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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胜利后继续得到了支持。它同样逐渐与毛泽东的“新人”概念取得一致，所谓“新人”，就是应当“又红（red）又专（expert）”。“又红又专”极端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这个人潜在地可以做任何类型的工作。这种普遍性，表达了他们要有意识地坚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如同我们反复提到的，中国式的历史写作，作为纯粹学者们心智的反映，会给所有事件贴上标签。通过体力劳动这种实践——它通常意味着从事农业劳动——不仅能够弥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而且能够使得所有曾经的阶级趋于平等，产生“新人”。甚至是最后的满族皇帝溥仪（于1908…1912年间执政），也被允许从事这种劳动。一直到死，他都在从事园丁工作。因为曾经与日本人合作，做“满洲国”（Manchuria）的皇帝，他还曾被视为叛国者。
由于对这种“一穷二白”的强调，毛泽东有意识地将中国列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落后和历史的短暂（尤其非洲更是如此），它们完全符合这样的条件。但同时，尽管有这样的排序，毛泽东仍然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宣布中国具有领导性的地位。有趣的是，这种声明是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这其中，有从“量”到“质”的跳跃。因为“六亿人口”是个决定因素，他们“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这篇文章中，人民群众在数量上的特征，被表现为他们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有无数“好议论”的智慧思想的表达。因为，与在“旧社会”（old world）的那种只有少数精英有权力通过“机器印刷”，用含混的语言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不同，在这种理论中，每个人都被号召用非正式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与传统的印刷不同，这种表达没有统一的样式，并且不易留存。但是，“大字报”的内部充满了跳动的生命，而“知识”、“行动”、“思考”、“实践”也得以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统一。这种充满着巨大思想财富的“东风”，通过整个国家的实践和劳动，最终将能够战胜“西风”，因为这种“西风”只有机械化重复的劳动，而指导他们实践的，是些虚弱的、只懂得抽象思考的纸上谈兵的学者。中国人将以纯朴简单的美德和集体的力量，战胜西方那些机械思考下的囚徒。东方要在精神斗争和武装斗争两个方面，戳穿西方这只“纸老虎”。因为即使是原子弹，这种机器独裁力量所能制造的最危险的终极武器，最终也将败在团结起来的共产主义新人脚下。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1）
这些主题，与中国已经极大地发展了它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技（包括核武器）这个事实（尽管核武器成果的取得，更大的要归功于毛的反对者，那些清醒的共产党员如彭德怀等人），形成了奇怪的反差。这些事实证明了，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内”与“外”、“本土”与“国外”之间的差别仍然没有消失。在这种对人（甚至包括对广大农村地区为数甚巨的人）的不可动摇的信任，以及对机器和机械武器的根本蔑视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人性格中古老传统的抬头。这种性格的最后一次表现——尽管是以相当幼稚的方式——是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它实际上是现代中国惟一一次内部反对西方以及帝制的起义。因为义和团（以及一些太平天国运动者）相信他们信仰的奇特力量，以至于认为他们的思想可以保护他们免于西方火器的攻击。而当下中国令人着迷之处，主要在于它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混合当中：由于它对西方真诚的钦佩和学习，它具有令人惊异发达的现代化技术；而同时面对西方，则又有些继承自他们上一代的信仰。仔细考究，可以发现它的根源可以上述到反儒家的秘密社会的信仰传统。从10世纪开始，信仰的火焰经常充斥于反对新儒家冰冷教条的斗争中，甚至在颇具宗教色彩的今文经学出现于儒家自身时，也同样如此。实际上，我们更应当明白，这种秘密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道家、佛家以及西亚思想喂养长大的。它们的世界观经常将它们呈现为，它们由高度简化的不同思想体系的思想混合而成，至于它们的组成情况，则又难以识别。但是如果追溯它们的历史，则又能够发现它们的组织脉络。在这些组织中，宗教性的典礼是重复出现的要素，面对儒家统治，它们是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的运动性力量，并给人们带来对新生事物的希望。毛泽东在年轻时代对秘密社会的同情，以及与这些组织的联系，都有文献记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复活这些组织的意识形态，而更主要是借用了它们的行为模式，使文革具有了它们的部分原始形态。他寄希望于年轻人和解放军——这些天然具有全新理念和流浪精神的人群。
