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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看情况。”工友装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答道，“这很必要，什么事都会有……如果需要，干吗不量一量呢，买棺材不能只凭眼睛看……您怎么，要什么手术器具吗？”这回答没有使涅斯捷洛夫满意。他笑笑，想逗一逗老人，但当他看到老人的脸色阴郁时，才温和地说道：
“亲爱的，请给我讲一讲，为什么您总研究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呢？我都看到了，我明白。”
工友想借口耳聋保持沉默，但他按捺不住，大声责骂起来。
“我可能是老糊涂了。”他嗓门很高地叫喊起来，但马上又停住，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您知道民警在登记表‘智力状态’一栏中写的是“半清醒”，这是指我。半清醒！真的！您刚才什么也没有看见，您什么也不明白。”
涅斯捷洛夫知道帕霍姆做了很多的事，也是一位行家，很有办法。他能把死者的面容恢复如生。
“对鲍里涅维奇之死您有什么疑点？”涅斯捷洛夫问道，“您就直说吧。”
涅斯捷洛夫与工友很熟悉，而且互相都有好感。工友把所有在法医教研宝学习过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学生。老人经验丰富的眼睛早在他发表一系列法医论著之前就看出了他的才智。老人特别喜欢涅斯捷洛夫的谦虚和平易近人。涅斯捷洛夫经常请工友到解剖台前当着别人的面向工友请教，也和别人一样地和他讨论问题，或是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卫国战争结束后他俩的关系更加密切。涅斯捷洛夫从前线回来后在孤儿院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妹妹，把她们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两个妹妹上学，几乎用去他的全部工资。更令人感到麻烦的是发现了在前线受伤后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不允许结婚和论文答辩。困难的岁月使工友和这位年轻朋友更加亲密。
这时工友不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涅斯捷洛夫，因为自己也没有把握。
“您还记得我曾给您讲过的一位助教吗？”老人避开直接回答，“就是那个患脓毒病死去的助教。难道您忘吗？”
“您说的是洛斯库托夫？”
“对，对，”他感到高兴，“洛斯库托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他对我说过：‘人的生命长短不一，就象一个东倒西歪走路的人，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是谁给人们划出这种‘8’字形的路线的？”
说话含糊不清不是帕霍姆的弱点，相反，他的话总是富有表现力和特点。
“我看不出洛斯库托夫与您摆弄鲍里涅维奇的尸体之间有什么联系。”涅斯捷洛夫忍不住说道，“我这样讲是因为，在鲍里涅维奇之死的案件中，我受到怀疑。侦查员一刻也不让我安静。我对他说一，他对我说二，我的神经已受不住了。我还遭到各种非议……”
“上帝是厚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头脑可不能糊涂。稍一动摇，好，准备绳扣吧，上帝的奴仆，请进班房吧……您等着辩护吧。”
“帕霍姆，您知道，”涅斯捷洛夫痛楚地喃喃道，“我和维克多亲如手足。他两次救过我的命。是他使我这个病人站了起来。我怎么能这样呢？是他在敌人的炮火下把我救出来了。”
“可您为什么不去好好思想呢？”工友明显冷淡地说道，“困难再大也应当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尽想别的呢。”工友白大褂上的带子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他一边换带子一边闷闷不乐地说道，“我不是顺便说说。我看的多了，听的也多了，什么糊涂的想法也往脑子里钻过。可是您看，这弹道很怪，我从来没有见过。”
“为什么您对我隐瞒自己的怀疑？”涅斯捷洛夫坚持己见地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把我的看法给您说说。”
他再一次仔细想了想关于子弹前进的速度、弹道、偏差以后，忽然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弹道确实很奇怪，我也从未见过。这只能是用左手从后面开枪，而右手是够不着的。人们常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弹道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帕霍姆，您怎么不说话？”
涅斯捷洛夫等待着工友的回答，感到很难为情。帕霍姆开始迅速收拾房间，避开对方的眼光。
“怎么，咱俩怎么就谈不起来？”涅斯捷洛夫迫不及待地说道。
最后工友开口道：
“您把这些看法对侦查员说说吧。他就不再逼您了。”
当工友好象是在自言自语时，涅斯捷洛夫就不想再谈下去了。工友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好象是从后面开的枪。”
“您也把这一点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满意地重复了一次工友的话。
