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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法国军队正式与普鲁士军队交火之前的那种华而不实的理想主义将是有意思的，这种闹剧似的理想主义不久成了法国战败的悲剧根源，也是第二帝国的虚张声势的大夏坍塌的原因。法国的陆军大臣勒伯夫将军气壮如牛地宣称：法国军队“连最后一个士兵护腿上的最后一颗钮扣都准备好了。”勒伯夫将军这句漂亮的话说明他很有文学素养，不愧为第二帝国的理想主义的浪漫家；不过，当他过分注意士兵护腿上的钮扣时，他却没有留意士兵手里是否有作战地图。波拿巴三世兴修了许多第二帝国为之陶醉的建筑，可却没有为他的军队印制几张新版的地图。当兵士们不知道他们此刻身处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开向何处的时候，战败的种子就已埋下了，尽管他们的肩上扛着沙斯波式后膛枪甚至刚刚研制的机关枪：“我们在哪里？普鲁人在哪里？”
在充满战争狂热的七月，吉被征召入伍。他被派往驻扎在鲁昂的勒阿弗尔军区第二师，在该师后勤处当一名文书。鲁昂属于二线战区，可离普鲁士并不远。
法国人是怀着教训一下俾斯麦这个傲慢的“普鲁士号”船长的轻松心情出征的，他们行走的道路正是当初拿破仑的大军走过的道路。然而，刚一交战，法国军队就在普鲁士人的炮击下溃不成军，倒拖着千疮万孔的军旗往本土溃逃。麦克—马洪元帅企图在色当这个小地方为法国挽回败局，何况，路易·波拿巴这位病弱的皇帝也在军中，大有御驾亲征的意思。可普鲁士的毛奇排列了五百门大炮，轮番轰击由十一万人组成的密密麻麻而又混乱不堪的法国军队。法国人挤在色当的凹地，无力还击，只徒然地躲避着不时在他们中间炸开的炮弹。麦克—马洪很快就负了伤，而路易·波拿巴除了向逼近自己的普鲁士人交出自己的宝剑之外，似乎已经无力组织任何突围。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传到鲁昂，而普鲁士军队象是传递这些消息的邮使，甚至直到迫近巴黎城下，许多消息不甚灵通的老人居然还以为是法国军队的凯旋呢（都德的《柏林之围》描绘了这种幻灭）！这说明法国人直到巴黎沦陷前夕，仍然抱着一种令人疑惑不解的乐观情绪。莫泊桑此时写给洛尔的一封短信也显露了这一点：“至于战争的前途，那是毫无疑问的：普鲁士人已经完蛋，再说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一举拿下巴黎，但是我们已在这里准备备给他们以迎头痛击。”（寄自里昂，八月二十七日）尽管如此，莫泊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普鲁士军人！一次，莫泊桑所在部队奉命去一座森林——假若没有理解错的话，“森林”一词至少意味着“树”——狙击敌人，可到那里却发现那森林早在五年前已被砍伐一空。还有一次，他们接到紧急命令，在诺曼第的倾盆大雨——也就是莫泊桑在 《菲菲小姐》中描绘的那种“一场诺曼第的大雨……一场地地道道的鲁昂四郊这只法国尿盆的大雨。”——中行军十公里去切断一支斜插过来的敌军，结果这命令竟是讹传！战场上的荒谬感给莫泊桑留下了磨灭不了的印象，使他在作品中谈到法国军队的时候，多少带点讥讽或者揶揄的口吻。只是他对“个人的复仇”、那种源于一己的仇恨而对普鲁士人的复仇才赋予了一种英雄的色彩。
那次在倾盆大雨下进行的行军过后不久，莫泊桑所在部队也迅速地卷入了大溃退的洪流中。溃不成军的法国军队象乱蚁般地退向巴黎，接着穿城而过，退向更远的地方。“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外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这撤退的最后一幕刻在了莫泊桑的记忆里，只是他并未再跟随这些溃退到河对岸的队伍，他奉命送一封公函去勒阿弗尔，而脱离了自己那个已失落在溃散洪流中的部队。
莫泊桑徒步奔走了六十公里，总算把公函送到了勒阿弗尔的参谋部。然后，孤身一人的吉准备返回巴黎。当他徒步穿过遗弃着各式各样的军用物资的平原，朝巴黎的方向走去的时候，他不知道，第二帝国已被巴黎的市民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共和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然而，正如皮埃尔·米盖尔所说的，“九月四日成立的共和国十分脆弱，这是一个早产的婴儿，而且还面临着普鲁士大炮的威胁，这个危险当然不算小。”这个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是朱尔·法弗尔——他曾夸大其辞地说：“我们决不让出我国的一寸土地，也决不让出我国要塞的一块石头。”事隔半年，他却在弗里埃尔城堡和俾斯麦秘谈投降条件——另一位是甘必大，多年以后这位不很走运的政治家谈到艺术的时候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喜欢的倒是某种忧郁一点的风格。现在这个时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法国有很多创作还没有得到医治。”
