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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若有所思
一、石头
《约翰福音》第八章：“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这班人真是何苦来哉——本要构陷耶稣，结果却在耶稣面前主动承认了自己有罪。
为什么耶稣一句话，对汹汹问罪之师竟有如此神效？难道就因为他是耶稣？但那时的耶稣可不是后来的耶稣呀？
“文士和法利赛人”呢？
如果他们有“诚与爱”，便不会用这样阴险的手段试探耶稣；
如果他们无“诚与爱”，便不会默默走开——应该争先恐后拿起石头砸向那妇人才是。
除非妇人是他们的同伙。但她确乎是在行淫时被拿住的。
无论哪种情况，这故事都讲不通。
二、换一种讲法
换一种讲法试试看——
罪恶时时滋生。
等觅出无罪的人来惩治罪恶，世界不知要怎样。
所以有罪的人也可以惩治罪恶。
惩治罪恶的有罪的人通常有三：法官——群众暂定他无罪；道德家——永远自以为无罪；知道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是曾经吃过人的人——但须准备随时发疯，或随时有人要他发疯，像鲁迅的“狂人”。狂人去他该去的地方，石头只能留给——
法官和道德家。
三、“剥皮”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这是鲁迅读史的发现，出语惊人，然而是事实。
剥皮的人自己就没皮吗？有，但剥的时候忘记了。
于是被剥者获“体解之乐”，“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剥者也在“忘我”之境——当然还穿着厚厚的龙袍，被绍兴老人剥下来，要在几百年之后了。
现在是剥钱穆的皮，剥胡适之的皮，剥郭沫若的皮，剥周作人的皮，剥舒芜的皮，剥谢晋、余秋雨、汪曾祺、王蒙、王朔、钱钟书……鲁迅的皮。
被剥者生前死后，都不止剥过一剥了。小尼姑说：“不是革过一革了吗？”
无妨，再革——再剥一次。
只要能够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
明代的皮长在身上，万万剥不得，今天的皮长在“精神”上，剥也无妨：二者岂可同日而语。但对于剥者，又确有可以同日而语的在：新旧剥皮大师们都“忘我”了，都穿着各种厚而且好看的袍子，鲁迅所谓“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一个也没有。
也“可谓始终不变”。
四、现在的工作
为公认的好人说几句好话，对公认的坏蛋再踹两脚。
提到胡风，该夸什么，现成的；提到舒芜，该骂什么，现成的。
一个是锦上添花，并且“我和四大人说过话了”；
一个是落井下石，“与众共弃之”。
倒过去五十年，胡、舒换一下位置，围绕他们两位的谈论方式甚至说话人都不变：依旧是锦上添花，“我和四大人说过话了”；依旧是落井下石，“与众共弃之”。
这都没什么，关键是别站错队，是屁股问题，立场问题——更重要的，是心里得有一把永远不会打错的算盘。
现在的工作就这样。
但改了名称，曰“知识分子的批判”。
五、最稳当的批评家
叫着“阿Q，同去同去！”时，关在屋里，香烟抽掉两包；
等大家垂头丧气地回来，便长叹一声，破门而出，帮助亲近的“过关”，笑看疏远的遭殃。
风向变了，立即收集资料，证明自己不仅“同去”，还冲在前头，同时大呼小叫，为亲近的提供类似材料，告发疏远的或怨敌没有“同去”，或后悔“同去”。
反革命的时候批评人家革命；革命的时候批评人家反革命。
六、鲁迅和胡风
鲁迅讲过黑格尔，但并不读他，也不理会那三段论的完美，只“在刺丛里姑且走走”。
胡风驱赶过“黑格尔的鬼影”，却走进了鬼影里，或本来就在鬼影中。
但鲁迅被打扮成代表“方向”的导师，就像黑格尔，兵荒马乱中上街乱窜，碰见了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
胡风则被公判为诋毁“绝对精神”（别名“历史必然性”）的特务。
老师惘惘然逝去，学生葬了他，翻身成为“历史必然性”狂热的吹鼓手；
老师代表“方向”后，他却被推到千夫所指的反面。
现在又被抬举为超时代的异见者了；
总是以错位的方式跟在老师后面，或跑到老师的前头。
七、“但真不愧为由呀……”
鲁迅说，孔子七十二弟子，“真可以相信的”，子路一人而已，所以讲到子路结缨而死那一节，不胜伤感地叹道：“但真不愧为由呀……”
胡风就好像这一个“由”。
胡风出狱后，至少做了四件事：
