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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在《我们的心》中表现得这样伟大。”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故事呢？米歇尔·德·毕恩是位年轻的寡妇，具有安娜画像中的那种美貌，喜爱交际，客厅里经常聚集着一些画家、音乐家、雕刻家以及上层社会人士。莫泊桑在这里描绘了那个时代贵族沙龙的一般风俗。单身汉安德烈·马利奥尔初次来到米歇尔家，便给女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不久激起了炽热而又短暂的情欲，她终于在圣米歇尔山委身于安德烈。可是从圣米歇尔山返回巴黎之后，米歇尔却冷淡了。这使安德烈万分痛苦，决定隐居枫丹白露森林，在孤寂中寻找慰藉。
假如说 《如死一般坚强》已经在和解中丧失了它的一些社会内容，那么，《我们的心》则在隐居的稀薄空气中把社会内容窒息死了。“隐居”这样一个逃离的词语并非偶然地出现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 《无益的美》中的那个著名的中篇小说《橄榄园》便是对于隐居的一个叙述，然而一个偶然闯入的恶就是以毁灭隐居生活的恬静场景。维尔布瓦神父，曾经的德·维尔布瓦男爵，因为情场失意，出家当了神父，隐居在橄榄园里，恬静地度过了二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一天，一个肮脏的流浪汉找到了他的隐居地，这是他的私生子，一个已经变成恶棍的坏小子。
维尔布瓦神父接待了他，倾听着这个坏小子的种种引以为荣的罪恶勾当；而神父却在一种罪感的压迫下，认为这些罪恶都是源于自己往昔的荒唐。一种忏悔的压抑气氛笼罩在橄榄树下，维尔布瓦神父这时“打着冷颤，出于当主祭的习惯，他不知不觉地突然抬起眼睛，看见在他的四周都有圣树的淡灰色的小树叶在天空下面簌簌抖动，这圣树曾经用它稀疏的树荫笼罩过基督一生中的最大的痛苦，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软弱。”我们从莫泊桑的这句话里可以得知《橄榄园》一名的出典。《新约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耶酥来到耶路撒冷，白天在神殿传教，晚上回橄榄园。不久，他在橄榄园中被捕，被捕之时他对门徒彼得等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并一再向上天祈祷，以求获得勇气。维尔布瓦神父似乎从祷告中获得了面对死亡的勇气。当晚，他自杀了。
显而易见，宗教成了一种净化道德的东西。要是我们回忆一下早期的莫泊桑对宗教的那种不恭，我们就会象马克·安德里一样感叹：“多大的演变啊！”
莫泊桑从诺曼第到巴黎，既是从诗到小说，也是从小人物到文学家，——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从批判到认同。他的精神父亲却一直远离着巴黎，并最终埋在了鲁昂的墓地。
这已是一八九○年，福楼拜已谢世整整十年了。这年年底，莫泊桑登上了开往鲁昂的快车；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爱弥尔·左拉，昂利·赛阿尔，爱德蒙·德·龚古尔。他们去鲁昂参加居斯塔夫·福楼拜雕像落成的揭幕仪式。火车隆隆地穿过诺曼第原野；窗外冬天的灰暗景致一闪而过，莫泊桑觉得这似乎是浏览一遍他的整个一生。龚古尔坐在角落里，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得意打量着在冬衣下簌簌直抖的病中的莫泊桑。
福楼拜的塑像屹立于鲁昂的索尔费里诺广场上。当遮盖它的布揭下以后，莫泊桑仿佛又看见了十年前的那个“老野兽”。阵阵狂风，真正诺曼第的那种把树叶吹起并一直送到云端的狂风，携来几块铅色的云团，洒下一阵冰冷的雨滴。广场上的光秃秃的树枝衬着这座雕像，显示一种悲凉的气氛。莫泊桑打着寒战。他疲惫了，疲惫不堪。他急着要赶回巴黎。
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作为才华横溢的小说家重返巴黎的，而是作为一个忧郁的精神分裂症病人重返巴黎的。巴黎等待他的，也不再是热情，而是——精神病院，几年以前，他的弟弟死在这个笼子里；现在，死神已盯上他了。
一八九一年之后，莫泊桑几乎没有再创作什么完整的作品了。巴黎于是把他遗忘。一八九二年八月二十日——这离莫泊桑的死期还有将近一年——《画报》载文说：“莫泊桑，人们现在谈论着他，就象谈论一位古人。”
《一生》：“蓝花”的枯败
《一生》的最初构思是在一八七七年，而它最终完稿及问世，是在一八八三年。这之间有六年的时间间隔，而莫泊桑也是间隔地写作这部作品的。不过，间断的写作并没有使这部作品出现裂痕，——它完整地勾勒了浪漫心灵——荷尔德林曾把这种心灵的憧憬喻为“蓝花”——在一个世俗化时代的命定的轨迹。
