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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夫妇对这个过程有很多疑虑，”戴维斯说，“有些人有科学无法解决的伦理观上的问题，当然还有大量的宗教团体反对这种做法。你们有宗教信仰吗？”
“信基督教。”玛莎红着脸答道。
“我不知道宗教信仰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我自己也信上帝，但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科学事业一直是心安理得的。”戴维斯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又克隆不出人的灵魂。实际上，我已经发现，比起传统的体外授精技术，一些宗教界的人士更能接受克隆技术。”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初期咨询，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能预见得到他们提问的顺序。所以在回答更多问题之前他只是静静地倾听。
“他们更接受克隆是不是因为克隆不需要制造太多的胚胎？”玛莎问。
“是的。在目前一般情况下我们仅需要一个胚胎就能成功。”
“我知道这还涉及一些法律问题，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些相关信息，但即便这样，我所了解的克隆知识也实在是太少了。”玛莎一边说一边格格地笑了起来，戴维斯这才注意到玛莎笑起来的样子非常好看，她不笑的时候脸上仿佛戴着一副化装舞会面具，而一笑起来面具就被摘掉了。“我知道去年城东有一些医生遇到了麻烦。”
“我们是有严格规定的，一旦触犯了相关的行规和法律，我们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从吊销行医执照到进监狱都有可能。比方说，我们必须选取已故捐献者的ＤＮＡ进行克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你的孩子将来在珠儿超市芝加哥处处可见的一家连锁超市。排队付款时撞上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说到这儿，特里、玛莎和戴维斯都笑了起来。
玛莎说：“这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你们能在人死后克隆出他们来，这简直太令人惊叹了。”
“ＤＮＡ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么脆弱，尽管我们有一整套方法来保存它，但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不必要的。”戴维斯解释道，“运用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从死亡很久的组织中获取能成活的ＤＮＡ。可是一旦我们克隆出一个人来，我们将销毁剩余的ＤＮＡ。我们从不用同一个个体进行多次克隆，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你的小孩是惟一拥有这种基因的活人。当然，除非我们培育出的是双胞胎。”
“那么捐献ＤＮＡ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玛莎的语气更加坚定了。
“大部分是精子或者卵子的捐献者。在捐献精子或卵子的过程中，他们会表示是否愿意自己的ＤＮＡ在他们死后被用于克隆。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再献一点血——光有生殖细胞是克隆不出什么的，这多少有点讽刺吧？——这样的话，我们付给他们的钱是仅仅捐献精子的三倍。如果是卵子的捐献者，我们付十倍的价钱。”
“捐献ＤＮＡ的女性一般比较少，”玛莎记得自己在查阅有关克隆技术时看到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克隆人是男性的原因。”
“你说得对，捐献精子比捐献卵子更加普遍，还没有太多人只为了克隆而捐献细胞呢。大多数捐献者是在捐献了精子或卵子后再考虑的，你想，只要把袖子往上一挽，多签个字就能多得好多钞票，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些人捐献是出于自我考虑：一想到自己的ＤＮＡ可以在死后传下去就兴奋不已，他们就像是在追求永生，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很多人一想到自己的基因要被复制，仍觉得有点不安，特别是女性。我的一位老同学曾经在去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这种现象与女性的自我形象有关。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种观点，但谁又能肯定这没有一点道理呢？我们还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控制，我们可不想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就进行克隆。法律和伦理也约束了我们，我们不能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剪在废纸篓里的指甲进行克隆。你们也注意到了，过去五年国会制定通过了一系列保护隐私权的法案，即使保存一个人的ＤＮＡ都是违法的，除非这个人被指控犯了重罪。”
