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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陪同送来，工友就感到这绝非一般。他机敏的目光已发现，涅斯捷洛夫面色苍白，藏在衣口袋里的两手在发抖，涅斯捷洛夫与侦查员不说话，两人都避开对方的目光。帕霍姆以为涅斯捷洛夫值班时出了什么差错引起了侦查员的不满。干了三十年他什么没有看见过。
“从哪儿拉来的尸体？”他打开登记本，一边问司机。
“您去问涅斯捷洛夫吧，”司机答道，“是他要的车。”
几个卫生员打开车门抬出担架后，什么问题也不必提了，帕霍姆把登记本挟在腋下，他认为在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问是不合适的，就吩咐把尸体抬到解剖室。把老太太抬到地下室，在原来的解剖台上摆上鲍里涅维奇的尸体。
帕霍姆面临着要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季娜伊达。当着他的面，她与鲍里涅维奇谈情说爱也从不感到不好意思。鲍里涅维奇对此很不满，虽然他知道工友耳聋也发现不了更多的事。
狡猾的老头儿早就认为耳聋是有好处的。这样无论同自己人和外人，还是死者探望者和亲属，都能处好关系。别人求他的事，能办的就办，捞个好；不能办的，因耳聋，就说没有听到，人家也不会怪他。因耳聋麻烦也少，在解剖室，法医们也很少要他干这干那，教研室的老师们也不对他讲什么大道理。他们当着他的面什么都好说，就当他是死人一样，从不避讳他。
最近一个时期热恋的一对儿关系不好了，不象以前那样互相总离不开，经常眉来眼去表达爱情，工友们见了都感到眼热。他能区别装假和出于真诚的言行。他敢肯定地说，他俩不久前已出现了裂痕和不和。偶尔听到他俩的一次谈话，使老头儿感到不安。这大概发生在一个月以前，中午两点钟，当老师们离开解剖室去助教办公室写解剖报告的时候。鲍里涅维奇写完死亡证明，分发给死者的家属后正打算走，他站在解剖室的窗户前，机械地解着白大褂的纽扣，好象是在等什么人。季娜伊达也完了事准备走。当她看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人，她走到他跟前低声问道：
“晚上您在家吗？”
他作了肯定回答。
“晚上我在家等科尔涅托夫，”她继续说道，请您别来找我。这是为了您，也为了我们的友谊。”
鲍里涅维奇仍旧看着窗外，说道：
“好吧。”
“您答应我要作一个有理智的人，我对您寄予希望。”
“我已听过这些了。”他仍然冷淡地说道。
“我希望您别对我报复，行吗？”她尽力看着他的脸，说道。
他冷冷地看着她，稍稍想了想说道，
“我不能保证做到。”
第二天就有个自称科尔涅托夫的人打电话给季娜伊达，从那时起这人就开始经常给她打电话。
从助教最初来到教研室，帕霍姆就不喜欢这个人，由于要救自己的妻子才抑制使自己对她的不满情绪。她没真话——他心里对自己说——，她即使不说话也在骗人。这女人体格结实，性格顽强，她可以把尸体象摆动一件玩具似地从一张解剖台搬到另一张解剖台上，但只要有人在解剖室她就象一个软弱姑娘从不自己移动一下尸体：“……帕霍姆，请您……”在军事训练中她射击从不脱靶，但当着别人又说，她从没有拿过枪……她非常想让人说她人缘好：对工友的妻子和清洁女工，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表示关怀，拍拍肩膀，借钱给他们，还不让人觉得她记性很好。她似乎心肠很好，但你对她的善意又不能相信。她冷酷，从不容忍同她开玩笑，很少看到她面带微笑。只有一次是在教授生日的那一天，她兴致勃勃，跳舞跳到深夜，使大家感到奇怪。教授那天对她说道：“小鸽子，您可把我们骗了。您并不象我们感觉的是一个那样古板的人啊……”
而鲍里涅维奇则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喜欢开玩笑，也爱大笑。当人们笑时，他耸耸肩膀：“有什么可笑的？”他头脑清醒，文静，生气时说过的话，以后绝不再重复。他的耐心能顶上十个人的耐心，从不发脾气。他不象别人，从不浪费一点点时间，总是忙着什么，从不让自己的头脑休息一会儿。他和我们这些人一个样，总不缩起手什么不干。星期天他在别墅拿起镐和铁锨干活，出点力气就很高兴、很安心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决断公正。欺侮这样的人是天理不容的！
别人心上的事是用不着见证人的，而需要的是没有全权的受托人，没有法律关系的同谋者，有义务为别人的轻率承担责任的人。
不管他们的关系怎样，帕霍姆有责任把这一悲痛的消息告诉季娜伊达。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上楼找教授去了，很快教研室就会知道，老师们要开会，他们是不会早一点告诉她的。
当激动的教授，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出现在楼梯上时，帕霍姆不再迟疑了，赶快去找季娜伊达。他在门口碰上了女助教。她一只手拿着一个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硬纸盒子。她身着熨洗干净的白大褂，里面穿着大开领的黑绸连衣裙，再加上黑玳瑁大眼镜给她的脸上增添了阴郁而严厉的神色。工友叫住她，说道：
