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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应宸深入北地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一下当地白莲教、罗教、闻香教等组织的活动状况和煽动能力；现在看来；这些大明朝的传统**组织确实有一些活动；但是地方官府尽管无心也无力赈灾；却对此十分的注意－－毕竟距离天启年间那次席卷山东的白莲教之乱还不到十年；教门组织的元气尚未恢复；地方上的警惕性也还在；要利用宗教手段把民众煽动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总的来说；在后金军破关深入山东；或者山西农民军横跨中原打过来之前；山东估计还不会大乱。
其次；自然就是考察一下山东半岛尖端的登州镇；这个带着明显穿越者痕迹的地方集团；究竟在山东拥有多少实力；集团内部究竟有多少穿越者；对大明的忠诚心又有多少；对待己方势力的态度又是怎样；好让元老院在制订下一步应对策略的时候；拥有更多的事实依据——这才是张应宸本次北上的真正工作核心；他之前是更北方的临沂一带展开情报收集工作；但随着鲁南局势的日益崩坏；若是张应宸继续待在沂州的话；或许就有遭遇流民围城、玉石俱焚的危险；这才南下撤退到相对安全一些的海州城来。
然后；待在海州情报站悠闲无事的张应宸；就被海州城门外日渐繁荣的人**易给吸引了注意力；连日来不断收购少年少女；准备到时通过联络船运回海南岛；对于长期极为渴求劳动力的穿越众来说；多少也是一个补充；同时也有利于元老院治下的人口多样化……可惜手头的经费实在有限；比如今天他在城门附近遇到了几个插标自卖的少年；长得眉目俊俏；一看就让张应宸颇为心动；但他此时已经搜罗了十余人；每天的吃喝用度都要花费不少；而海州的粮价又还在节节攀升；实在是不敢再收容更多的男孩子了。
“……唉；鹿庄主什么时候才能把钱送来啊；不然上好的人口资源都给这伙人牙拉走了。”张应宸情绪低落地叹了口气；在心中如此暗自盘算着；骑着毛驴回到了城关厢的一座道观里。
这地方说是道观；实则没有什么正经的道士；只有一个火居道人（不禁嫁娶生育之意）住着；勉强维持生计。张应宸只花了几个小钱；就租下了道观的房子；作为自己在海州城里的临时活动基地。至于元老院编制下真正的海州情报站；则设置在海州城外——《西游记》之中那座孵出了孙悟空孙猴子的花果山上
明末之时；海州（后世的连云港）的花果山（原来的正式名称是云台山或苍梧山）还没有像现代那样因为泥沙淤积；海岸线拓展；逐渐变得与西边的陆地相连；而是依然跟《西游记》描写的那样；是兀立于海中的一座岛屿；与海州隔着一片汪洋。岛上地形崎岖；山地多；平地少；即使是仅有的一点儿平地；也大多以盐碱地和沙地为主；不能耕作。所以除了零星几户渔民和一两处极度破败的道观；几乎没有什么人烟。虽然因为《西游记》的广泛传播；这座曾经默默无闻的花果山；此时已经在社会上多少有了些知名度；但明朝的旅游业毕竟无法跟现代相比；明末乱世更不适合游山玩水；所以崇祯年间的花果山依然一片荒凉。
不过对于以舰队为机动力量的海南岛临高元老院来说；此岛却是绝好的前进基地；首先是相对偏僻；不引人注意。其次；在战时只要配合少量的海军舰艇；用少量部队为基于；就能确保整个岛屿的安全。岛上高耸的山崖可以设置警戒哨所；虽然岛屿本身物产不丰；但对于海军来说最关键的淡水却相当充足——花果山上到处都是潺潺流淌的溪流和泉眼；《西游记》描写里的“水帘洞”可不是编造出来的。
于是；奉命北上设立情报站的鹿文渊；就在花果山这座海岛上置办了一座庄园；名曰“猴王庄”；作为元老院挺进北方的触角——前期以收集苏鲁地区的情报；小规模销售商品和打通人脉为主。待到时机成熟；就可以摇身一变；作为元老院发动北方大陆攻略的中继站；类似于鸦片战争时期的香港岛和舟山。
不过；这花果山上的庄园虽然安全隐蔽、易守难攻；但毕竟距离海州城还有一定距离；难以更加切实地了解第一手动态情报。所以张应宸从沂州后撤下来之后；在花果山的猴王庄待了几天；感觉实在闲不住；又来到海州城找了个临时住处……为了勤俭节约；他落脚的道观看上去破落不堪；第一进的破屋子里以前就是住着乞丐；现在则是挤满了张应宸最近采购的少年少女；个个都饿得脱了形。张应宸从夹道里进去；到了后面；看到那个火居道人和他老婆正在劈柴；便对房东草草打了个招呼；就往自己住的小院子而去。
院门口；一个道童闻声立即过来迎接；但让张应宸意外的是；他还在屋里看到了鹿文渊庄主的身影。
“……稀客；稀客啊鹿庄主；你不在花果山当你的猴王；玩你的那些山东大妞儿；怎么却有闲心思跑到贫道的这个破道观里来？”张应宸一边赶紧招呼道童斟茶待客；一边还不忘在嘴上损他两句。
“……什么事？自然是破财的祸事了为了眼下越来越多的流民；府台大人召集地方缙绅开会；先是照例哭穷；然后就是命令大家踊跃捐献；；连我这个海岛上的外乡人；都被硬是摊派了五十两银子”