1、用分裂的神经总结早年的文艺理论，精密无比，有近五万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为证；2、重申鲁迅没有“转变”，一九一九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3、要求揪出“‘四人帮’的前辈”，反对抽刀断水、一推干净、咸与维新；4、大声疾呼而欲遍告天下：现在（1979）最严重的问题是年轻人道德败坏，没有“精神的粮食”。
至死不肯认输，是鲁迅的倔犟；
坚持没有一九二八年的“转变”，是强调鲁迅的精神苦斗并无他人“推动”之功；
“刨祖坟”是鲁迅的战法；
“精神的粮食”是鲁迅一九三三年的“狮吼”。鲁迅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
三十年代，对现在各种时髦的“追忆”者来说，是一段多么令人神往的镏金岁月，然而置身其中的鲁迅却说“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文章的形成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我——我相信也包括大多数人——的记忆里，真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啊，但刚刚出狱、乍见天日的胡风，却感到了寂寞，荒凉。
“真不愧为由呀……”
虽然离黑格尔还是不远。
八、谁在文坛能过好日子
流氓。骂“流氓”的人。
流氓没有精神负担，“我是流氓我怕谁”、“潇洒走一回”。
骂“流氓”的人挑着两箩筐精神负担，越挑越多，看上去很重，其实很轻。
更是谁都不怕。
也不怕挑不动时，丢了箩筐，自己变流氓。
九、错了
错了，并无流氓，或者并无纯流氓。流氓到一定程度，必有绅士出来大喝一声：“带住！”于是回过头来，万般委屈地说：“我也是知识分子啊！”
绅士，知识分子，各样的正人君子，或心中本有，或学习得来。周作人早就讲过这理，王朔《无知者无畏》则是最近的证明。
但也不能真和流氓拜拜，那就没有混饭吃的家伙了。
变来变去，才能两不耽误。
但这又何尝踏实，何尝轻松！
所以在文坛上始终能过好日子的，惟有骂“流氓”的正人君子。
十、好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但往往也会这样：
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一句好诗，改了真可惜。
十一、“京派”与“海派”
“京派”的新必锐与“海派”的新不锐，两人坐着喝酒。好好的，不知怎么就争吵起来——
必：“还干什么？你不觉得某月某日之后，人文科学就没有意义，知识分子都成王八蛋了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罪恶。”
不：“你呢？”
必：……（胸脯拍得山响）。
不：“……”
必：“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再干干吧。不过这回可以干点自己的事。”
必：“哪有自己的事，猪！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不：“我喜欢活着的意思，更喜欢活着。你先让我活着吧。”
……
不：“我觉得这些年，你们把名词搞得太多了，以后应该让语言更多。”
必：“什么意思？名词和语言有什么区别？名词不是语言？语言不是名词？”
不：“不要搅（读“搞”）了好吧？我有特指。语言是生活本身的反映，名词是人为制造出来，反映某种意见，标榜某种立场，或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不标榜，只想弄出点儿声音好叫别人注意自己的存在的，如‘后现代’啊，‘后殖民’啊，‘全球化’啊，‘新左派’啊，‘道德理想主义’啊，‘人文精神’啊，‘自由主义’啊，‘生于某某年代’，‘世纪末’啊，等等等等，全都是名词。一定要说语言就是名词，名词就是语言，那也应该强调一点：语言大于名词，语言先于名词。这就好比一部艺术品，在真实地反映现实存在的价值上，永远大于和先于代表某种艺术观点或政治主张的标语口号。那些似乎患有‘名词购物癖’的人，难道真的不怕自己抢购时装一样抢购来的各种名词，有朝一日会褪色、老化、消失吗？那时候怎么办，裸体上街，还是怪模怪样继续穿着‘天宝时世装’？我的担心也许是多余的，名词也正如时装，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必：“有谁不用名词，只用语言？光有语言，没有名词，那是狗叫：汪汪汪！”
不：“有。《野草》中的‘几乎无词的言语’，能说是狗叫？”
必：“鲁迅就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