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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文化界所讨论的忏悔话题，几乎完全偏离了忏悔原初的意义。大多数人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忏悔，主要是看他做的事情本身的对错，由此寻找表面的原因。我要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只是犯了错误，那他改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有罪，是本质的污秽，那他需要的就是赦免。忏悔与赦免有关。遗憾的是，在中国的语境里，要正确地讨论忏悔问题，非常困难，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大多相信人性善，而少有罪恶感，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忏悔自然就变得毫无必要；况且，在一个没有宗教感的国度，忏悔的对象是谁？谁来接受我们的忏悔？“文革”期间，国人可以面对毛泽东像痛哭流涕，争表忠心，一旦偶像摔碎，自己内心的价值标准也随之溃散，面前有的只是一片废墟，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忏悔不仅显得多余，而且矫情。
这样看来，没有终极意义上的信仰，实在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幸福。它使得我们作任何人性真相的探查，都会面临难以深入的局限和困难。
忏悔一词的意义会在当下的语境中被滥用和歪曲，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在我看来，就当下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还不是国人是否对一些具体的、有愧的事情有懊悔的表现，而是如何让文化界认识人真正的本质——人有限，人也有罪，人里面的罪性是人会做出许多愧疚之事的内在根源。另外，还必须在人现有的生活中建立起新的确信，有价值的确信。确信的意思是，坚定地相信人生中有一些事物是值得我们为之生并为之去死的。那个叫约伯在受难中懊悔，叫苏格拉底从容赴死，叫耶稣默默无声地上十字架，叫马丁·路德在黑暗的中世纪订出他的九十五条，叫犹太民族在劫难中坚韧不拔地活下来的，就是他们内心那牢不可破的确信，在坚定地支撑着他们。有了确信，忏悔才有对象和标准。忏悔是面对过去的，是一种洗涤，表明为罪而伤痛；确信是面对未来的，意味着与神圣、超越、公义的价值相结盟。一旦每个人承认自己在本质上有罪，并确信神圣、超越、公义的价值之光的照耀，他对自己有限的生命的道德承担和良心觉悟的过程中，负疚感一定会越来越强烈，接下来，忏悔就势在必然了。惟一需要记住的是，忏悔与自己有关，而非用来审判别人；或者说，忏悔是为了解决自己“眼中的梁木”，而非用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
再说“钱濮”公案
？ 李江峰 吉 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杨绛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后经《中华读书报》转载，流传更为广泛。杨文没有直接点出“沙子”的名字，故引起不知情读者的猜疑。后来，赵女士出来澄清“林非被打真相”，读者才知道其中的一些过节。本来，两家打架，用赵女士的话说，在“文革”中实在算不得什么，就是在现今，也实在算不得什么，可为什么此事竟打个没完没了？笔者当时也没有往深处想这个问题，只是认为“名人”打架，好事者议之而已，直到看到二○○○年第八期《书屋》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才认识到这架远没有打完，有必要再做一次深层次上的认识，同时，也算是对赵女士多次“恳请各位尊敬的朋友作出自己的判断”（赵2000年1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之邀作些呼应：
要对一个案子作出正确的判断，法官要看当事人的“诉状”，听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而作为读者要得出正确的判断，就只有看当事人所提供的的文本。公案当事人双方的“诉状”共有五份，其中四份是赵家的，一份是杨家的，按时间先后，依次为：
1。濮一九九七年写的《小灾小难》；
2。赵发表在《长城》一九九七年第四期上的《回眸·林非被打》；
3。杨发表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的《从“掺沙子”到“流亡”》；
4。赵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上的《林非被打真相》；
5。赵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上的《林非被打真相》。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笔者叙述，下文所引以上五种文字，简称为：“濮一九九七年版”、“赵一九九七年版、赵一九九九年版、赵二○○○年版”、“杨版”，另外，为了避免产生对当事人不利的漏摘或曲摘，笔者尽量将原文摘录完整；引文中的黑点则为笔者所加，意在提示读者多加注意。
凡是打架必有是非曲直，清官难断家务事，是因为有亲情在里面，清官不愿断，而非不能断；对于一般人的打架，分出个对错并非难事。从法律角度来讲，凡是一件公案，总有其踪迹可寻，无外乎事情的发生、发展、过程、结果等，这些环节有的可能晦暗不明，但只要有一个环节是真实的，便可以通过合理推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从而使事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不至冤枉一个好人。
