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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曾简略地勾勒过这几部作品的轮廓：“于依思芒斯讲了一个毫无战斗热情的士兵的可怜遭遇的故事……赛阿尔谈的是巴黎被围时期的事，他作了新的解释，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艾尼克又一次给我们证实，人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是理智的，聪明的，而一旦他们聚成一群时，必然会变成粗暴的动物。——这可以称为人群陶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包围妓院和屠杀不幸的娼妓更可笑、同时也更可怕的事了。阿克莱西叫我们等待了四天，他没有找到适当的题材……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贵妇人的滑稽可笑的轶事。这位太太收殓她死在战场的丈夫，却对一个‘可怜的伤兵’动了心——这个伤兵原来是位神父。”
莫泊桑没有谈到自己的作品朗读时的情形。艾尼克和赛阿尔却留下了一些记载：
最后的句子结束，恢复寂静时，吉注视同伴们的面容。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脸上，接着，他们全体起立，象对一位大师一样向莫泊桑表示敬意，以至久久无言。“这是杰作！”赛阿尔最后说。
一八八0年四月十五日——这是莫泊桑值得纪念的日子——《梅塘晚会》问世。它有一个简短的序言：“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去领教各种各样的攻击、恶意和无知，因为而今的批评界已经向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证明。我们所关心的仅仅是公开肯定我们的真正的友谊和我们的文学倾向。”这是向批评界抛出的一只手套，而接住这只手套的不是别人，而是“梅塘集团”的一员——莱昂·艾尼克，他受左拉指示，匿名在报纸上对“左拉的党徒”加以攻击，而评论家几乎立刻落入陷阱。这是左拉的推销术。
《费加罗报》率先应战。它的一篇文章言辞颇为激烈：“在一篇少有的傲慢宣言中，这一小帮年轻人向批评界扔出了挑战的手套。《梅塘晚会》不值得批评界费一行的笔墨。”此话有点自欺欺人，然而它是出自该报的文艺评论家亚伯·魏尔夫的生花妙笔。《时报》却以格言似的笔调写道：“自命信仰左拉的这些年轻人，继承了他的自负，而非才能。”当然，巴黎的批评界并不都是些盲人。那位曾应“小蓝头”之约而给莫泊桑《往昔的故事》一剧写评论的泰奥多尔·德·邦维尔，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洞见：“人们将不知厌烦地一读再读《羊脂球》。”他是对的。
另一位批评家也许要算对莫泊桑的才能了如指掌的第一人，他说：“莫泊桑先生的《羊脂球》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莫泊桑先生——我曾在本报严厉对待过作为诗人的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散文家。”
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插曲是：当问及莫泊桑是否仍以“吉·德·瓦尔蒙”的笔名署在 《羊脂球》上时，他笑着说：“对不起，这篇小说署名 ‘吉·德·莫泊桑’。”这让人想起了巴尔扎克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署真名的情形。爱惜自己名字的艺术家是爱惜他的艺术的。
经过批评界的这场适得其反的喧嚣，《梅塘晚会》的销路当然不错，半个月内，居然再版八次，以至福楼拜闻讯后写信告诉莫泊桑：“我简直要嫉妒了。”不出一周，福楼拜收到莫泊桑趁着热劲刚出版的一本《诗集》，唯一的一本诗集，也是“椋鸟诗人”放弃诗歌创作的一个象征：他此后再也没有写过一行诗了。这本《诗集》扉页上印着这几行字：“献给居斯塔夫·福楼拜，我衷心挚爱的杰出的慈父般的朋友，我最最敬慕的无可指责的导师。”这位在给甥女科芒维尔夫人的信中称《羊脂球》为“一部杰作”的“老头儿”眼泪汪汪地给弟子回信，说“你下星期就可以见到我了。”
这封信写于一八八0年五月三日。无论莫泊桑，还是福楼拜，都没有预料到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封信。
五天以后，当陶醉在成功中的莫泊桑下了班，沿着那条他做小职员时如此熟悉的街道轻盈地往住所走时，他被门房昂日夫人墓地拦在楼梯口，她递过来一个蓝色的电报信封：“福楼拜脑溢血，无望。六点出发。”
电文由福楼拜的甥女卡洛琳·科芒维尔夫人签字。吉呆立着。过了许久，才知道得走了。他朝车站走去，在那儿与科芒维尔夫妇会齐，一起前往鲁昂。“伯父已经亡故。”科芒维尔夫人似乎并不悲痛地对吉说。
