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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鼠养殖馆旁的小湖边，季娜伊达首先开始讲话。
“讨论别人的理论，”她说，“是容易的，而困难的是以自己更深刻更成熟的理论来驳倒别人的理论。这些早已过时的思想对我们有何用？最好我们还是谈谈您的理论，并搞清这些理论的优越之处。”
这话听起来满有道理，鲍里涅维奇同意了，季娜伊达在长凳上坐好后，按照自己由远而近的谈问题的习惯自信地说道：
“我们假定自杀者丧失了自卫本能而决定自杀，没有遇到一般的反抗……这我们只是假定说。”
鲍里涅维奇认为有必要表示不同意她的说法，说道：
“为什么‘我们要假定说’呢？中枢神经系统中天生的与后天形成的能力不断进行着斗争。社会本能有时会战胜自我意识的感情，饥饿能压倒义务和荣誉的原则，痛苦、委屈、重大的不幸会使女人丧失天生的母性，使自己遭到惩罚。”
“这些冲突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她表示同意，“但同时这种牺牲是不多的。什么力量才能使一些人免于自杀和杀人呢？我同意您的看法，经受痛苦的能力使我们对痛苦变得不敏感；生活经验和阅历越丰富，充当客观环境的牺牲品的机会就越少。这样的人为了减弱自卫本能，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不够强烈，起码不会因为贫困而自杀；追逐妇女的人也不会因为女人拒绝他的求爱而自杀；被揭露的骗子绝不会因感到羞耻和受到侮辱而自杀；职业犯罪分子也不会因受到良心上的谴责而自杀；流浪儿不会因偷窃被抓而自杀；妓女不会因遭到强奸而自杀；监狱和苦役场所要比伦敦、巴黎的富翁住宅里的自杀少得多。看来，犯罪分子要比那些破产的银行家有更多的捍卫自己的能力。”
鲍里涅维奇忍不住微微一笑。他自己的想法和举例自己总觉得不是很有条理，但经过她一叙述却获得了逻辑的严密性，更富有说服力。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把手指弄得咯吱发响。
“有人反对我们说自杀者是不同年龄和有地位的人，”她不看对方，好象盯着前面的空间，可也未必能看清什么，继续说道，“饱经世故的男子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诚实的、老奸巨猾的人们都成了牺牲品。有的从赌场出来赶忙去自杀；而还有的人用朋友的钱庆祝自己的失败。毫无血色的病人渴望活下去，而怀疑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的年轻人却开枪自杀。很多人为了金钱可以忍辱负重，而另一些人只因为挨了一记耳光而走入坟墓。”
她不说了，以询问的目光看了鲍里涅维奇一眼，好象在等他的反驳，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您可能这样回答我，我们的能力好象是适应一定的考验。凡是对贫困不敏感的人可能因家庭不和而自杀；追逐女性的人因失去地位；骗子因受到妻子的欺骗；职业犯罪分子因把朋友的钱偷光；不道德的女人因失去爱子都会自杀。能够忍受挚友背叛的人对破产、公开受辱、爱情失意可能很敏感。一个人对伤寒病有免疫力，可无法免患霍乱；同样，一个患过鼠疫的人也难保不患脑炎。任何对生命的冲击都不可能免疫，就象牛痘疫苗不是防治一切肉体和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一样。
“您对比了预防传染病的免疫力和对生活中考验的神经中枢的稳定性，”鲍里涅维奇为自己从未想到达这一点而感到沮丧，他说道，“您关于这一点的论据是什么？”
她感到惊讶，看了他一眼，这目光是由于感到自己占了上风而射出的，同时也是温柔而宽容的。
“对毒品也有免疫力，”她提醒他道，“大剂量的吗啡或土得宁①（①士得宁，一种烈性毒剂。）在一般情况下是致命的，但如果小剂量长期服用就没有危险。那么一个人遭到强烈的刺激，就会导致神经创伤或自杀。这种强烈的打击如果在时间上是分散的，人是有能力承受个别痛苦的能力的，那这种痛苦也就不可怕了。”
鲍里涅维奇本应再一次承认她关于自杀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这种逻辑严谨的阐述是无懈可的。使他感到奇怪的是不久前她才熟悉他的报告，她怎么能了解得如此透彻。
“您不是也承认吗？”最后她说道，她转述别人的观点时也是那样冷静而逻辑性强，“被狂热的幻想，创作激情所控制并深信这些都是存在的人是不会自杀的。生活的沉重负担只能加强他们顽强活下去的决心。任何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对革命者、爱国者、改革者都不会成为负担；对创造着新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当他充满了创造思想时，他的全部感情是会从属于伟大的目标的。按这些观点，您的理论是正确的，还是称作‘免疫——劳动理论’为好。我觉得，”她稍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不能说更多的话，而只不过是想正确地转述您的观点。”