一、必须要搞清楚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会住在同一单元里？
钱濮两家是同住在一个四室一厅的独居里，也即是一家人插入另一家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邻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在看来很是不合情理的事实呢？且看当事人的说法：
濮一九九七版：
我还记得另一桩小小的灾难，这要归咎于在穷困和窘迫的生存环境里，似乎不该奢侈地生儿育女。我原来只住着一间狭小的房屋，从儿子诞生之后，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三代同堂挤在一起，连转动身子的空间都剩不下来，再加上尿布挂在临时吊起的绳子上，竟像在万国旗底下过着拥挤不堪的日子。有位在当时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脚踏车来探望我，真从心里感谢他的关怀，想赶紧招呼他坐下，却腾不出一席之地。他瞧着我如此可怜的处境，竟动了恻隐之心。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的“斗批改”阶段，不少人都被调整了住处。这位批评家也让我搬迁，跟一个爱说掌故的同事充当邻居。有位后来大名鼎鼎却又流亡海外的同事，也跟我同时搬的家。
（笔者按：濮文中没有提到这是一项革命行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是单位调房子，对这件事的政治背景进行人为淡化。）
赵一九九七版年：
在那黑白颠倒的十年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受苦受难，可是也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炙手可热，无法无天，他们自以为很接近红太阳周边的几颗星辰，而变得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对于这样的人物，平民百姓都是敬而远之，或者厌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因为自卫是人的本能，若与这类炙手可热的人物靠得太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引火烧身的事发生。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从干校返回北京之后，就被迫与这样的一个人物成了邻居。他是北京一所古老的名牌大学里的造反派第二号人物，是第一号人物的智囊，而那第一号人物则是经常出入旗手屋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且因他是女的，因此就显得格外著名。我们所以与他为邻，是因为我的丈夫与他的岳父是同事。他的岳父和岳母本来是反对这门婚事的，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嫌他出身于北京市的普通市民家庭。他追求了他妻子十年，他成了造反派的二号人物时，他的岳母一反常态，急促地要求他们结婚。这个岳母极有心机，她的一位老同事，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曾经赠送给她两个绰号，一个叫做“笑面虎”，一个叫做“老妖婆”，这两个富有个性的绰号，很真实地描画出了她的本来面目。
（笔者按：此处大有深意，赵首先说“被迫与造反派成了邻居”，其次说造反派的岳母是个“老妖婆”。读者千万不要漏掉这句话：“我们从干校返回北京之后，就被迫与这样的一个人物成了邻居”，1。从干校返京，已是一九七二年，此时这个“造反派”早已死了三年；2。王顾左右，不提进住钱家一事，用渲染手法，诱引读者对“造反派”和“老妖婆”产生阅读兴趣，从而改变问题的本质；3。使用中性词“邻居”。邻居，是指相邻而居，各有各的门，实际上濮家在“革命”的支持下入住钱家，似不宜简单视为比邻而居。）
赵一九九九年十二月版：
我们三人（赵濮夫妇、濮母）挤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了。我们躲在狭仄的空间里，却也享受着亲情的温馨。这一年冬天（1968）我的儿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个新人，在拥挤的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满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绳子，上面悬挂着洗过的尿布，竟像是万国旗一样。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当时几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面，是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我们还曾经跟另外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单元里面，和谐地相处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邻居至今依旧互相来往。这位文学批评家跟我们是同代人，心灵很容易相通，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