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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为管理皇宫的印钥已经奉旨交出，自觉已无守园的责任，所以并不自请处分，只上了一个“奏闻”的折子。
皇宫的被焚，是宇文邕最最痛心的恨事，满怀忧愤，恰好发泄在这道折子上，朱笔痛斥韦孝宽没有“人心”，是“我鲜卑中之废物”，不自请处分“尤为可恶”，处分是：“开去一切差使，降为五品顶戴”。
但不多久，靠宇文直的斡旋，以京城“城防”的劳绩，开复原官。韦孝宽与宇文直的交情，厚到了可以随时开玩笑的程度，这才是他为宇文邕所厌恶和为杨忠所排挤的主要原因。
到了洛阳，要修行宫，命韦孝宽提拨二十万两银子应用。不知是真的没有钱，还是另有缘故，总之韦孝宽不曾遵旨办理。
这使得宇文邕越生恶感，所以“天”字官钱号是决不会派他去管理的。于是杨忠建议，就在京大臣中，另简一员当总管内务府大臣，专管此事。宇文邕同意了，只待决定人选。总管内务府大臣是满缺，只有就鲜卑大臣中去挑。
杨忠故意说了几个不够格的名字，然后逼出吏部尚书蔡佑来。蔡佑是翰林出身，当过好几次乡会试的考官和殿试的“读卷大臣”，也算是素负清望的，杨忠看不起那些昏聩庸鄙的鲜卑大臣。
对蔡佑却无恶感，同时他也知道蔡佑多少有依附他的意思，所以乘机保荐，表示笼络。宇文邕采纳了他的建议。
“再跟皇上请旨，内务府的印钥，可仍旧是由奴才佩带？”“当然啦！你这话问的是什么意思？”
“奴才想求宇文邕赏一道朱谕，申明旨意，以后奴才跟蔡佑商量公事，就方便得多了。”
这“商量公事”，包含着向蔡佑提用款项在内，宇文邕自然支持他的请求。于是宇文邕在面谕八柱国，吏部尚书蔡佑兼署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同时，下了一道朱谕：“杨忠仍带内务府印钥。”
此外，还有好几件朱批的奏折交下来，使得清闲了好几日的军机章京们，又大忙了起来。朱批的奏折，在丞相府只录存副本，称为“过朱”，原折发交原奏事衙门。
在京的大小官员，从万寿节以后，就未见过“明发上谕”，上了奏折的衙门，也不见原折发回，以致谣言极多，人人关怀，不知“圣躬不豫”到了怎样的程度？
因此，凡是在内廷当差的官员，那几日都是访客不绝，意在探听消息。当然，他们自己在宫里也是天天在打听：“洛阳有‘包封’没有？”
丞相府专差飞递的文件包，称为“包封”，若有包封，便可以知道宇文邕已照常召见军机，处理政务，当然是“圣躬康复”了。
这天终于等到了洛阳的包封，在内廷当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位居清要，行动比较自由的翰林，纷纷到内阁去打听消息。
看到“御笔”的字画端正有力，足见宇文邕的精神极好，七八天以来的悬揣不安，就从这几个字上一扫而空，争相走告，喜形于色。
但是，极少数的几个人，所知道的情况，并非如此。王思政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在达奚武的套格密札中，曾提到宇文邕的病，泄泻已经止了，但“虚损”愈甚，行动气喘，而且下午潮热，夜里盗汗，种种证候都令人忧惧。
令人忧惧的还不仅是宇文邕的病，杨忠似乎更见宠信了！当然，这里面的作用，只有深知内幕的人才能领悟。
甚至于连蔡佑自己，都还不知道他是无形中受了杨忠的利用，以为上蒙圣眷，才有此恩命，得意之余，兴致极好，凡有道贺的宾客，几乎无不亲自接见。
王思政去道贺时，恰好遇见长孙晟。他们都算与蔡佑有一重师生之谊，所以称他“老师”，做老师的有这样一个红章京、一个名翰林的门生，当然也格外要假以词色，恰好天也不早了，蔡佑坚留他们在家“小酌”。
谈来谈去，谈到杨忠。王思政谨慎，长孙晟素性“和平”，不喜论人短处，但因为他父亲翁心存被杨忠“整”得几乎下不得台，自然对他也没有好感，这样就只好付之沉默了。“杨忠这个人，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有了几分酒意的蔡佑，摸着八字胡子，大声说道：“都说他看不起我们自己旗人，依我看，这话亦不可一概而论。”
说着，举一举杯，从这个门生望到那个门生，意思是要他们表示些意见。朱翁二人相对看了一眼，王思政年纪长些，科名早些，便“义不容辞”，要在长孙晟之前先开口。
“老师翰苑前辈，清望素著，肃中堂当然不敢不尊敬的。”“对了！杨忠自己不甚读书，却最懂得尊敬读书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项长处。”
第120章 悔（）
这多少也是实情，而且碍着老师的面子，朱修伯和长孙晟不能不稍作附和。于是蔡佑谈杨忠谈得更起劲了，谈到宣政八年的科场案，蔡佑又为杨忠辩白。
说经此整顿，科场弊绝风清，完全是杨忠的功劳，因此他认为杨忠当时极力主张置主考官大学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刚正可风。