“为什么不说呢？人们会说：不是侦查员侦破出实情，而是一个工友。再说我的把握也不大。现在听您一说，我的把握更大了一些。”刚才的提问使他没能集中注意力，一些想法想不起来了，“手枪总是会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手枪本身不会挪动，人们把它放在哪儿，都是能找到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但请不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而应当同手上有火药烟灰的人去谈。那个人要比我知道得多，懂得多。”
涅斯捷洛夫想起季娜伊达那涂着浓浓的碘酒的手掌和大拇指、食指，感到奇怪，又联想到教授在地下室陈尸间谈论射击时的讲话，惊慌地说道：
“您已知道，谁手上有火药烟灰。”
他和工友一样都不敢说出她的名字。
“听倒是听说过，”老人答道，“这都没有用。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打靶了，没有必要在手上涂碘酒。
“照您看来，”涅斯捷洛夫兴奋地说道，“完全不必结案，一切证据俱在。只剩下起诉和判决谁该进监狱了。可是法医卢茨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关于这最好不提，没有用，……只会使老人去和卢茨基争吵。
他今天看见过卢茨基。他仍然很愉快，开玩笑，哈哈大笑。他对电影制片厂各部门各行其是表示不满，特别责怪摄影师，说这些半瓶醋的摄影师把演员的形象都给歪曲了。他们只对布景供给充足的光线。椅子背、马车、窗外的背景，还有后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光线都不错。但把演员的面部只看作是不重要的小零件，拍出来只是一般的镜头……难道人，人的面部，表达思想感情和传神的眼睛不重要吗？结果画面上中心人物不突出。导演对男女演员吹毛求疵。“她的面部上不了银幕。”导演们一致这样认为，还说要她们“丰富一下”面部表情。跑遍各演员学校挑选一些一年级女学生来，演技不好没有关系，只要脸蛋儿漂亮就行……
“对啦，您听说没有，”他说道，“椅子腿上的一滴血是另外一个人的……与鲍里涅维奇的血型不一样。这个侦察员真了不起！记得他说道：‘血迹不仅是死者的，还可能是凶手的。’我想，他说得对。真的是有人参与了这件案子。为了以防万一，涅斯捷洛夫。”卢茨基突然有些说不下去了，“您应当化验一下自己的血。侦查员坚持要这样做。”
他说完还笑了起来！就象开玩笑似地说走了嘴，他说：“朋友，您快去办吧，您的血型要是与凶手的血型相同，您可就完了。”
“是侦查员要这样，还是您的主张？”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我怎么轻率地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卢茨基感到委屈，但他也不很坚持自己的说法。
“涅斯捷洛夫，最痛苦的是命运的打击。最难的是有一种减轻这种打击的力量。要是有一种优质的减震器也会给我们带来福音。”
卢茨基的行为使涅斯捷洛夫感到有双重意义。他对卢茨基愤愤地看了一眼，急忙离开了他。
涅斯捷洛夫这样是很不对的。卢茨基按职责不能无视侦查员的要求。他忽略了与案件有关的一系列重要的证据，相当一段时间坚持自杀的推断。这只能怪罪卢茨基做事不仔细，太着急。他告诉涅斯捷洛夫不愉快的消息和不正确的说法为的是安慰他。
帕霍姆委婉地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回忆：
“您还有话说吗？涅斯捷洛夫，上面还等着我呢。”
涅斯捷洛夫难过地笑笑，说道：
“侦查员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季娜伊达，和她谈一淡也好啊。”
他把那天听到走廊里的可疑脚步声告诉了工友，还说他在电车站上没有找到女助教及其它情况。
“近来他们俩老吵架，”涅斯捷洛夫说道，“甚至当我的面也吵。鲍里涅维奇对她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侮辱性的暗示。可她倒很怪，一点也不驳斥。一次吵架时季娜伊达对他说：‘我要是能咬人也能成为一个凶恶的人。’他说，‘巴氏①（①巴氏——巴斯特·路易（1822—1895年）著名法国生物学家。）认为在家兔身上注入疯犬病毒毒性会加剧，在猴子身上则毒性会减弱。’‘您把我比作长尾猴是枉费心机。’她暗藏威胁地说道，‘加连②（②加连（约130—200年）古罗马医生和自然实验学家。）在这方面已有建树，’鲍里涅维奇声音更高地回答说，‘他教导说，病源只有在一定的肌体组织中才能体现。’他俩在门口争吵着，虽然他俩都知道我在家。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注意。有一次考查学生时，”涅斯捷洛夫继续回忆道，“鲍里涅维奇又一次刺激她，她也没有吭声。她向一个学生提问，问学生如何解释腐烂过程。学生回答完，鲍里涅维奇马上对坐在旁边的女助教说：‘腐烂过程对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把腐烂变质说成发酵，那对人来说还容易接受。但世界上很多生物命中注定是处在腐烂过程中，发酵对生物也是致命的。’他以平时那雄辩的口才说着，我也没有认真对待。要是真的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就好了……可是，上一星期鲍里涅维奇突然来找我，他忧伤地笑着说：
“我真不走运，唉，真不走运，我还没有这样难受过。你别，问，问我也不对你说什么。’‘不！’我忍不住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