“请允许和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儿不行。”
“那进来说吧。”她打开助教办公童的门请他进去。
开始，帕霍姆很惶恐，不知该怎么说起，他想到每一分钟都很宝贵，增加了勇气和决心。他想起他当年是怎样听到关于前妻死亡的消息的情景。他就象溺水者抓住救生圈似地把心中浮起的往事作为样板。
“出了不幸的事……这事真难以开口。”
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帕霍姆坚定地抓住救生圈般的往事的例子，决心说出来。
“我不懂您说些什么，谁出了不幸？”季娜伊达已经看到窗外运来是谁的尸体，但她还是这样问道。
“不，您说我说得对吗？”工友要求她肯定地回答，“可能我说得不对，是吗？”
“对！对！”她开始不耐烦地说道，“那您说得详细一点，究竟是怎么回事？”
工友同情地看了女助教一眼，痛苦地叹了口气。
“不幸和不幸也不完全一样……有的真使人难过……”由于季娜伊达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安，他就决定大胆地说了，“我们迟早都要死去，都是一个结局——死亡。”
女助教警觉起来，有点惊慌地问道：
“是不是教授出什么事了？”
“不是，不是，不是他。”帕霍姆连忙安慰她道，“生死是不由人的，要死想躲都躲不脱……”
“谁死了？”她紧张地问道，“您倒是说呀I”
“人死只有一次，而还有人召唤死神。说得很对，是他自己动手的。可怜的鲍里涅维奇，”他叹了口气补充道，“他怎么会想到死呢？”
女助教好象疼痛难忍，浑身颤抖了一下，打开门，没有等工友阻拦，就跑了出去。她冲进解剖室的门，站在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前呆住了。她一点勇气也没有了。她那亭亭玉立，端庄的身材，下垂的双手和因痛苦紧绷着的面孔使人感到悲痛。她那瞪大的双眼现出极大的痛苦，好象她一闭上眼睛，悲痛也会从紧闭的眼皮下流露出来，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受到她悲伤表情的感染不由得低下了头。
她僵死不动地站了很久。又过了一会儿她用颤抖的手掏出手帕，把它撕成碎片。
她站了几分钟，一言不发，就离去了。她仍然和平常一样，昂首挺胸，坚定自信。
转自中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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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当鲍里涅维奇的尸体送进解剖室之后，涅斯捷洛夫和侦查员去找教授。前者是要把这一悲痛的消息告诉教授，而后者是与教授商量解剖尸体的事。
他们看到教授正给法医鉴定短训毕业生上课。在这群年轻人中间教授讲话的声音宏亮有力，不断离开主题讲些有趣的事，不时还开句玩笑引起年轻人的喝彩和笑声。他的讲课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
最后一堂课结束了。教授把刚才用来在黑板上划出精彩图表的粉笔放下，两手按着讲台，沉默了一会儿。
“我希望你们合理运用你们的知识，”他声音不高、却充满深情地严肃说道，“要忠诚地为社会和祖国服务……绝不能对别人藏有坏心，记住人的伟大使命。”
接着教授谆谆教导学生避免自己的毛病，绝不要离开行善的轨道。他讲到了真理和公正，教导学生成为一个“不以夸夸其谈来掩盖自己不学无术”的正派人……这是父亲对不懂事的孩子的教导，很自然，显得有些守旧。他的宽宏大量的判断使人感觉不到他词藻的华丽，而对教授的豁达肃然起敬，因此，激起了一片掌声。
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为刚才与学生们动人的道别和自己的讲话而感动的教授在同他们谈话之前首先擦了擦湿润的双眼，仔细地把手帕叠好放回衣袋里。
“说真的，人老了就容易多愁善感……”他好象是在为眼泪和激动对客人表示道歉似地说道，“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你们能对我说些什么高兴的事啊？”
涅斯捷洛夫低下头在想，在侦查员没有开口之前他绝不抬头。侦查员心想，教授是在问涅斯捷洛夫，他也没有作答。沉默了半天，涅斯捷洛夫鼓起勇气说道：
“我们给您带来了悲痛的消息……我们是送鲍里涅维奇的尸体来的。”
“哪个鲍里涅维奇？”教授顿时感到莫明其妙，问道。
“就是助教鲍里涅维奇，”涅斯捷洛夫沉痛地说道，“他看来是自杀的。”涅斯捷洛夫觉得血往脸上涌，但仍平静地补充道：“是在他家里发现的，头部被子弹击穿。”
教授用手模摸宽大的布满皱纹的前额，双手抓住了胸口：
“我的上帝，”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发生的？”教授好象忍受着极大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