鹿庄主接过茶碗；没好气地说道；“……刚才我也到施粥的地方去转了转；瞧那粥锅里真是稀得能照出人影；还掺了不晓得多少泥沙草叶；放进去的米麦也都是一股霉味……啧啧；我捐献给衙门的五十两银子；若是能有五两银子被用在赈济灾民上；就该谢天谢地了这还没算他们从朝廷那边弄到的赈灾银两呢”
——自古至今；自然灾害之后的赈济最后总会变成基层当权者的盛宴；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皇帝也无可奈何－－明知道救济钱粮拨下去就会被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十不存一；可还是要继续下拨；否则自然灾害就会激起民变－－很多时候就是拨了再多的钱粮也一样会激起民变。所谓盛世和末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在盛世的时候；救灾物资即使经过层层克扣；灾民最后多少还是能分到一些。而到末世就成了官僚集团彻底吞掉一切的拨款和物资；压榨得老百姓活不下去；最后激起民变让皇帝上吊来顶缸。
“……这就是行政能力的衰退啊”张应宸评价道；“……当一个封建王朝处于盛世的时候；机构一般还能保持正常运转；官吏的**程度还没有影响到行政执行能力。但到了王朝后期；随着**越来越严重；行政体系的执行能力也跟着下降了。到了最末期的时候；整个国家就会进入无政府状态；别说灾民了；就连军队也得靠打家劫舍过日子；哪怕敌兵围城、刀锋都架到脖子上了；文官们还是不忘贪污和克扣……”
——凡是读过李自成的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明末“福禄宴”的残忍故事：当时李自成纠集农民军围攻洛阳；企图夺取洛阳城内福王府囤积的无数金银粮米。而洛阳的城墙和堡垒虽然十分坚固；守军却在战前就已经欠了半年的军饷；对身后的洛阳官府和福王朱常洵自然是怨声载道；纷纷怒言：“洛阳王府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军心一时间极为不稳。
面对这样的情况；正如大明朝臣一遇到缺钱就想让皇帝拨发内帑一样；洛阳文武也是自己一毛不拔；一心指望着福王能够忠君爱国、慷慨解囊——先是洛阳知府和总兵去福王府上门劝捐；未果之后；又请当时隐居洛阳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福王府；劝朱常洵开府库赈济饥民、犒赏军士。可惜据说当时福王嗜财如命；根本不听。最终导致守军因怨生恨；只战斗了一天就倒戈哗变；向李自成献城投降；洛阳遂陷。
李自成攻破洛阳之后；逮着了逃跑失败的福王；便命令手下人把这个三百斤重的肥王爷给绑起来；剥光洗净；又从福王府的花园弄来几头梅花鹿宰杀；与福王一起丢进一只大鼎里共煮成肉糜；名为“福禄宴”；供将士们共享——从此；福王朱常洵就成了文人们口诛笔伐的笑柄；好像洛阳陷落都是他的罪过一样。
可当时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洛阳之战爆发前夕；福王虽然一开始确实是推脱着不肯出钱；但在前兵部尚书吕维祺的再三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捐献了三万两银子。再加上洛阳城内其它士绅的捐献；最后总算是凑到了五万两白银；一千石粮米。在这批钱粮送来之时；洛阳的守城官兵当即就欢声雷动、士气大振。
可问题是；即使是在这等兵危战凶之时；洛阳文武依然没忘了漂没钱粮；甚至克扣得比平时还要凶狠——五万两银子刚刚到手；洛阳分巡道王胤昌便留下了一万两；王绍禹总兵也克扣了一万两；洛阳知府冯大人吞了八千两；洛阳推官卫大人拿了三千两……一番七折八扣下来；发到守城的四千多官兵手里时；账目上的五万两银子已经只剩八千两；几个小军官又合谋吞了五千两；最后每个官兵只分到了区区几钱银子
偏偏之前官府募集到五万两银子的事情；全体官兵早已知晓；都眼巴巴地等着这笔空前大犒赏呢。此时一看；即使已经是流寇兵临城下的要命关头；诸位上司们依然这般苛待自己；于是一起一落的巨大落差之下；自然是气得人人大骂；满肚子怨气。接着；各路守军还因为各营银两分配不均；而在城墙上为抢银子爆发内讧；乃至于动刀子死了人。李自成趁机挥师猛攻；守军自然是投降的投降、溃逃的溃逃了……
——或许；那位福王朱常洵一开始之所以不肯出钱；恐怕就是因为知道以洛阳这帮昏官的作死秉性；即使给了他们再多的银两；即使刀子已经架到了脖子上；也只会拿去中饱私囊；照样不肯花在战事之上吧
不过；崇祯年间的大明公务员阶层；固然是充斥着无数的作死高手；但是再下面的缙绅土豪；其实也同样非常擅长以各种姿势来作死。比如同样在流寇横行河南的时候；有一次某个县城即将被农民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