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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的平日里都有事儿了，老金头就闲了下来。他是很有钱的，每日里喝茶看戏，结果被人盯上了。
那是32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听完戏回家的老金头，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拐弯处，被敲了闷棍。两个匪徒把老金头装进麻袋，塞进黄包车，拉到了城外。
16岁的孙承，那天刚好没住工地，他回家来换工具。看到了这情况，胆大心细的他没有声张，揣着他干活时用的砌砖刀，悄悄地跟在匪徒的后面。在城外的一座破庙里，匪徒们把醒过来的老金头捆住，两个人商量对策。匪徒本来只是想绑票收赎金，结果现在和老金头直接照了面，俩人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先撕票，然后用老金头身上的物品，去向他家人骗赎金。他们不知道老金头是孤家寡人，以为宅子里是一家人。两个人点起火把，一前一后，拿着刀，押着老金头，准备到庙后面下手。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孙承躲在墙角，手里紧紧握住自己的砌砖刀。当手举火把的匪徒经过时，他忍住没动。在后面的匪徒走过他的位置时，他才猛地窜出，从匪徒背后，直接用砌砖刀把他抹了脖子。
虽然解决了一个，但第二个匪徒也不好对付。孙承才16岁，在力量上比不得成年匪徒，好在他脑子灵活而且真敢拼命。他利用冬天身上衣服厚的特点，一刀换一刀，在身上挨了3刀后，终于把刀捅进了匪徒的眼睛里，杀死了他。
孙承在解开捆住老金头的绳子后，自己慢慢地软倒在地。快七十的老金头，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将孙承抱进匪徒留下的黄包车里，拉着他回了城。
回到城里，老金头也走不动了。不过，他有钱的优势就发挥了出来。他扔下旧车，重新招呼了辆黄包车，直接去了当时最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他不惜血本，一掷千金的情况下，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品都用在了孙承身上，总算把受伤严重，失血过多的孙承抢救了回来。
二个月后，身体痊愈的孙承，出院回到了家中。第二天，老金头广邀好友，在离家不远的会贤堂大摆宴席，隆重举办了认孙承为干孙子的仪式。
认亲后的老金头，仿佛焕发了新生。原来的他心里藏着事，总是显得有些郁闷。有了孙子，他就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孙承。
老金头不姓金，他本姓齐，祖籍是山东沂临人。家中世代以中草药的采摘、贩卖为生。1860年以后，辫子国正式开禁放垦，解除东北禁封令，掀起山东贫民闯关东的高潮。已经分家的老金头的祖父，便带着刚成年的儿子，一起下了关东。他们出生入死多年，艰难地创下了基业，在大连安了家。几代当家的都秉承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原则做买卖，为人又豪爽讲义气，到老金头这第三代，生意越发红火，已经是当地的豪族。
1911年的老金头，事业兴隆，家庭美满，父母双全，妻贤子孝，而且，儿媳已经身怀六甲，家中马上就要迎来四世同堂，可以说处在人生的巅峰。
松田浩二，倭国一浪人。倭毛战争后，跟随在满铁守备队即关东军前身中任联队队长的叔叔松田春树，一起来到租借地连大。他依仗松田春树，四处找商号、大户，以打秋风为生。在老金头家几次要钱被拒后，恼羞成怒的他，起了谋财害命的心思。当时的连大，只是倭国的租借地，华倭两国表面上和平共处，倭人不像九一八以后那样肆无忌惮。
松田浩二伙同其叔松田春树，设下了一条毒计。松田春树小队的倭军，扮作关东马匪，在一日凌晨，冲入老金头的府邸，杀光了满府上下几十口人，并在府中大肆搜刮财产，后携带撤退。随即，松田春树代表倭军，颠倒黑白，一纸文书为此事定性。文中宣称老金头家人为马匪同伙，因分赃不均，遭马匪灭门。因此，倭军查封了老金头的府邸和商铺，并在一个月后，以近乎白送的价格，将之分别转让给了一倭军长官的家眷以及松田浩二。
老金头却是因临时送货到津天，而逃过了大劫。当他喜气洋洋地回到连大码头时，被友人告知这一噩耗。晴天霹雳之下，老金头没有乱了方寸，他迅速地离开码头，叫跟随在自己身边的几个伙计，化装进城打探消息。
很快，日渐嚣张的松田浩二，在酒馆里随意的胡言乱语，使得老金头很快就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
想起白发苍苍慈祥的父母，巧笑嫣然贤惠的妻子，已成家立业却依然稚嫩的儿子，还有那即将出生的孙儿，老金头心如刀绞，泪如雨下，他誓死要报仇血恨。
老金头使人暗中收殓了家人的尸骸，因为当时条件所限，不得不将之火化，收于罐中。
多年的乐善好施所编织成的人脉网络，掩护着老金头潜伏了半年，一直等到了关键的那一天。
