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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里的“内当家”，只是做具体工作的。他即使同意变动，也不过由朝三暮四进而为朝四暮三，那又何必呢？慢慢总会有发展的吧。我对自己的愿望是否坚信，也未必。本来久所热中“以文会友”，原以为全国解放后可以实现。吴天石当领导时，包括他自己，这是堂而皇之的口头禅。“三反”前，钱静人来接替了吴。“三反”时，因为以前说过“宾至如归”体现了本单位的成绩，受到了指责，我是记忆犹新的。但这“会友”，在白老与我之间还是存在的。我曾和他谈到上述发生在文联的两件事。关于第一件，他说：政治工作上的大事是头等的，大家都应当齐心协力为之服务。从他的说法中，我发现他过去虽是位言志的诗人，也能接受儒家“文以载道”的要求的。第二件事，他认为，既然大家都同意这候选人，那就投票嘛。这不正证明机关党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此时的白老与在无锡时又有些不同了。夹杂在干部堆里显得触目的那股处处舒徐的名士派头又少了一些。在正式的会议上，主持人讲话以后，很明显，也会就船下篙、顺流而下地侃侃而谈一番。我也曾将他与我谈心时的观点相比较，觉得大方向应该说是一致的。所以那“侃侃而谈”违心之处大概不多。即如此时，我们的政治性话题，较多涉及中美关系。对于两个阵营的对方，以前对美国，我的反感较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从它那里来的卡宾枪对着我射击了，它才成了我心目中阻碍人民解放的恶势力。现在我们要搞建设，扫掉一百年来的屈辱，它却明火执仗打上门来。我的这种感情主要来自国家、民族的立场。他呢？大学读的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究竟成长于国难之中，所钟情的又是传统的文史，如果有谁竟来破坏他长期期望的国家的统一、安定，他也要大感“遗憾”的。这是我们的契合点。至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问题，我的认识其实肤浅。情况，他会懂得比我多。但似乎正如多数传统的士大夫的要求，只要能国泰民安，其余都好商量。几千年来，就是如此。
我们的谈心，当然不能说樊篱大撤，但他究竟非政治性人物，也渐渐没遮拦起来。我了解在过去生活的各方面，他大概都抱着一种“票友”的态度。自在飞花，随缘落脚，但不生根。现在晓得有个皮、毛关系之说了。看来需要“从一”了。看得出，他着重关心的是靠身的周围。他是“九三”的社员。我不大清楚他在“九三”组织内的际遇，大概不会难办，因为省人代中“九三”的人是不多的，他既是人代，在组织内当有相当的份量。至于文联，原来的吴天石，是被范伯群教授誉为“嫁接派”的。②吴明目张胆地强调团结。他常说把人都“团”过来，“结”合在党的周围。我们看到著名的晋祠塑像中一位老道的照片，谈兴和煦如春风徐来。白老和我都说像“吴老天”③。继吴天石来掌握这单位的是钱静人。钱不像他的前任。胆小、以小心对待组织、纪律著称。但究竟也是从“世家子弟”中分离出来的，又曾在上海读书，书生气却比“老天”要少。但对白老这样的人，还是能理解的。他的用人原则是：听他的，不替他惹事生非。遇事又能放得上台面的。书呆子，难免硬顶，他怕。白老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因此，两人也就日益接近，白老也更认为“从一”未尝不可了。至于与机关里那些后来被牵进“胡案”的同志比较，虽说都是“五四”以后的学生，但揉合成整体的成份的偏重是不同的。他们与领导之间，说得重一点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就有些磕磕碰碰了。我一直游移在文坛的边缘，虽然江南江北跑来跑去，对此类邻里间的纠葛了解实在很少。钱，抗战一开始就在游击区，更是见树而未知有林的。在机关里只是力求和平相处，就一直这样糊着，直到一纸公文从天而降。