同时他也透露，那时他是赞成杨忠的主张的。这一说使得王思政恍然大悟，原来杨忠的保荐蔡佑，早有渊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杨忠的保荐蔡佑，不仅是示惠笼络，而是有计划地培植党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这一看法，告诉了元欣。元欣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里的一个八柱国。他与韦孝宽被公认为宇文直的一双左右手，但朝野清议，都觉得他比韦孝宽高出许多，是鲜卑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听了王思政的话，元欣黯然不语，好久，拿起时宪书翻了一下，自语似地说：“七月初二立秋。”王思政不解所以，“文大人！”他问，“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吗？”元欣答道，“李德立不是说过，一过盛夏，宇文邕的病就大有起色了。”那是几个月前的话，元欣却还念念不忘。这一片忠君犹时之心，溢于词色，王思政不由得肃然起敬。
“但愿如公所言。可是？？。”他苦笑了一下，觉得不必再说下去了。“修伯！”元欣忽然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不必颓伤！你我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而况大局也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你我把头抬起来，要看得远些。”
一位长官对属僚，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慰勉，王思政自然是深为感动的。也因此，他更觉得要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责任，所以恭敬地应声：“是！”又放低了声音，“照我看，形势旦夕可变，王爷该早早定规一个办法！”
“办法不早就有了吗？曹琢如信中所说，都是好办法。但只能静以观变，不到最后一刻，无从措手。”所谓“最后一刻”，是宇文邕大渐之时，遗诏派顾命大臣，有了宇文直的名字，那时才能名正言顺地接掌大权。
在此以前，如有任何比较强硬的行动，适足以授人口实，加重了“宇文直要造反”的谣言。王思政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是看到杨忠不断在扩张权力，只怕到那“最后一刻”，宇文直会落得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虽无行动，应有布置，必要时“效周公的诛伐”，也要有足够的兵力才行。这话不便明说，他旁敲侧击地暗示：“曹琢如信中说，该有个‘缓急可恃’的人，不知我公心目中，有了这个人没有？”
“以后再谈吧！”这是结束谈话的暗示，王思政起身辞去，但是，他的影响却完全遗留了下来。这一天黄昏，元欣一个人在家，缓步沉思，把整个大局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想到了。
照他的理想，最善莫过于宇文直与杨忠能和衷共济，彼此舍短用长。杨忠的长处，他看得很清楚，那种兴利除弊的锐气，知人善任的魄力，在鲜卑八柱国中，老早就看不到了。
至于杨忠的短处：刚愎、骄狂、昧于外势，都是可以想办法裁抑补救的。要紧的是，得让杨忠相信，宇文直并不愿与他为敌，宇文直会尽量用他的长处，而且宇文直的长处，譬如处理洋务，正好弥补他的短处。
此外，朝中一班出身翰苑的老臣，硕德清望，老成持重，若能取得他们的支持，加上东南忠勇奋发的湘军淮勇，内外一致，上下同心，岂但大局可以稳定？
皇朝中兴，亦非难事。元欣这样向往着。但是，宇文直对杨忠的敌意，可以设法消弭，杨忠对宇文直的猜防，却不知如何化解？看来自己的想法，终成奢望！
因此，当前最切实的一个考虑是，宇文邕一旦驾崩，杨忠与宇文直倘或发生权力的争夺，搞成势不两立的局面，那时又将如何？
当然，自己必站在宇文直这一面，是势所必然的，只是无论怎么样，不可以让他们兵戎相见！他不相信京城与洛阳的禁军会有“接仗”的可能，那些兵是怎么个样子？
当过“九门提督”而且现在还兼着“正蓝旗护军统领”差使的他，是太清楚了。他想起前几天才听到的四句谚语：“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进营要少。”不由得苦笑了。
当初剽悍绝伦，打出一片锦绣江山的府兵健儿，如今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笑柄！这些没出息的府兵子弟，连出操都要雇人代替，怎肯打仗？
他们的威风，只在每月发粮，“糙米要掉”的时候才看得见。这就是元欣的把握，杨忠和怡王宇文招、郑王宇文宪虽然掌握着在洛阳的禁军，决不能发生任何作用。
这一层，达奚武必定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现给宇文直的信中，建议召军入卫，不必有所动作，就可镇慑杨忠，同时他又隐约指出，在山东、河北边境军前的钦差大臣胜保，堪当此任。
元欣特别持重，觉得召胜保到京，即使并无动作，对杨忠也是种刺激，并可能被误认作宇文直的“逆迹”之一，所以对于达奚武的建议，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