驶往鲁昂的列车在平原上穿行。莫泊桑的目光不时地落在窗外的景物上，落在塞纳河上。多么熟悉的景物呵！多么熟悉的塞纳河呵！——只是，此刻，他是带着怎样凄凉的心去看它们的呵！它们像是大地的遗物。马克·安德里曾说过：“吉一生不信上帝，但他心目中却有唯一的上帝，那就是福楼拜。”这位猝然倒下的巨人并没有在吉的心中倒下，他屹立着，像一位圣父。是的，正是这位伟大的“父亲”的始终如一的关怀，才使莫泊桑从忧郁中走出。“抬起头来！”这位慈祥的老人对沮丧中的吉说，“总是忧伤烦恼有什么用？应该像个坚强的男子汉那样对待自己；唯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克鲁瓦塞到了。他们在忧伤中走向福楼拜的住所。面对因脑溢血而显得面部肿胀的遗体，吉感到一阵揪心的难过。他独自一人为福楼拜守灵，像一个最孝敬的儿子在他的慈父的遗体前。
在寂静的夜里，无数的往事纷至沓来，像蝴蝶一样在房间里无声地飘飞。他第一次乘驿车到克鲁瓦塞的情形，在福楼拜的书房里的情形，福楼拜爬上勒鲁瓦的画室时的情形…… 所有这些，都终止于眼前的尸床上，那儿，躺着一具尸体——这是一个残忍的事实。
吉忽然又忆起了几个月前的那场官司。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巴黎南面的艾汤普城的一份杂志《现代自然主义评论》刊登了莫泊桑的一首长诗，也就是《文学共和国》曾以《水边》发过的那首淫秽的诗，不过换了一个题目，叫 《一个少女》。艾汤普的检查院立刻向作者提出“有伤风化、有伤公共道德和宗教道德”的指控。慌了阵脚的吉赶紧向福楼拜求援，而这位上了年纪的大人物居然领命不误，在一八八0年二月二十一日的《高卢人报》上发表了一封长信。信中故作疑惑地写道：“这是怎么搞的，从前刊登在今已不复存在的一家巴黎报纸上的一首诗，一经外省报纸转载，就成了罪恶的东西呢？”这位辩论家接着就不再就事论事，而是在一般理论下为莫泊桑的色情诗开脱：“必须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就存在于艺术之中。’凡是善的，就是道德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切。”他继而以一个自然主义诗人——其实他并不是——的语气写道：“诗歌，像太阳一样，给粪堆撒上阳光。看不到这点的人，活该！”为几乎是骂街了。不过，效果倒是达到了：一八八0年二月二十六日，总检查官函谕艾汤普地方检查院：“我谨要求您结束这场诉论，并作出不予起诉的裁定。”福楼拜在这场诉论中像一个用翅膀替雏鸡遮挡飞石的老母鸡一样，然而，几个月后，他竟这样永久地沉默了。
翌晨，守了一夜灵的莫泊桑站在花园的门口，像孝子一样，接受那些陆续从巴黎起来的好友的致哀。
天空浮着大片的云块。塞纳河在侧边潺潺流淌。出殡的行列沿着河岸往前走着。这时，刮起大风。云块在移动着，碰撞着；河岸的树木被风吹得直往地面俯下身去。这队身着黑色礼服的巴黎人——莫泊桑，左拉，都德，龚古尔，伊赛尔，夏庞蒂埃及柯培等——走在灵车的后面，朝那弥漫着山楂树清香的山冈上的墓地走去。这块墓地埋葬着福楼拜的已故的父母及早夭的妹妹；不远处，是老朋友路易·布耶的坟墓。十年以前莫泊桑曾在这里为他的“诗歌之父”路易·布耶送葬，那时，福楼拜还站在他的身边；而今，莫泊桑又在同一个地方为他的“小说之父”
居斯塔夫·福楼拜送葬。这种触目惊心的联想使莫泊桑凄然泪下。“一切都是枉然，一切都微不足道。为什么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呀？”这句虚无主义的话是莫泊桑在几年以后探望又病又老的屠格涅夫——银发巨人已驼背弓腰了——后走下台阶时说的，而它的源头恐怕是在鲁昂墓地的凄凉气氛中。
大家围着已经挖好的墓穴四周。几束粗大的棕绳拦腰悬着棺木，把它缓缓放入墓穴。可是，棺木被卡在墓穴中了，放不下去。吉颤栗地望着这一凄惨的场面。龚古尔、都德、左拉都在这个场面前纷纷提前离去，满怀忧伤。铲子将土铲起，洒在墓穴里面。
莫泊桑是在可怕的忧苦中离开克鲁瓦塞的。十年以后，当他再次沿着这条路线重返克鲁瓦塞时，他也到了短暂生命的黄昏。不过，在最终的死亡降临前，他，吉·德·莫泊桑，将与“孤独”作战。多么沉重的孤独啊！当莫泊桑回到巴黎的时候，他猛然发现那个曾覆盖着他的“父亲形象”没有了，他被直裸地置于荒谬的存在前，——他完成了成人式，尽管是以极其凄惨的方式。在致科芒维尔夫人的一封信中，他有这样的句子；“我此刻尖锐地感到生活的无益、一切努力的徒劳、事物的可怕的单调，以及精神上的孤独；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种精神孤独状态中。”这种虚无主义成了他看待人世间一切物像的态度，也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潜文本；这种虚无主义后来因与屠格涅夫——那时，这位银发巨人正在研究叔本华的空虚论，而赋予他的一些近作以某种悲观的苦涩味——的更多的交往而有增无减。
虚无主义实际就是面对存在时的一种荒谬感，它是人在发滞的大地上拖着的一个身影，它直要到人最终倒毙在大地上那一刻止，才消失。
莫泊桑此后作品中的小人物们都在存在的阴影下苟活着，没有激情，没有奇迹，有的只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