408在这些形式中，最具冲击力的，是可以被理解为直接革命表达的“运动”（Movement）。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概念中，这样的运动并非带领人们进入幸福社会，实际上，他认为这种运动就是幸福社会本身。这样的观念，在1934…1937年长征历史的神话建构中，得到了最为准确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东南的江西省大举迁徙至地处中国西北的陕西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沿途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这次长征，同样成为1966年以后无数红卫兵（Red Guards）小将无数次“小长征”的神话和偶像。但与此同时，如同某种英雄剧的上演，最遥远古老的中国精神在此得到表现。这些英雄具有高尚的圣贤般的形象，他们被不公平的世界和庸人驱逐，或者自己选择对时代的拒斥。他们超越自己所在的时代，满足对自我人格的完满和对整个世界的拯救。在所有这些形象中，诗人、政治家屈原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他被整个时代和社会抛弃，开始了他通向天国的旅程，并最终在失望和悲剧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他同时还是一名英雄和圣徒，通过他，我们能够追溯出中国文学与政治经常缠绕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超越亦或反抗，成为惟一可能的选择。
409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强调反抗或某种变通，在宋玉通往天国的道路中也可以找到先例。这种态度，不再以放弃作为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积极的入世态度，尽管在其他所有方面，这种可能性都还有模仿屈原的嫌疑。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代表，是诗人阮籍所描述的“大人先生”。他徘徊于世间，并不求发现得以改造世界的其他手段，仅求成为不断颠覆整个世界稳定秩序的力量。以这种力量，甚至能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中国经典文化开始之初，在政治上同样还能够发现一些主要通过文学，寻求对不安和对变动的渴求进行表达的化身，尽管这种表达的源头往往已经很难辨识。从公元6世纪开始，他们就采取了“游士”（wandering scholar）的方式。在那个剑术比学问还要重要的时代，他们更多的被称为“游士”（errant knights）或“游侠”（roaming swordsman）。此处，可以使我们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直至今日，无数次阶段性的政治剧变。我们经常使用的“农民起义”这种说法，遮蔽了这样的事实：在农民起义开始之前，他们往往首先是由于极端的贫困和政府的不良管理，被迫放弃他们固定的乡土生活。所谓“绿林强盗的出现”所传达的有效信息，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秩序的失效，强盗给经过山区的旅客带来困扰，而传统中，这些山区属于城市不曾到达的边缘地区，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是强盗和隐士的领地。不仅如此，这种状况还意味着有极强危险的中国内部的人口流动。这些人口，从他们原本固定的故土向四方流动，其中的一部分，则逐渐发展成为类似罗宾汉的游侠，甚或直接的革命者。这些造反者，往往必须通过自身的稳定和现存社会状态的不公平性，证明自身的正当性。但是与不公平性不同，稳定性是每一个传统儒家政府的首要要素。由于这些政府某些不能抛弃的原则，他们与造反者之间的融和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2）
从高贵的绿林好汉，我们很直接就联想到了士兵。因为在中国，尤其是儒家的中国，士兵作为“无根者”，与其说他们被视为强盗的敌人，还不如说他们更像强盗的“伙伴”。士兵们所有的“美德”，在“强盗”身上同样也可以找到。这种情况，在组织起来的军队单位进行作战，而是以“边打边跑”的战术进行作战时，尤其如此。这种“边打边跑”的战术，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中曾经多次出现，并非仅仅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1937…1945）后才第一次使用。这种无家游民的两种自然天性——作为士兵，他们抵抗外敌；作为“强盗”，他们造反起义——最为经典的体现，是小说《水浒传》。在《水浒传》中，众英雄们在北方保卫他们的国家，抗击外来的侵略者；在国内对抗朝廷，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很明显，作者将这两种行为作为同时态的并置，但这与小说的叙述不符合。——译者注。这种受到自然摆布走向战争和运动的人（他们同样将这种趋势带向城市），是那些儒家军士——武装起来的农民——的对立面。作为后者，军队与城市仍然有紧密的联系，但城市在这种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所希望强调的，是农村的主导地位，通过这种理想，战胜消极的“牛鬼蛇神”。
410军队必然的一个组成方面，当然是与死亡的接近和对死亡的准备——面对敌对的环境，有坚持战斗和选择逃跑两种态度。从1966年开始被树立为经典文献的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