理的两难困境。如果抛开个体的生命尊严与人格，而单就生命本身进行量化比较，那么为了保障正在受到生命威胁的成千上百人的人身安全，无论使用多么残暴的手段迫使一个恐怖分子说出安放炸弹的地方都是必要而且合理的。这是一种目的至上的逻辑思路，即只要目的“正确”，并且认准在一群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个人的生命无论遭受多么残暴的凌辱都是合理的，酷刑此时被披上“挽救无辜者的生命”的堂皇外衣，无论怎样残忍怎样彻底地摧毁人的尊严，它都会变成合理的了。
然而，国际特赦组织对这一逻辑作出了有力的反驳。按照麦克尔·莱文的逻辑推论下去：
一个人承认他安放了一颗炸弹：酷刑将挽救他人的生命。
一个人被怀疑安放了一颗炸弹：酷刑将揭开这个秘密。
一个人的朋友被怀疑安放了炸弹：酷刑将把我们引导向嫌疑犯。
一个人有危险思想并有可能安放炸弹：酷刑将揭出安放计划。
一个人认识有危险思想并可能会有同样想法的人：酷刑将引导我们去找更多的人。
一个人拒绝说出嫌疑犯在哪儿：酷刑将恐吓那些可能有同样想法的其他人。
酷刑是尊严的大坝拦截着的激流，只要这一大坝有一个哪怕是无关紧要的缺口，这股激流一旦找到缺口便会汹涌而出，直至把整个大坝摧毁。法国哲学家加缪从酷刑的社会后果的角度反对酷刑，他说：“酷刑可能会使我们找到三十枚炸弹并借此以牺牲荣誉为代价挽救一些生命，但同时它也造成了五十个新的恐怖分子，他们会用一些其他方式，在一些其他地方造成甚至更多的无辜者的死亡。”然而，从根本上说，酷刑的非法性缘于以造成恐惧的手段摧毁人的尊严与人格。酷刑的施行者几乎无一例外是合法的政府机构，而施行酷刑，或许是法规律典明文规定的，也就是合法的，至少也是法律所容许的。这样，酷刑的施行，便使政府成为一个可以合法地践踏人的尊严与人格的机构。同时，酷刑的使用，是通过肉体或精神的残害以制造恐惧，一切酷刑的精要都在于制造恐惧，无论是逼供的时候使用酷刑还是对死囚施行酷刑。然而，以制造恐惧的方式进行统治，无一例外都是对人道主义的背叛与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死刑的执行方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变化，无论是西方中世纪为宗教异端而设的火刑柱还是中国古代的刑场，无论是在广场上将异端活活烧死还是在刑场上将犯人斩首凌迟，其目的都是以犯人最恐怖、最痛苦的死亡对无辜的民众做出惩戒，通过这种死亡展览造成普遍的恐惧。而现代死刑执行则以最大程度减少犯人痛苦，最大程度减少目睹犯人死亡者为原则，由是有了电刑、注射等相对文明的死刑执行方式。任何人的尊严与人格都必须受到尊重，即使他是即将行刑的死囚。文明发展的标尺之一，就在于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二
酷刑，总是与野蛮、愚昧、疯狂联系在一起，它是人类灵魂中隐匿的罪恶的疯狂宣泄。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文明与酷刑的关系，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的问题：文明的发展，到底能不能从根本上阻止这种隐匿的罪恶的宣泄？
在人类历史中，基督教的兴起、传播与发展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圣经》到历代基督教哲学家的诠释，形成了一套宏伟的基督教哲学体系。直到今天，这一体系仍然焕发出无穷的活力。而这一体系落实于世俗世界时，在国家建制与教会中衍出了一条文明的脉络。
然而，在人类酷刑史上，基督的至善却一度不仅没有守住人类文明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反而放任人间教会，以最野蛮、最下流的手段，在上帝的名义下施行最残暴的酷刑。欧洲中世纪的酷刑史就是基督教会的酷刑史。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使酷刑的施行有了完全合法的执行机构，以上帝的名义，更使酷刑成了绝对正义的行为。
在《思想自由史》中，伯里把中古时代视为“理性被禁锢的时代”。他说：“基督教被禁止的二百年中，基督教徒都主张宽容，他们的理由是，宗教信仰应该是自愿的，而非可以强制的事。及至他们的信仰成了有势力的教条，又有国家势力作其后盾，他们就舍弃这种见解了。他们极力企图将人们对于宇宙神秘的意见造成完全的一致，并采取一种切实的压迫思想的政策。”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一种新生的思想势力，在旧的政治专制环境中受到压制，于是不得不奋力争取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然而一旦它在国家制度的庇护下取得合法地位，甚至渗入新的政治制度之中，它便抛弃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转而企图运用一切方式推广自己，并且压制其他思想，甚至制造各种恐怖，造成新的思想一统的局面。从主张宗教宽容到设立宗教裁判所、残杀异教徒，基督教会的逻辑是，它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是惟一正确的解释，它是惟一的绝对真理。上帝以他全知全能的至善守卫着世俗人间的精神与灵魂，而教会则以上帝的名义消灭异教徒的肉体以消灭异教思想——有的异教思想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有的甚至仅仅是对圣书的不同解释。及至新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家依然只不过是以他们的权威代替旧教会的权威。他们拥立圣书的权威代替教会的权威，只不过圣书必须以路德或加尔文的解释为准而已。只要存在宗教不宽容，只要存在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的思想专制，对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扼杀就难以避免，以真理、上帝的名义通过消灭肉体来消灭精神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就难以避免。
宗教裁判所对人类文明、对人道主义的罪行罄竹难书！在“斗牛士民族的迷失——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一节中，布瑞安·伊恩斯写道：“曾作过多年的宗教裁判所书记的罗伦特估计，在1481年到1517年间，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