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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积极准备、发展势力的事实是多方面的。早在大业十一年（615），他镇压敬盘陀起义军时，就诱降起义军数万人加入他的队伍。隋将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反对征辽，触犯隋律，逃匿在太原，李渊也收留了他们。王威、高君雅反对收留叛将，李渊根本不予理会，仍然重用他们，正说明他企图与隋炀帝分庭抗礼。
为了进一步鼓动群众的反隋情绪，李渊命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内称“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朝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就是进攻高丽，这时，在太原等地征发民众参加这场战争，必然激发了民众的反隋情绪。“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正是其必然结果。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刘文静与裴寂一起，更加积极地推动李渊起兵。
经过充分准备，李渊才决定起兵反隋。但在起兵之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镇压历山飞起义军
历山飞起义军人多势众，但缺乏严格训练，组织性、纪律性较差，李渊不正面决战，而是避开历山飞军的优势，抓住其弱点，采取诱骗、突然袭击的战术，出奇制胜，可见李渊的指挥作战艺术是比较成熟的。这次作战的结果，历山飞部溃不成军，李渊乘机收罗了许多溃散的败兵，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杀王威、高君雅，除心腹之患
王威、高君雅是隋炀帝的亲信。在李渊命高君雅和王仁恭共同回击突厥遭到失败的时候，隋炀帝要对李渊和王仁恭进行处分，并未问罪于高君雅。当李渊欲追究高君雅的责任时，他又考虑到“雅是炀帝旧左右，虑被猜嫌，忍而弗问”。反之，高君雅对李渊是常“疑有异志，每与王威密伺帝（李渊）隙”。由此可见，王威、高君雅正是李渊起兵的内部隐患。
为了排除这种隐患，李渊也颇费心机，他通过晋阳宫监裴寂结识了乡长刘世龙。刘世龙与高君雅过从甚密。于是，李渊通过刘世龙掌握了高君雅与王威的动态。
大业十二年（617）五月十四日夜，李渊使李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次日早晨，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共同理事。刘文静引开阳府（太原有十八府，开阳府是其中之一）司马刘政会入立庭中，自称有密状要呈上。李渊要求当面呈状，刘政会不立即呈状道：“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李渊佯作吃惊道：“岂有是邪！”李渊看状后宣布：“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高君雅勃然大怒道：“此乃反者欲杀我耳。”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李世民已经断绝了外出的道路，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立即逮捕了王威与高君雅。十六日，突厥数万人进攻太原。这样就更使人相信王威、高君雅与突厥确有密谋。李渊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杀了王威、高君雅。不难看出，杀王威、高君雅是李渊起兵的必要步骤，是其起兵反隋计划的组成部分，决不是偶然事件。杀了隋炀帝任命的官吏，无疑是以实际行动宣布他要推翻隋朝的统治了。
对突厥委曲求全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李渊必须首先解除突厥的威胁。这时的突厥“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国之志”。大业十一年（615），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隋炀帝一筹莫展，“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可见，突厥的势力异常强大，仅靠李渊的力量战胜突厥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原因，李渊对突厥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手段，稳定了太原的形势。
他立即向突厥可汗写信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信写好后，“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唯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笑道：“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乱，并在诸夷。我若敬之，彼乃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此非卿等所及。”
李渊在信中向突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征伐中所得“子女玉帛”都归突厥；三、请突厥不要深入内地，只坐享其成。