长途跋涉的莫泊桑刚刚走进巴黎的城门，巴黎就被四面涌来的普鲁士人团团包围，以至甘必大以及另外两名政府要员只得乘坐热汽球离开巴黎，到外省去寻求援兵。
莫泊桑的父亲居斯塔夫那时正在巴黎，见到满身泥泞的儿子，便问：“你在诺曼第不是领教过普鲁士人的厉害吗？何以又自动地跑回这里来？”“诺曼第并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争，那里不需要我。而这里将会有一场恶战。”吉回答说。
吉的判断又错了。巴黎并没有什么恶战。一个月后，饥饿而又恐惧的巴黎向普鲁士人亮出了白旗：巴赞元帅率兵十七万人向城外的敌人投降了，以便为阿道夫·梯也尔镇压迫在眉睫的工人起义保存实力。
巴黎的投降使莫泊桑绝望地离开了这座城市，返回了埃特尔塔小城，洛尔的身边。那时，普鲁士人也进入了该城，军刀碰在皮鞋上面直响。这对小地方的那些皮肤黝墨、满手老茧的下等人无疑是一个刺激。
于是，在夜幕下，在旷野中，经常会有一些英勇的然而不留姓名的个人复仇。“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夫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莫泊桑后来写道，“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在埃特尔塔，吉也是一个复仇者。他曾和另外一个硬汉手持勒福舍猎枪，在郊外的树林中寻找普鲁士人的小股巡逻队，只是，雪后的树林，一片寂寥，没有人迹，连飞鸟都看不见。
是的，普鲁士人不见了，他们提前十八月撤回了本土，因为，国防政府已向他们缴付了足够的赔款，并将阿尔萨斯全省及洛林省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普鲁士。而摆脱了征服者的梯也尔政府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消除巴黎的革命火种。三月中旬，巴黎工人起义，并于下旬成立“公社。”
梯也尔像刚撤走的普鲁士人一样，重新包围了巴黎。在这个长期被围的城市里，经济生活等于零，因而，皮埃尔·米盖尔说，“就巴黎而言，公社这一插曲仿佛是围城的继续。首都已被团团围住。它将很快地受到围攻。”
梯也尔的军队 （“凡尔赛分子”）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进入了巴黎，开始了五月下旬的“流血周”。最后的战斗发生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墓碑之间。公社遭到失败。此后，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了。巴黎终于成了一座没有血性的城市。“感激涕零的共和派为梯也尔编织了花冠，然后一砖一瓦地为他重建被焚毁的宅第—— ‘新雅典’”米盖尔这样说。从此，巴黎已失去了它曾经有的激进主义，而供奉了保守主义这面白色的旗帜。
巴黎公社这段历史，莫泊桑并不是目击者，——那时，他还在埃特尔塔海滨城。阅历并不算丰的莫泊桑几乎在日后的作品中没有谈及这一在他的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许出自他对工人阶级的尚不明晰的同情态度。然而，最为内在的原因却是：这个具有政治良知的作家在未弄清楚问题前是不急着表态的，也不会将他未曾感觉过的事件写于作品中。
这是一种对于真理，对于艺术的忠诚。于·列那尔谈到莫泊桑时，说：“莫泊桑，他很少自白。他不说：‘我是真理的源泉。’”
一八七一年的七月，莫泊桑告别了埃特尔特，登上了重返巴黎的驿车。等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巴 黎
满是泥斑的驿车缓缓驶进了巴黎城。这是梯也尔的巴黎，一个以论坛取代街垒的巴黎。阿莱维谈到这个时期巴黎的精神风气时说：“人们不再示威游行，而是去投票，按照乡镇的共和派、兽医和酒商的建议，将委员会准备的选票投入票箱。”甚至梯也尔垮台后，取而代之的是色当的战败者麦克—马洪元帅组织的一个“公爵们的共和国”，一个试图在法兰西重建已跌落在尘埃中的“道德秩序”的不很牢固的政权。这样，作为历史的一个循环，那一度被断台头驱走了教会势力，开始着手“收复人心”。任何曾使巴黎扬名的激进主义都被视作“从革命中脱胎的世俗社会的现代祸害。”教会想在法国生活的一切领域——国家、城市、家庭——恢复上帝的权威；对于教会来说，法国重新成为传布宗教的地方。皮埃尔·米盖尔从宗教的重建看出这“完全是一种复辟。”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