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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问：“想看啥？”
吴庆生说：“想看名著。”
王莉说：“我就喜欢爱看书的孩子，明天妈就给你买！”
1999年12月22日，吉林市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王莉顶风冒雪来到了书店，买了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卢梭的《忏悔录》等书籍，马不停蹄地又送到监狱。
从那儿往后，吴庆生利用业余时间看了很多书籍，还学会了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
吴庆生对我说：“我在蹲监狱时失去了一个妈妈，没想到也是在蹲监狱时又找到了一个比我亲妈还亲的妈妈，我觉得特别幸运。我现在好好改造，多发表文章，就是想让我的妈妈高兴！”
松花江畔的爱心曲张双喜真的双喜临门了 上
犯人王安成原来叫做张双喜，他三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王平房村一个姓王的人家，他就改名为王安成。继父把他当牲口使唤，还经常毒打他。15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继父把他赶出家门，年幼的王安成变成了孤儿，小学三年级都没念完就辍学了。左邻右舍都说：“这孩子命苦，父母双亡还双什么喜，穷途潦倒还安什么成？”
王安成1982年娶了个姓黎的媳妇，1983年承包了沙场，赚了几万元，媳妇又接连给他生了两个胖小子，取名为张统治、张统帅，乳名为大勇、二勇。看到他家日子过得挺红火，村里人都说：“安成这小子学好了！”
谁知好景不长，王安成学会了赌博，他游手好闲，豪赌成瘾，把个好端端的家都输光了。媳妇气得患了精神分裂症，成天跟他打架，1988年扔下两个孩子远走他乡。那时候大勇刚五岁，二勇才三岁。妻离子散，家徒四壁，王安成饥一顿饱一顿地拉扯着两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王安成动起了邪念，于1989年伙同别人抢劫盗窃村里砖厂的塑料布，整整偷了1000多公斤，价值8000多元。巡警队顺藤摸瓜抓住了他，提审他时他趁着巡警队员吃饭的功夫，带着两个孩子一口气跑到了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隐名埋姓躲了起来。
在七台河市，他是黑户口，只好干一些苦力。他下过煤矿，卖过蔬菜，还开过出租车。赚了点辛苦钱把两个儿子送进了小学。后来，他嫌七台河市太憋屈，就带着两个儿子跑到大连做小买卖。
在外面流浪了九年，他特别思念家乡。听说村里人都分了地，他觉得人们早该忘记了他九年前干下的坏事。他把大勇扔在大连打工，于1998年带着二勇悄悄溜回了家乡，想争一块土地。谁知他的犯罪前科早就记录在案，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1998年2月16日，梨树县法院以抢劫罪判处王安成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王安成入狱后，两个孩子便放了羊。大勇在大连打工，二勇被人贩子拐卖到哈尔滨。大勇和父亲断了联系，非常思念父亲和弟弟，便从大连回到了老家梨树县，这才知道父亲已经进了监狱，关在镇赉。大勇急忙赶到镇赉，父子在囹圄中相见，分外悲伤。
大勇对父亲说：“爸，我已经打听到是谁向公安局告发你的，我早晚要干掉这几个人，是他们害得我们父子失散，没有了家。”
王安成说：“你不要这样做，如果爸爸不做坏事，别人不会举报的。他们举报是对的，你不要想别的，只要照顾好弟弟就行了。”
大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镇赉监狱，又跑到公主岭一带打工。他到处打听弟弟的消息，一直杳无音讯。二勇被拐卖到哈尔滨后，受尽了折磨。他趁人不备扒货车跑回了吉林省，回到老家寻找亲人，兄弟俩总算见上了面。
二勇说：“哥，我想爸。”
大勇说：“咱爸在镇赉呢，我带你瞅他去！”
大勇领着弟弟赶到镇赉，发现昔日的镇赉监狱已经不复存在。1998年那场特大的洪水冲垮了镇赉监狱，王安成先是到了白城监狱，后来又转到吉林监狱。父亲转了三个监狱，大勇二勇自然无处寻找。
1999年夏天，大勇二勇突然离家出走。两个儿子不知下落，王安成又忧心如焚，他一方面担心孩子饥寒交迫，另一方面担心大勇报复举报人重蹈自己的覆辙。寻找儿子成为他的心病。他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栏目写了很多信请求帮助寻找儿子，但信都石沉大海。
2000年上半年，王安成听说两个儿子正在寻找举报人，他们要先杀掉举报人报仇，然后双双卧轨自杀。仿佛晴天霹雳，王安成顿时懵了。他坐立不安，给儿子写下了血书，偷了一个刀片放在床下，时刻伺机越狱。为了达到脱逃的目的，他一方面伪装积极，争取得到管教的信任；另一方面力争有外出劳动的机会，竟然在短短半年时间里趁外出劳动之机三次策划潜逃。九年前他曾经在巡警队员眼皮子底下成功地潜逃过，这回他发了狠，逃出去要干两件事：第一，要杀掉村里的举报人；第二要找到两个儿子潜逃到东北的深山老林。