可见，李渊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向外敌示好，甘愿当“国贼”。
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李渊遂誓师起兵，发布檄文，宣布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立代王杨侑为帝，他这样做，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李渊统帅大军，直取长安，不久，他又逼杨侑写了禅让的诏书，宣布自己顺应天命，名正言顺地建立了唐王朝。
对局之争李渊的反客为主（2）
用得着李密，就把他捧上天
瓦岗军是隋末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李密杀翟让以后，巩固了自己在瓦岗军的领袖地位，这时他意气高扬，以天下为己任，说自己已被四海英雄推为盟主，自然包括唐公李渊。他写信给李渊，希望与李渊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在这里，李密把代王杨侑比喻为子婴，把隋炀帝杨广比喻为商辛。
读罢李密的复信，李渊微微一笑，给李密回复了一封措辞极为谦虚的信。对杀昏君、执代王之说，表示不忍于言，不敢从命。而且申明“志在尊隋”，以掩饰其夺取天下之志。李渊极力推奖李密，认为“天生万民，必有其主。当今能为民之主者，非君莫属”。又谦让说，自己已年过五十，别无奢望。欣然拥戴大弟，唯愿大弟早登大位，以安天下，以宁方民，使愚兄得以复封于唐，宗籍见容，就心满意足了。
李密得书，果然喜出望外。实际上，李渊是利用瓦岗军的强大力量牵制东都的隋军，以便让自己顺利进军长安。
用不着李密，则除之而后快
李密兴得快，败得也快。武德元年（618）九月，瓦岗军与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军作战失败，只好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见瓦岗军将领王伯当。本来，李密还想“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这种东山再起的主张，遭到部下诸将的反对。这些人劝李密道：“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李密无可奈何，只得决定前往长安，投靠李渊。
李密于十月带领两万人入关的时候，李渊派人迎接，冠盖相望，隆重异常。李密非常高兴，洋洋得意地到了长安。李渊对李密非常尊重，对话常呼为弟，并将其表妹嫁给李密。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份待遇了，李密一到长阳，“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众心颇怨”。而且，“朝廷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这种只有李渊一人“亲礼之”的情况，无疑是个阴谋，实际上是蓄意制造事端，让李密众叛亲离。
这时，李密已经自投罗网，当然只能任其摆布了。
正当李渊要制造事端的时候，李密却“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郁郁不乐”。同时，又认为李渊对他大材小用，对于给他的光禄卿（掌皇宫之膳食的官）职务“深以为耻”。于是，他和王伯当密谋，打算返回山东，利用徐世责力在黎阳的军队，联络河南一带原有的力量，企图卷土重来。他们向李渊表示，自己愿回山东，收抚其部下，帮助李渊攻取东都。李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有人不理解李渊的用意，认为李渊此举是投鱼于水，放虎归山。
李渊为了表示对李密的信任，特意为他饯行，并且告诉李密：“有人确执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间也。”
李密刚到长安时，李渊视其为上宾，但同时“朝臣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随同李密的军队连饭都吃不上。李密要离开时，李渊和其臣下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不难看出，李渊来软的一手，其臣下来硬的一手，软硬兼施，迫使李密跳入陷阱。中国古代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臣下无不看其脸色行事，如果李渊要真正抬举李密，其臣下对李密决不敢是另一种态度；其臣下既然敢对李密冷眼相待，必然是得到李渊支持的。否则，李渊怎么会对和自己持相反态度的臣下没有任何表示呢？
粤人某商于沪。另室居妻孥。值岁暮事繁，深夜始返其居。路遇行劫者，将褫其衣。某哀之曰：“子毋然。子之所以为此者，图财帛耳。虽尽褫吾衣，能值几何？吾幸携手钞票在，敬以为赠，请免吾衣可乎？”言已，手出一纸束授之。盗大喜，攫之而逸。某急奔归家，对妻孥吃吃笑不休。盖所以授盗者，实一无用之流水账册也。特不知盗携回见之，何以为情耳！
李密带王伯当等人离开长安，正要出关的时候，李渊突然命令李密将其部下留一半在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仅带其一半出关。这时，和李密同行的长史张宝德向李渊告密，言称李密将要叛乱。于是，李渊命李密所部慢行，并令李密单骑入朝，更受节度。
这时，李密已经到达稠桑（今河南灵宝北）。得到让其中途复返的诏令，不能不使李密感到大祸将要临头。事实上这又是李渊的阴谋，因为张宝德告密是“恐密亡去，罪相及”，可见，他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