然而这个主题却并不是一八七七年以后的主题，而是这个世纪初期的浪漫派们的一个主题，一个斯塔尔夫人或者夏多布里昂笔下的主题；在那个时代，时代的恐怖景象压抑了才子们在仕途上的任何一点热望，而将他们驱向了大自然，这受伤者的家园。一旦肉体被羁压在时代的阴影下，那心灵必倾向于逃离，倾向于梦幻般的飞升。所以浪漫派才子们的梦幻，无论多么令人心旷神怡，那也只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囚徒的梦。
如果说一八七七年以后的巴黎——工厂的烟囱开始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它的各个角落，正如莫泊桑描绘的，“朝向广阔的天空竖起千百根浓烟滚滚的烟囱”，更不用说十年以后修建的高入云端的埃菲尔铁塔了：它们象征着工业文明的一种野蛮的力量正污染着田园乐观主义的天空。——已经不适合于浪漫心灵栖居了，那么，莫泊桑却在外省，在纯朴得如同原始场景一样的外省，找到了这些脆弱而敏感的灵物得以栖身的地点了。不过，莫泊桑不仅仅选择了外省作为这个故事的场景，而且，在时间上几乎往前推了六十年，变成一八一九年。这离一七九三年只有二十多年。而勒培奇·德沃男爵，一个“非常崇拜卢梭，热爱大自然、原野、树林和动物”的贵族，却对一七九三年所发生的事件——雅各宾党人的专政是从先砍掉路易十六国王的脑袋开始的——本能地怀有反感，这种对断头台的反感易于导致对各种暴政的反感。但善良的德沃男爵并没有看到，正是埋藏在卢梭哲学里的种子才导致这接二连三的事件；出乎这位爱好和平的浪漫派哲学家意料的倒不是这粒种子的萌芽，而是——它是在血雨浇灌下的萌芽。
不过，德沃男爵仿佛特意要向这个恐怖的时代展示卢梭哲学的另外一个场景似的，他用最纯净的雨水，浇灌着他的女儿——他把她送到了圣心修道院，让她在那里过严格的幽禁生活。他不知道，修道院只会培养一些娇嫩、苍白而又高贵的植物，而它们是抵卸不了时代的厉风浊雨的。小说的开篇便描写了一个雨天，“低沉的、蓄着雨的天空仿佛裂了缝，把水倾泻到大地上，使泥土变为稠浆，糖一般地溶化了。”也就是在这一天，男爵的女儿，约娜，离开了修道院。当她乘着马车重返白杨山庄时，这多少有一种象征意味，即：这棵高贵的植物已移栽到“社会”这一块并不肥沃的土地上。那么，约娜具有哪些实用的知识，可以保护自己呢？我们来看一下德沃男爵的教育计划便能略知一二：“他希望在她十七岁上把她接回来时仍然是童贞无邪，然后由他自己诗意地来灌输给她人世的常情，在田园生活中，在丰饶和肥沃的大地上来启发她的性灵，利用通过观察动物的相亲相爱和依恋不舍来向她揭示生命和谐的法则。”这是一个过时的卢梭的想法。而对约娜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卢梭这位男性哲人，还有一位杰出的女子，斯塔尔夫人，约娜的母亲——她是斯塔尔夫人《柯丽娜》的崇拜者——把这位才女的一些浪漫主义爱情哲学传授给了她。
一个把卢梭与斯塔尔夫人融于心灵的单纯的少女，乡野的美丽景致，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这些，就足以构织一个浪漫派们梦寐以求的家园。莫泊桑在这幅既宁静又幸福的画面上不厌其烦地抹上一些绚丽的色斑，他像一个老练的浪漫派那样描绘着自然景物，使人想起夏多布里昂描绘密西西比河时的渲染倾向。
不过，这幅宁静的画面之下，却隐藏着一种骚动，一种本能力量初醒时分的骚动。“象这明净的夜晚一样，在她心中也充满了细声密语；象在她周围的夜行动物一样，无数仿徨的欲念都突然在她心中蠕动起来。象有一种吸引力把她和这充满生命的诗境融合在一起了……于是，她开始幻想起爱情来了。”那么，这个除了父亲之外，几乎没有见过其他男人——更不用说同龄的男子——的纯洁无邪的处女，她内心中的爱情企盼，倒底具有何种形式？可以说，这种企盼是一种尚找不到目标的投射，一种投射在自然景物上，接着——如果恰巧这时有一位同龄男子神采奕奕地迎面走来的话——投射在这位陌生的男子身上的爱情，一种让修道院剥去了其物质性的精神之爱。
她的那位淌着泪读《柯丽娜》、带着胖人才有的那种沉闷的胸音唱着贝朗瑞的歌谣以及一连几个月耽读司各特的作品的母亲，男爵夫人，以一种家庭氛围似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在女儿约娜心灵上撒下一些感伤的浪漫主义种子。莫泊桑是这样描写这位患心脏肿大症的贵妇人的：“当她的身材一天天肥胖起来，她的灵魂深处象是愈来愈充满了诗意；过度肥胖的身子使她离不开靠手椅时，她的思想却飘游在种种浪漫故事的情节中，而她设想自己就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完美，完全是一幅浪漫主义的宁静而又充满诗意的图画。
不久，“一个高大标致的年青人”，德·拉马尔子爵，带着引诱者常有的那种既懒散又潇洒的魅力，走入这幅浪漫图画，——不过，他只是一个伪浪漫主义者。他的那种既让客厅中高傲的美妇人心乱、又使街上头戴便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