满腔激动的鲍里涅维奇忍不住紧紧握着她的手。不久前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了。
“您怎样解释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过了一会儿，季娜伊达问道，“女性自杀率要比男性低一倍？”
鲍里涅维奇想了想，含糊地说：
“这可能是因为女人不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主要的困难仍是男人承担。”
季娜伊达否定地摇摇头，突然提议去吃点东西，鲍里涅维奇欣然同意。谈话又在餐厅的饭桌上继续进行。
煎鸡蛋吃完了，咖啡也喝完了。这时季娜伊达说道：
“要是我处于您的地位，我绝不引用不符合自己构思的证据。”她好象是在谈起无意反对的某种东西似的，仍然以令人信服的冷静口吻说道，“如果您无法以‘免疫——劳动理论’精神来论证统计数字的话，那您的报告将不会获得成功。可能女人承担的重担要比男人少，”她以教训的、肯定的口气说道，“但您忽略了母性的意义！可这也是创造的目的，这丝毫也不比艺术家、研究家、改革者们逊色。母亲有她义不容辞的生活义务。一个产生了爱情的姑娘和没有孩子的女人能做的事，而母亲却不能去做。无论遭受多么大的痛苦，母亲是绝不抛弃自己的孩子的。”
鲍里涅维奇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也会有人这样期待着他……
鲍里涅维奇没有察觉，女助教是怎样在他的生活中巩固她的地位的。她本人城府很深，不安静的性格急需精神上的慰藉。没有人能象她那样使他心情舒畅。她对他坦率，深入探索他的创造构思，帮他解决一些疑难。他很喜欢她那有分寸的谈话——起决定性的一点小小论据。她不喜欢开玩笑和打趣、善于坚持己见、富有权威性的举止。他乐意原谅她的某些弱点——不喜欢花草和香水、喜欢在衣服上打上鲜艳的花结，使她干瘦的身材显得活泼一些。
他觉得季娜伊达善良，富有同情心。人们都说她喜欢孩子，体贴老人和病人。女助教确实喜欢一些人，也体贴一些人，但她这样做的原因谁也不知道。她自己也未必明确。
有一段时间，季娜伊达想要个孩子。她为此很苦恼，但她终于没有听从母性的呼唤。过了好多年，这种苦恼虽然也淡了一些，却一直记在心上。心灵深处常常被某种理智无法抑制的东西激动着。小孩子们的笑脸会勾起她强烈的抚爱孩子的欲望。她作为保健大夫经常去托儿所，她感到只有在那里才能寄托自己的感情。她相信自己渴望安宁，对孩子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孩子中间用不着施诡计，说假话，心口不一。在孩子中间，担忧、疲倦会一扫而光，会立刻精神焕发，充满活力。甚至孩子的哭声也会激起她心中同样的甜蜜之情。她无法躲避自己心中汹涌澎湃的母爱狂潮。
当季娜伊达外出休假一个月的时候，鲍里涅维奇真正感到她对他意义多么重大。家里、教研室、别墅里都离不开她。感到奇怪的是大大小小麻烦的事现在他自己都无法处理，好象自己才刚刚学习处理问题似的。他觉得她把他精神上的果断也带定了。他甚至这样想，哪怕她就在城里某个地方也不会使他感到没着没落。“她施妖法把我迷住了，”他自我安慰，“但她没有爱上我。”
鲍里涅维奇对自己大为不满，也笑自己又犯了幼稚无能的病症，并为此感到奇怪。他下决心要克服这个毛病，不管怎样，也不管什么人不满意。他这个不满四十岁，举止不凡而严肃的人很容易承认自己的行为有孩子气，但很难承认自己在谈恋爱，没有必要把一切都纳入恋爱的框框，他只不过是同女助教在一起感到轻松愉快而已，很自然地觉得常常离不开她。
没有比自己良心上的裁判更加严厉和更偏心的了。无论是他的表白，还是谴责都不能得到满足。任何司法机关也看不到良心上的被人赞扬的声音犯了多少错误。
季娜伊达的归来结束了鲍里涅维奇精神上的紊乱。第一次见面他就对她说：
“我一直眼光近视，对您估计不足。”
这就是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格所能作出的表示。说更多的话对他来说是会受到更大的考验的。
“您知道，”她抑制住自己对他的好感，温柔而礼貌地说道，“近视是走向正常视觉的第一步。所有恍然大悟的人都近视，瞎子很长时间以为他所感兴趣的东西都在他的面前。”
有一天他们俩在下棋，鲍里涅维奇说道：
“您今天怎么啦，又疏忽了一步棋。”
她说她有点疲倦，一天下来真累，马上又要考查，工作真多。
“休息一下吧，”他说道，“我还有些问题想和您谈。”他迟疑了一会儿，急切地看了她一眼，这一眼增加了他的勇气，“您坦率地告诉我，您怎样看待我的这篇学术报告？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