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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海州大教堂的休息室内，这场女皇大婚的预定主持者，刚刚远航了半个地球，从欧洲赶来东方上任的耶稣会教士，新任的日本大主教芬达。杰洛斯，正在会见一位德高望重的客人。
——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十七世纪的上半叶，是一段屡遭挫折的沮丧岁月。
从马丁路德正式宣告新教诞生，到现在这个时候为止，欧洲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文攻武斗，浴血厮杀，已经足足持续了一百多年，期间有过无数次的反复争夺和互相拉锯，让可怜的欧洲人几乎要流干了血。
新教依靠大航海时代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借助宗教改革的时代大势乘风而起，并且利用天主教阵营的腐朽和分裂，一路狂飙猛进，不断攻陷一个个国家的信仰阵地。不肯走进坟墓的罗马教廷则联合欧洲传统封建势力，特别是西班牙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动反宗教改革运动，稳住剩下的核心地盘，搜罗狂热信徒充当嫡系部队，利用异端裁判所加紧镇压新教徒和其他异端，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并且从军事和政治上对新教势力展开一轮又一轮的反攻倒算，企图让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一切恢复旧观。
然而，随着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内战的尘埃落定，天主教会最后一次彻底扑灭新教异端的努力宣告失败，教皇也不得不低头正视现实，承认中西欧基督徒的信仰世界全面大分裂，无法再恢复往昔的统一盛况。
而与此同时，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结束了数十年的内政混乱，再次恢复战略进攻，重新在中欧战场和地中海上，对天主教阵营启动了排山倒海的攻势。挡在第一线的奥地利和威尼斯早已是左支右绌，节节败退。一旦这道并不厚实的缓冲带被撕裂，意大利和教皇国就要暴露在异教徒的弯刀面前。
如此腹背受敌、内外交困的局势，还有年复一年不断缩小和失守的势力范围，让这一时期遭到新教和绿教夹击的罗马教廷上下充满了忧患意识，仿佛看到了昔日罗马帝国崩溃的景象，再一次重演于眼前。
在这样日渐不利的窘境之中，罗马教廷的作风变得越来越思想保守和手段激烈——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宽容、理性的人文主义清风，早已消逝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残暴的宗教裁判所和疯狂的女巫狩猎。
为了落实执行上述的残酷战略，耶稣会应运而生，成为了天主教对抗宗教改革的重要法宝和利器。
——跟本笃会、方济各会这些诞生于中世纪的老牌修会不同，耶稣会创立于新教诞生之后的1534年，内部组织严密，上下关系严格，缺少传统的仁慈精神，打击异端不择手段，经常参与各种阴谋诡计和血腥清洗，实际上就是教皇直属的情报特务机构，相当于教皇国的克格勃、摩萨德、cia或者阿萨辛。
据说欧洲近代史上的很多暗杀、屠杀和恐怖事件，都跟耶稣会脱不了关系，在法国，他们计划行刺波旁王朝开国大王亨利四世，但被告而失败。在英国，他们策划火药阴谋，差点儿炸死詹姆斯一世国王。在天主教阵营内部，他们也和西班牙葡萄牙的王室争夺利益，这是因为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王侯力图用世俗武力控制教廷，而教廷则力图摆脱控制并反控制王侯。此外，三十年战争之所以会打得如此残酷惨烈，几乎毁灭了整个德意志，背后也有耶稣会企图借机清洗德国这个路德宗新教徒大本营，不断破坏和谈的缘故。
因此，耶稣会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堪称是臭名昭著，类似于3k党或纳粹，甚至被各国君王当作恐怖分子来查禁，即使是天主教阵营内部最虔诚的西班牙王国，最后也无法容忍耶稣会的猖狂行径——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居然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公然煽动分裂，一度建立起了类似条顿骑士团国的南美耶稣会国！
最终，在欧洲各国君王的反弹之下，教廷不得不在十八世纪解散了耶稣会，虽然在十九世纪，耶稣会又再次复活，但此时已经是工业革命的年代，无论是耶稣会还是罗马教廷，都没有了当年的疯狂劲头。
不过，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大航海时代的耶稣会成员却是形象颇为正面，广受世人赞颂。
——在十六世纪，鉴于新教势力已经在欧洲北部日益强盛，恐怕难以遏止。为了弥补失陷的信仰阵地，罗马教会做出一个战略决策，那就是利用地理大现的良机，派人前往亚洲、非洲和美洲大力传播天主教信仰，在全世界范围内增加天主教信徒的数量，最后凭借体量上的庞大优势，重新压倒欧洲的新教异端。