我与白老必要时谈政治以外，彼此更喜欢轻松的谈料。从私人关系说，他与我应该是谊兼师友的。所以，我听他的多。最能引发白老谈兴的计有：戏、词、画和美食。我不与戏改沾边，因为看戏费时间，我爱京戏，这感情虽从小就有，但幼年时有次看两军交仗，忽见一颗通红的脑袋（其实是个红布包裹）从台中间腾空飞来台口，吓得一连几夜做恶梦、惊叫，从此多年不敢进戏院了。所以我的京戏的知识与感情只是从留声机与《大戏考》上来的。他就大不同了，祖、父也可说全家皆是戏迷。先后寄寓津、京、沪，更是可以大饱眼福的地方。祖父与众多名伶包括谭鑫培有交往。父亲更能说戏。他以家教自小沉溺其间。在南京读书时参加票房学老生。在扬州从名师更学昆剧老生。谈得最得意的一次，是说谭老板最后一次到上海。他们全家每场必到。最末一场竟特邀汪笑侬同演《珠帘寨》。一旧一新，一南一北。人都惯于盛赞珠联璧合，此则于悬殊处迸发出精彩。这大概是一切学术所以不断发展的动力吧？说到得意处白老竟让香烟屁股烫了手指。这时他在收画。解放之初，珍异弃于地无人停步注视。白老的奇遇不少。某年去扬州，看见利用大门堂开设的一家裁缝铺子的内门上挂了一幅立轴，因为串风，画被刮得噗噗作响。上前一看竟是郑板桥。原来是这大宅第的穷主人拿出作价付成衣费的。当然三文不值一文就收下来了。有时他也拉我同行，有次发现一柄折扇竟是冯梦龙画的山水，分明明人笔墨，不会假。他对这类偶而弄几笔的东西没有兴趣，晓得我猎奇，又以为我在搞通俗文艺，只要八元劝我买下，那时的我，还无工资可拿，钱要买香烟，烟瘾重于冯梦龙。后来听说这柄扇子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因此常被白老当作笑柄。我也竟有侥幸的事：只化了一元钱买了幅任伯年绢地团扇面，画的是“东山丝竹”。请胡小石教授鉴定，胡老说在任画中属中上。这次我一人独逛夫子庙，要是做白老的随员，这任伯年也不会明珠暗投落到我手里了。他谈抗战前南京的词坛，大概有个以吴瞿安、汪旭初，还有我不知究竟的陈匪石、石凌汉等为主，他也敬陪末座的“如社”。文酒酬答，盛极一时。他盛赞沈祖棻的颖才，也佩服唐圭璋的苦行。此坛好景不长，日寇入侵，词人们流散各地。战后更是寥落。只有卢冀野混进政界，弹冠扬眉，同辈侧目。我问卢不在南京，哪里去了？他未作正面答复，却数说乔大壮在许寿裳惨死台北后，暗自跑回，于凄风苦雨之晚自沉于苏州。说来很觉黯然了。后来因为龙沐勋的殊遇，我再问起卢前。他才说了卢因惊恐得病而死，事前虽有周总理的关照，在他身上也没有能起作用。六二年赵朴初来南京，由我邀几位老先生谈谈。这边因赵身近日出处，也想听他的。所以人到得很齐。会前我同唐圭璋先生咬过耳朵，说客人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会上只有人说了一些毛主席诗词中用韵的问题，唐老是出名谦逊的人，终席未发一言。赵请诸老出示新作，很想拜读，也无一人从口袋里摸出张纸头来。看来往日词曲健将，不弹此调久矣。我爱诗，于词则疏远。苏以外，李家一男一女国亡家破之作啮人心痛。余下，脑子里偶而跳出来的，只是些断句了。晚清以来的作品更少接触。三十年代初，有几位平辈亲友，追慕名士风流，常常在一起搜索枯肠，像搭积木那样地填词，后来稍知好坏，找出他们的得意之作看看，觉得总不外用古人词汇，重复古人的意象与感觉。他们是兄长又是那样摇头晃脑苦推敲，虽有反感，遇着时总是走开，不想多话。我也想倘在康雍乾年间，锦衣玉食之余，尚多精力，各有所好，如此玩玩未尝不可。现在什么时候：国难当头！有一次他们又自我陶醉成一团。我竟像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拿了一本杂志朝他们面前一丢，大吼一声：“国家到什么地步了？你们还在吟风弄月！”这是本《生活》还是《永生》记不得了，但那淡蓝色的封面，至今如在目前。这是满页的一幅照片：一队日寇骑兵长驱而入一座雄伟的关门，门额大书：“天下第一关”五个厚重的颜体楷书。这封面的一边有触目惊心的方头黑字一行：“请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原来日本军队已经进了山海关。他们看了这个封面，相视无言讪讪地散了。其实当时或后，我自己读诗对卞之琳的某些作品就十分倾倒，还喜欢南星的一首《石像辞》。而对他们的苦效风雅，竟横刀一扫格杀勿论。对各类体裁、各类情调的作品，存在着个人的偏见，是显然的。五十年代初的我，究竟有了些长进，当然不会对人猛然电闪雷鸣了，但总以为白老当年的作品，无疑要比我的那些亲友要高明得多，但要跳出这一窠臼怕也困难。后来读了他的《凤褐庵诗词》方知他三十年代初的作品中也并非多是今人而古装的。抗战以后沦为难民，更能常有忧心国事之作了。程千帆教授的序言也说：“及抗战军兴，违难西蜀，遂更进以稼轩为师，而杜老忠愤感激之情，更往复于笔端。”解放后则多遇时酬应之作了。好作品当然不会没有。至于思想艺术皆臻上乘， 若依当时要求写来实在是件难事。老将们因此在与时享盛名的赵居士的相聚中，也就不想多事了。
在前辈文士中，“文酒”本来是相联的，相联于善于吟味的舌头。特别是从美食中吟出的味道，究竟与政治稍多距离。岂能久为牙关拘囿，于是白老又舌吐莲花，滔滔不息了。他尝遍川、粤、闽、鲁。淮扬本帮、徽州客菜更是童年的壅土。就是法、俄西餐也能说个大概的。当时又常参与内外贵宾的欢宴，较之一般干部“大口吃州吃”要高出数筹的。我的口舌多年来只是谋饱的工具。由我陪谈，用以应答的一点知识，大多来自耳食。南京有关吃的掌故，可充长夜谈的不少。与文字关系较多的有：将错就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