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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帝国当时对台湾的统治艺术，基本达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让台湾人民感到又爱又恨——虽然高压统治和奴役剥削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二等人的歧视待遇更是让台湾人深感屈辱，但日据时代的各种基础建设，同样也与台湾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其残痕一直绵延在现今台湾人的生活之中。
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曾经如此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还有了不贪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从心里也投降了。”
确实，在日本占领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苛酷的鞭挞，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怀柔政策，在台湾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上文所说的后藤新平，在其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期间，就大力推动台湾的铁路、海港和公路建设，为台湾打造了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几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台湾建设了最早的一批发电站，铺设了电网，奠定了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位献身台湾水利事业，主持修筑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更是犹如白求恩医生一样可敬——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前，位于台湾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于缺乏雨水，曾经长期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则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将这片荒野变成良田。
他在台湾花费了十年的光阴，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乌头山水库。同时修筑了总长度一万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万公顷的农田，占全岛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彻底的土地改良，当嘉南大圳于1934年最终完工的时候，之前困扰嘉南平原的洪水、干旱和盐碱化等三大开垦障碍，全部都被基本扫除，农业产量从此遽增，六十万农民受惠，也让八田与一至今仍受台湾人的感激和怀念——嘉南人民为了感念他的贡献，在乌头山水库旁边铸造了一座身着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于堤堰上沉思模样的八田与一铜像，迄今依旧巍然矗立。
在公共卫生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台湾普及了现代的公共医疗体系，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又在台湾禁绝鸦片、废止缠足，推广卫生常识，让台湾人初步具备了现代卫生观念。
此外，日本还在台湾强制推行了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44年，台湾本地学童就学率已有71。17％，不仅远远胜过遍地文盲的中国大陆，也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高等教育依然优先为日本侨民服务——例如在日据台湾仅有的一所最高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始终以日本侨民为学员主体，台湾当地学生很难考入就读。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学生之中，台藉者仅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当然，日本殖民者并非慈善家，他们建设台湾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从这里榨取资源，以及移民拓殖——没有一个“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坏的国家机器，以及坏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的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国日本的整体发展，依靠从台湾掠夺的资源，来养肥日本本土的经济与工业。
为了有效实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标，日本殖民当局从1910年开始就在台湾设立专卖局，对台湾最主要的盈利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垄断性专卖管理，从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50％。但同时也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凡是最赚钱的行当，基本都被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垄断，台湾本地人根本不准插手，还要在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日用品的过程之中，承受各种沉重的盘剥，故而台湾人一向对专卖制度最为诟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迁移本国侨民定居台湾。只是由于台湾的面积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湾的日本人，在数量上不如东北三省的“满洲开拓团”，但也多达三十万之众，并且在台湾享受超国民待遇。
不过，虽然日据时代对台湾人来说有着上述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毕竟没有残酷的万人坑（作为预定的农业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湾也没有建设多少重工业），也没有“满洲开拓团”那么过分的跑马圈地（日本商社和侨民占地还是有的，但至少比东北温和一些），只是用不平等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来掠取台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干歧视而已，其程度并没有超过同期中国大陆人民头上压着的“三座大山”。而日本殖民当局的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甚至还要比腐朽黑暗的晚清地方官府更好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在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各个地区之中，台湾是治理得最为成功的一块殖民地，甚至要胜过朝鲜。当时台湾人对日本殖民政府的认同程度，可能略逊于英属香港，但至少达到了英属印度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在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上，却是一片军阀混战、遍地饿殍、愚昧落后、民不聊生的空前惨状。与之相比，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虽然屈辱却相对安稳的日子，居然让民国时代的不少大陆同胞感到羡慕，同时也让一些台湾人对祖国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再抵触日本的统治，而是真正地想要融入日本人之中，开始努力学习日语，适应日本的文化风俗，试图让自己“归化”成日本人。
结果，当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台湾百姓的心情却是五味杂陈，其中既有渡海参与抗战的爱国义士，也有充当苦力追随日军行动的“志愿者”，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对着这动荡的时势无可奈何，只能从心里叹息着战争带来的悲哀。
（日本人认为台湾人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难免担心台湾人在战争中对日本人倒戈相向，袒护中国。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台湾人并没有当兵的义务，最多只是“志愿”被招募为随军苦力和挑夫罢了。）
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殖民当局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把台湾打造成“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在台湾掀起了皇民化运动——具体来说，就是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的教育活动，隔绝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把台湾民众培养成为天皇臣民，简称“皇民”，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效力。
在1937年之前，日本在台湾已经断断续续地实施了一些皇民化政策，例如在台湾学校把日语定为国语，在政府部门按照日本节日放假，出版日语报纸等等，但有关当局推行不甚得力，效果也不够显著。
到了1937年之后，这场皇民化运动的进度骤然加速。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力推行日语、进行奴化教育、倡导生活习俗日本化、强制改变宗教信仰等等。在此期间，汉语的报纸刊物在台湾完全消失了，学校里也不再上汉语课程，凡是不懂日语的人还要罚钱，逼迫台湾人花大力气学习日语。根据台湾总督府的统计，台湾本地人在1937年日语普及率为38％，1940年为51％，1944年则达到了71％。
此外，台湾人还被迫集体改用日式姓名，穿日本和服，住日本式榻榻米，行日式90度弯腰礼。在学校里强制学生学习花道、茶道、弓道等课程（现在得去缴费上死贵死贵的培训班才行），同时命令台湾民众义务劳动，在各地赶建了一大堆神社（天晓得里面的巫女到底是由什么人来客串的），并且按时进行参拜。
再接下来，就是宣传“大东亚圣战”和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思想，鼓吹侵略战争的正义性——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而日本人作为优秀种族，自然应该征服世界……
虽然皇民化运动看似搞得热火朝天，但总的来说，截止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这场轰轰烈烈的皇民化运动，除了大幅度提高了台湾人的日语水平之外，并不是非常的成功——至少是没能让台湾人真正日本化。
第一，这场皇民化运动虽然酝酿了很久，但真正的大规模推行也就持续了八年左右，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的——通过这场运动，确实是造就出了一批以当“皇民”为荣的台湾人。他们把日本当作祖国，将中国贬低为“支那”，生活方式全面日本化，穿和服，睡榻榻米，说话必用日语，形成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甚至以家族长辈不会说日本话为耻。其中一部分人（如岩里政男之流）还在太平洋战争中参加了日本军队，把为天皇效死视为“最高的荣誉”……但这批人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多数台湾人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还是在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日本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第二，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在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对于那些成为“皇民”的台湾人，殖民当局除了稍稍提高配给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糖果”进行奖励，还要时常组织他们去“奉公”，即无偿义务劳动——眼看着努力成为“皇民”并不能明显改善实际生活，显然很让他们的积极性受挫。
而且，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情况下，那些花道、茶道之类的日本传统艺术，也实在是难以对人产生吸引力——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