人生已多风雨（下）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串词了
我叫李翠凤，女，25岁，马上要结婚
李翠凤是个农村姑娘，家中几代都在地主家做长工。感谢华夏的解放，使她家摆脱了被剥削和压迫的宿命，从此站了起来。
作为村里，乡里，甚至周围几个乡镇中第一名首都大学的毕业生，李翠凤需要感谢的人很多，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父母与兄弟，更要感谢姜老师，哦，现在称她为“姜阿姨”，再过三个月，就要叫“妈妈”了。
第一次见到姜老师，还是首都刚刚解放的时候。那年，李翠凤年满6岁
姜秀萍，岛青人，幼年时父母双亡，被一女中校长收养。她读完中学后，在学校任职。1938年初，倭军占领岛青，此时姜秀萍的养母已经去世。她与学校几名进步的青年教师联络，一起去往革命圣地安延，参加了革命。
两年后，由于她表现出色，本人年轻，文化政治理论水平较高，又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被推荐进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进修，并分到了高级班第一班。学习期间，姜秀萍与同班的孙承相识，相爱，并结婚生子。
1949年首都解放后，姜秀萍带着两个儿子留在首都，照顾公婆。她加入刚成立的首都教育局，并勇挑重担，组织工作队下乡开展扫盲工作。姜秀萍选中的第一个下乡地点，是北郊的西北旺乡，这里离城较近，交通便利，适合工作队开展工作。工作队的成员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分头进入各村进行宣传。
姜秀萍来到了分配给她的钱家川村。在村长的介绍下，她来到村长的堂弟李文家中，开始第一次工作。
李文有四个孩子，老三李翠凤是女孩，其余是男孩，这些孩子从大到小，每人间隔3岁，很是齐整。
姜秀萍的工作一个是说服李文夫妇，参加在村里即将开始的扫盲班，还有一个是劝说李文夫妇，在明年送适龄的李大龙、李二龙和老三李翠凤，去乡里正在建的学校上学。
李文是个有趣的人。他自小就是长工，不识字，但他有空时最喜欢听评书。他很仰慕评书中描述的那些身着长衫，满腹经纶的文人。所以原本没有大名的他，在解放后进行的人口土地登记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文”。
姜秀萍很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目标。李文不仅同意参加扫盲班，而且还主动配合姜秀萍向其他乡亲做工作。但第二个目标却遇到了点麻烦。李文很开通，他并不重男轻女，愿意让所有的孩子都上学，钱家川村距离乡里也不远，只有几里的平路。但就如同现在的贫困地区，在推广义务教育时遇到的问题一样，能吃饱饭，才是村民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李文家同样如此。钱家川村在百望山的山脚下，半山半平地，地产并不丰厚。李文家两口子种地； 12岁的老大李大龙帮他们打下手；9岁的老二李二龙和6岁的老三李翠凤，一边照顾3岁的弟弟李小龙原本叫李四龙，几年后因为李文夫妇不再要孩子了，又觉得四龙不好听，所以改名为李小龙，一边在家烧水做饭，还经常去外面挖野菜，摘野果，捕鸟捞鱼抓兔子，时不时的贴补家里。
如果明年三个大孩子都去上学，李文夫妇带着最小的孩子，再下地干活，恐怕很难养活的了全家，而且农忙时肯定也忙不过来。这个问题李文无力解决，同时也是在整个农村工作中，都要面临的问题。姜秀萍仔细思考后，把问题提交到了局里，并提出自己设想的解决方法。她建议恢复并改良农忙假；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策略，合理安排农村学生的上学时间与授课方式；在扫盲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积极开展成人业余教育等多项内容。局里经过数次讨论，在多方咨询与论证后，完善了姜秀萍提出的建议，上交到了教育部。部里很快下文，要求局里开展试点工作。
姜秀萍当仁不让地参加到了试点工作中。她时隔数月，再次回到钱家川村，率先解决了李文家的学习问题。老大李大龙，年龄已经过了最佳学习阶段，并且自己也希望能尽快帮家里干活，所以姜秀萍安排他进了扫盲班学习后来在弟弟妹妹纷纷上学取得文凭的刺激下，自己也念完了小学的课程。老二李二龙上到初中毕业，因为乡里只有小学和初中，他不愿继续进城读高中，就回家务农。老三李翠凤最厉害，一直念到大学毕业。高中她是住在姜老师家孙家宅子的，和孙卫国一同学习成长，情投意合，后来两人结为夫妇。老四李小龙出生月份小，上学晚了一年，正好在姐姐考上大学开始住校时，他考上了城里的高中。李小龙同样住进孙家并念完了高中，毕业后与同样高考失败的好伙伴孙卫民，一起参军了。
姜老师以西北旺乡为中心，开展农村教育试点工作。随着不断取得的成绩，局里加大了对她支持的力度。她增加了人手，拉来了郑子芸，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