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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娜伊达中断自己的故事不说了。她给自己和鲍里涅维奇倒上酒，一口喝完，又倒一杯。酒增加勇气，她说得更加自言，目光更加粗野，还处在回忆往事的兴奋之中。悔恨忧伤的口气消失了。骑兵大尉的女儿追求的不再是同情和怜悯了。而是在夸耀她的英豪气概。
那时那个大学生文书雅宏托夫帮了她的忙。是他把二十岁的季娜伊达带到了莫斯科，帮她找到了工作，并准备上大学。
“后来，”最后她说道，“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我的任何履历表上您都找不到刚才我讲的这段经历。”
她在他面前摆出几张照片。他看到一个身着戎装的孩子，旁边站者高大的父亲——骑兵大尉，还有一个扭扭捏捏的瘦小女人。再有一张是身穿时髦连衣裙的十六七岁的小姐。
“您爱怎么评论我就怎么评论好了。”她说道，“但不要忘了，我们的命运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这并不是全部。在她的记忆中有很多暗淡失色的东西。往事使她感到害怕。她有很多事没有讲出来。
他俩分别时已过了午夜。由于谈起往事而心情激动，她久久没有入睡。
鲍里涅维奇从季娜伊达的悲伤叙述中得到了经常使他困惑的问题的答案。他明白了她为什么把生活、社会看成是兽群。为什么她认为科学研究中只有弄虚作假才能站得住脚。悲惨的过去使她丧失了认清生活真谛的能力。她认为人的爱是不会使生活幸福。要获得幸福必须善于消除生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她的谬误使她盲目。这将会残酷地惩罚她的。他有责任帮助她改正谬误，看到人生的真谛。
季娜伊达把鲍里涅维奇对她宽容的批评当作是宽恕她的罪过。他好象也承认是这样。他俩都有权有自己的信念：赞扬革命，为革命成果而欢欣鼓舞或是诅咒革命成果。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他俩的爱情。学者是能同不同见解的人相处的，有时其至还要抬高他们。
季娜伊达认为白己的盘算万无一失。她让早先的软弱和秘而不宣的思想纵情流露出来。他常常看到她酗酒，越来越放肆地表白自己的内心想法。
“两千年前，”有一天她说道，“罗马人——文化传播者也和我们处在一样的地位。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被自认为是近在咫尺的地上天国的无知想法所迷惘。我认为我是野蛮人中的罗马人。广场上、大街上人们粗野地推挤我。电车上、公共场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使我喘不过气来。”
最后几句话她说得凶相毕露，她的脸变得狰狞可怕。
鲍里涅维奇反对她的观点，尽管目前的社会形式还不尽善尽美，但不能求全责备。成为人类希望的社会变革要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完成。最初几十年不可能令人一切都感到满意。
他的长篇大论和热情使她不悦，但又担心惹他生气。她装出很有兴趣地听他讲的样子，让他觉得他的说教很吸引她。否则，弄不好他会大发脾气，无法平息他的怒火。她没有忘了那一次他被激怒，头也不回地疯狂跑走的事。
鲍里涅维奇心中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仍然认为他爱她，和以前一样对她温存。他仍然幸福地憧憬未来；争论中他懂得了分寸；他默默地承受着怀疑和受屈的折磨。但是往日的信心被某种别的东西所取代了。他开始发现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东西。好象有人从内心里支使他的注意力转向过去从未注意过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地总是在观察，想不这样可越来越难。有一次打猎时当她猎获一只野兔时，她那凶狠的目光和残酷的表情使他感到惊讶。暗藏在她黑暗的心灵深处的残忍本性流露出来了。她同样冷漠地用枪托把山鹑的脑袋砸烂，把一只离开母兔的小野兔的头也砸得稀烂。
“别这样，”鲍里涅维奇推开她的手求她，转过身去不忍目睹这种残忍的举动。
“您作为一名法医也太有点伤感主义了，”她讥讽地笑笑，“您尽给飞鸟和昆虫唱赞美诗，喜欢天真可爱的生物。可您看长尾山雀，它把粉红色蝴蝶连翅膀都一起给吃了。”
她脸上轻蔑和幸灾乐祸的表情伴随着蔑视的说话口气。只有当偶尔什么龌龊不祥之物落到脚底时人们才这样说话。
在一次考试期间，一个女大学生向鲍里涅维奇抱怨季娜伊达老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说她不喜欢学生。她讲起一次考试的情形。“您为什么给我打不及格？”女学生问助教。“这是因为男生太喜欢您了。”女助教回答说，“您不配有这样的幸福。象您这样的女孩子不会成为一位有才能的学者，也不会成为一位正派的医生。”