王安成的反常举动，自然没有逃过吉林监狱民警的眼睛。他们把他作为个别教育的重点对象，王莉就是在这个时候认下王安成这个干儿子的。王莉一遍又一遍地同王安成唠嗑，终于摸清了他的心病。她找到了监狱领导，恳切地说：“我蹲过监狱，我了解犯人的心思。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犯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要做好王安成的改造工作，首先就要找到他的两个孩子！”
松花江畔的爱心曲张双喜真的双喜临门了 中
偌大个东北，连王安成都不晓得儿子在哪儿，从何下手呢？王莉说：“王安成是吉林人，孩子很可能跑回吉林省。我看应该先从省会城市找起，咱吉林这个小城市不一定有，最好是在长春能有个热心人帮助找，可长春谁愿意管这个闲事呢？”
吉林监狱的服刑人员张闯说：“我媳妇能行！”
王莉问道：“你媳妇叫啥，在哪儿工作？”
张闯说：“我媳妇叫石国红，在长春国贸大厦当营业员。”
王莉又问王安成：“寻人得要照片，你有俩孩子的照片吗？”
王安成说：“我只有一张大儿子的照片。”
王莉接过了照片，郑重其事地交到温立利干事的手里：“温干事，拜托了！”
温干事说：“这是我们份内的工作，您是在帮助我们做工作，要谢首先要谢您！”
为了找到王安成的两个孩子，吉林监狱破例为他开通了十多次亲情热线，让他给老乡熟人打电话询问，结果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教育科民警又给梨树县民政局、公安局、梨树县东河镇政府、村委会等部门发出多封机要信件请求帮助，仍然杳无音讯。
民警们苦苦寻找犯人家属的事惊动了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祝国治。他要求吉林监狱要全力以赴尽快找到两个孩子。吉林监狱的民警再次前往长春市和梨树县，大海捞针般地寻找着两个孩子。
2000年7月14日晚上，温干事突然接到了梨树县一个叫做英子的女人打来的电话：“王安成的两个孩子已经两年没回来了，最近有人看到好像在长春要饭呢。”
温干事兴奋不已，马上带着大勇的照片亲自跑到长春，在火车站、客运站寻觅了一天，还是毫无结果。他只好委托石国红出马，石国红在长春市工作，熟悉长春的环境。她是吉林监狱服刑人员家属规劝委员会的委员，作为一个服刑人员的家属，她深深地理解服刑人员的心情。她拿着大勇的照片和王安成写给大勇的信，在长春市四处打听。她把亲戚朋友和同事都发动起来，到长春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洗浴中心、小吃部等地轮番寻找。与此同时，温干事也在吉林市的周边城市积极地寻找着。
整整二十多天，石国红磨破了嘴，跑断了腿，甚至还打出租车去了公主岭，花的路费老鼻子了，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她突然醒悟：信息时代要借助信息的力量，新闻媒体是最好的求助对象。
2000年10月8日，她拿着大勇的照片来到《长春晚报》，一位叫做孙立柱的记者听说了这个消息，马上于2000年10月10日无偿地发了一篇题为《儿子啊，你们在哪里？》的消息，同时还刊登了大勇的照片。文章写道：8日上午，笔者接到一封由吉林监狱转寄出的信，这封以一名服刑人员名义写的求助信通过服刑人员张闯的妻子石女士送到本报，希望通过本报找到王安成的两个儿子。据石女士介绍，之所以找到本报，是因为有人说，好像在长春市的劳务市场和全安广场一带看见过这两个孩子。王安成在信中说他已经错了，他不能再让孩子走错路，特别是怕孩子去报仇，求社会帮帮他。石女士告诉记者，两个孩子个头约168厘米，老大今年17岁，老二今年15岁，有知情者可与本报联系。
报纸印好后，石国红掏腰包买了50份报纸，请同事和邻居帮助她散发。
说来也巧，报纸刊登寻人消息没几天，大勇刚巧在黑水路一家小吃部捡人家剩下的饭菜，突然看到饭桌上扔着一张旧报纸，报纸上大勇的字样映入他的眼帘。他想这人怎么和我叫一个名字，再一细看不得了，那张照片分明就是自己啊！他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声惊动了小吃部的老板。
10月16日，这个老板给《长春晚报》打电话，说他知道大勇在什么地方。报社立刻通知了石国红，石国红终于在长春市黑水路找到了两个蓬头垢面的孩子。
2000年10月18日，王安成和失散两年多的两个儿子终于在大墙里想聚了。王安成搂着大勇二勇放声大哭：“儿子啊，我对不起你们，这些年让你们受苦啦！”
大勇说：“爸，你知道儿子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儿子想死都找不到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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