类似这样的战略，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已经有过一次成功先例——在罗马帝国后期，虽然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国教，但罗马教会不过是帝国五大宗主教座之一，跟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宗主教平起平坐而已。然而，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之中，罗马教会依靠孜孜不倦地向各路日耳曼蛮族传教，促使他们逐一皈依天主教，从而极大地扩张了天主教的信仰人群和势力范围。最终使得罗马教会从曾经的五大宗主教座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信仰主宰，凌驾于所有的世俗君王之上。
因此，在面对新教异端的不断进攻之时，罗马教廷再次启动上述战略，也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
于是，作为教皇的忠实追随者，耶稣会毅然向全世界派出传教士，凭着一腔宗教狂热，不惜冒着海难、瘟疫和战乱的风险，跋山涉水前往万里之外的异域传播信仰，他们在非洲向黑人传教，在北美向易洛魁人传教，在东亚的传教历史更是闻名遐迩，比如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日本的沙勿略都是耶稣会成员。
然而，虽然这些耶稣会传教士是凭着宗教狂热支持他们前往远方传教，但是他们的传教活动，想要在其它文明国家获得成功，光靠自身的狂热和虔诚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当地统治者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所以，那个年代来到东亚的耶稣会传教士，普遍以西方的先进自然科学、军事技术和绘画雕像艺术作为敲门砖，设法吸引东方上流社会的关注和喜好，从而潜移默化地传播信仰，因此在无形之中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其中混得最成功的几位耶稣会传教士，甚至成了东方君王的座上宾。
不过，在这个被数十万现代中国穿越者极大改变了的明末位面，面对着疯狂扩张、文明兴盛、技术先进、实力强横的“澳洲人”，来到远东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却陷入了左右为难和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
从好的一方面来讲，“澳洲人”对天主教的教义本身并无多少抵触，甚至很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天主教会和教堂，以及数量庞大的天主教徒——大约在十四世纪中叶，一位名为李维的法兰西籍医院骑士团成员，因为一些奇妙的际遇，偶然地辗转来到了澳洲人的土地上，并且成功地将上帝的荣光传播到了这片土地，让一部分澳洲人皈依了基督教，这就是澳洲天主教会的由来。（来源于穿越者编造的澳宋帝国兴亡史，这本书跟着各式各样的“澳洲货”流传向世界各地，目前在欧洲已经成为畅销书。）
在上述消息传到罗马之后，整个天主教廷都为之欢欣鼓舞。教皇正式颁布谕令，册封“圣李维”作为澳洲人的守护圣人。而据说是“圣李维”出生地的马赛港街头，也竖起了李维的石像。还有一些学者和教士认为，那个传说中的富饶东方基督教国度“约翰长老国”，或许就是曾经的“澳宋帝国”
随着澳洲人在东方的不断攻城略地，曾经严重阻碍耶稣会传教事业的儒家思想，遭到澳洲人堪称冷酷无情的毁灭性打击，天主教的传播事业也在东方取得了爆炸式的喜人成绩。目前，在澳洲人占领的中国沿海各省，已经6续出现了数百座教堂，信徒数量多达三百万以上。在澳洲本土，也有了华丽的大教堂和宏伟的修道院。而在澳洲人的相当一部分军队里，还出现了随军牧师和修女。此外，由于受到澳洲人的影响，曾经严厉禁教、甚至杀戮基督徒的“武士之岛”日本国，竟然在一场血流成河的惨烈内战之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尊崇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度，从而让上帝在东方的“羔羊”数量，在短时间内成百倍地迅暴增。
短短几十年的岁月里，天主教在东方赢得的信徒，就已经接近了欧洲天主教国家总人口的半数！
但从坏的一方面来说，由于澳洲天主教会的独立性太强，有着自己的神学院，自行培养神职人员和授予圣品，故而不可避免地跟遥远的罗马教廷产生了许多矛盾。更别提“澳洲人”终究是一个不设国教，反倒有宗教管理局的世俗国家，虽然对基督徒没有歧视政策，但更不可能为了传教士而去打压其它宗教。
于是，围绕着东方的天主教徒是否要守大斋、是否承认一夫多妻制、东方各地的主教任命权究竟归谁、是否允许教会对教民征收十一税（信徒需要向教会缴纳十分之一的收入）、教会产业是否有免税特权，神父和修女是否有权结婚生子、神职人员是否可以在教堂为“非基督教徒”（穿越者）主持婚礼、是否可以在澳洲人的地盘上设立宗教裁判所和执行“女巫狩猎”等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琐碎问题，耶稣会跟澳洲天主教会闹出了许许多多不甚愉快的争吵和冲突。由于耶稣会相比之下不怎么接地气，得不到官方和民间信徒的支持，上述争议基本都以耶稣会的失败而告终，哪怕搬出来自罗马的教皇谕令也没什么用处。
除此之外，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观察，澳洲人治下的天主教徒，其虔诚程度普遍很成问题。能够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的基督徒实在寥寥无几，大多数所谓的基督徒，都只是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一年去个三四次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