类似这样的话以前就有人对他说过，但他没有重视。她是善良的，爱孩子，爱老人和病人。在他的心目中她不可能会这样冷酷无情。女学生的抱怨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听人们怎样谈论女助教了。大家说她心肠不好，不关心他人的疾苦，而且还很厌烦。鲍里涅维奇企图为此寻找辩解，但这是徒劳。他的疑心加重了，他感到痛苦和烦闷。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而且来得如此突然。
鲍里涅维奇在法院遇到一位年轻的法医，他们谈起一起难以侦破的棘手案件。他查不清楚是挥金如土的出纳员开枪自杀，还是盗匪把他打死的。年轻法医请鲍里涅维奇帮助他。
“您去找我们的季娜伊达吧，”鲍里涅维奇说道，“她有一篇关于火药药灰痕迹的著名论文。她自己对各种武器也很在行。”
“谢谢，正派人是不应当同她这种人打交道的，”法医突然这样回答道，“请原谅我粗直的言词。是她害了我的父亲达里涅茨基教授的。父亲临死前写信告诉我的。”
鲍里涅维奇本想保持沉默，他觉得过于好奇是不应该的。但良心早就是他的严厉的审判法官，他不能沉默。
“我认识您的父亲，”鲍里涅维奇满怀同情地说道，“他的不幸真可惜。我们都坚信他是无罪的。请问，季娜伊达与您父亲的死有何关系？”
“不清楚。”年轻法医不说了。
偶然交谈引起鲍里涅维奇极大的不安。这是真的还是诽谤，或是企图使他俩闹翻的挑拨？但愿不是真的。如果这是事实，那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天季娜伊达回到家非常高兴和得意。她去找一天没有看到的鲍里涅维奇，并邀他一起去看歌剧。她有两张票，应当赶快动身。
他要她坐下，说道：
“您对我并不很坦白，您的过去没有全告诉我。我要您想一下有关达里涅茨基教授的事。我很想知道。”
他话语简短，声音不高，举止安祥平静，丝毫没有歹意。她妩媚地一笑说道：
“我一时很难想起来，咱们在幕间休息时谈吧。快穿衣服，时间不多啦！”
“晚不了。”他仍然平静地说道，“我想知道您上大学时出过什么事？您同达里涅茨基教授有什么关系？”
“他又不是我的情人。“她戏谑地说道，“我从来没有爱过七十岁的老头子。怎么样，满意了吧？现在快走吧。”
爱情是天真轻信的无穷的根源。季娜伊达没有想到，她是多么的不谨慎。
“我跟您说过了，”她越来越不耐烦地说，“咱们在幕间休息时再谈。得啦，您就让步吧，别和我争了。”
“我不去了，”接着是不友好的回答，“您说说您和达里涅茨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最后一次问您。”
季娜伊达气极了，粗暴地问道：
“您干么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干么要这样贬低我呢？谁灌输给您这种诽谤的，您说，说呀！”她越说越气，“您怎么不说话啦？”
她觉得再说一句不好的话，他就会火冒三丈，急风暴雨地向她劈头盖脑而来。“一生气我就把握不住自己！”她想起他的话，“为了不让自己发脾气我费了多么大的劲啊。”灾祸已临头，可她也无法自己了。
“达里涅茨基教授是告密的牺牲品。我没有必要对您讲这些。”
“谁告密的？”鲍里涅维奇紧迫不放，他已不再隐瞒他对她的不信任了。
她装出再没有什么可谈的样子打算回到歌剧的话题上。但他警告道：
“您还没有说是谁告密的。”
“安德烈·雅宏托夫。就是那个文书。”她装出冷静的样子。
“为什么？”
“我没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
“您有责任！”鲍里涅维奇大吼一声。根难相信这可怕的吼声竟是不久前对她还那样温柔可亲的人喊出来的。
她充满了恐惧和厌恶说道：
“好吧，我告诉您。是他包庇了我。达里涅茨基教授要我把隐瞒多年的情况填表。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情况？”他仍然激动地问道，“您说得明白一些。”
和盘托出她是做不到的。这代价太高了。不论是鲍里涅维奇，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应当让他息怒，她只好向他吐露一部分！
“德国人占领时期我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好象是从牙缝里往外挤似的……
“德国人占领时期？”他打断她问道。
“是的。是德国人。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被俘的医生不是也在为人家看病吗？在我国不是也医治德国俘虏吗？”
他猜出在这半真半假的招认中还隐藏着某种更严重的事实。他仍穷追不放，继续问道：
“为什么您不同意把这一情况填进表里？”
“您干吗什么都要知道？”她意味深长地笑笑说道，“就说这是因有某种隐私之故罢了……我有这种权利吧？……找时间再和您谈。现在不谈……同意吗？”
“我在等着您的回答。”他迫不及待，又大声说道，“您是在考验我的耐心！”
她明白了，如果不把问题谈得一清二楚，他是不会冷静的。还是由她自己谈出为好，达里涅茨基的儿子是说不出好话的。
“达里涅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