“植入人体的胚胎是怎么发育的呢？”玛莎问道。戴维斯知道丈夫们永远都用不着担心植入，他们只担心自己的精子。
“如果你们和我都准备好了进行下一步，那么我将取出你的一枚卵子，去掉细胞核后只剩下一个壳。然后我们把捐献者的细胞核放进去——这个ＤＮＡ通常取自于白细胞——我们会激发这个卵细胞使它和自然受精的卵细胞一样发育，这样，植入的胚胎就与体外受精卵一模一样了。”
“我知道申请克隆生子的人比捐献者多。”玛莎把她的问题都写在了一张小巧的带花边的纸上，出于某种原因，她尽量把这张纸藏着不让别人看见，“如果我们决定把名字写在排号单上，我们需要等多久才能有合适的ＤＮＡ？”
“一些人要等上三四年，但我们并不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玛莎，你曾在前期的问诊中说过你们家族有亨廷顿舞蹈症对吗？”
“是的。”玛莎答道，“我做过检查，我本人就是一个携带者。”
“这样的话我们会优先考虑你。你将排在名单的最前面。你通过自然受孕、传统受精或体外受精等方式怀上的孩子都极有可能患上亨廷顿舞蹈症，因为这些方式使用的是你的基因物质。克隆胚胎在植入你体内之前将通过遗传性疾病的检查，所以胎儿不会遗传你的任何疾病基因。通过克隆，本质上你是在胚胎阶段收养了一个孩子。你的孩子虽说从技术上讲不是你自然受孕而生的，但他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孩子。从这个观点来说，我认为用克隆的方式进行体外受精比其他的方式要好。克隆法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钻空子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有朝一日孩子的亲生父亲或母亲会突然跳出来与你们争抚养权。”
“那捐献者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吗？”特里问。
问得好，戴维斯心想，不过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提过。他更感兴趣的是解决可能遇到的障碍而不是技术过程的本身。“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这个克隆人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伦理上都不是他们的后代。这个男孩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喜好。他将拥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灵魂，如果你们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话，我说过，我是相信的。”
“你是说‘这个男孩’？”玛莎眯起了眼睛，仿佛为一连串坏消息做好了准备。“那么一点怀上女孩的机会都没有吗？”
戴维斯深吸了一口气。去年他回答过三次同样的问题，结果都被气愤的准爸爸准妈妈们给骂了回来。他们给他讲优生学，义愤填膺却又讲不清楚。他确信其中有一对夫妇是事先安排好来诊所捣乱的。他们在同一天晚上就上了一个当地的新闻节目，痛斥在克隆诊所里的所见所闻。
戴维斯硬着头皮答道：“虽然我们也很想使生男生女的几率与自然状况基本持平——大约百分之五十一的可能性是女孩，但根据现有捐献者的情况来看，你更有可能怀上男孩。在这个框架以内，国会规定性别选择必须是随机的。但我们确实会做些选择。虽然我不能告诉你捐献者的具体信息，但我们尽量选择符合你们表面生理特征的捐献者。很多选择克隆生子的夫妇不想将来生出的孩子因为长得太不像他们而引起过多亲朋好友的怀疑。”
芬恩夫妇听了之后看上去既没有惊讶也没有不安。特里接着说：“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件事的保密程度怎么样？”
“问得好，这确实很重要。”戴维斯答道，“作为克隆人的父母，你们按规定必须每半年带他去儿科医生那儿做一次检查，至少要坚持到他年满十六岁。我们这儿的伯顿医生很不错，但如果你认为有另外的医生更合适，那么你也不一定非得选择她。不论你选择哪位医生，你必须告诉医生你的孩子是克隆人，并让这位医生定期送交检查报告到我这儿。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进行中的试验和程序的完整性。医生会保护你们的隐私，这点你们尽可以放心。对了，顺便提一句，我们诊所医疗项目很多，伯顿医生不只为克隆小孩检查，她也医治其他的病人，所以就算有人看见你们带着孩子在她的候诊室里也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
“那么孩子呢？”玛莎接着问，“我们要告诉这个小男孩吗？”说完她又加了一句：“也许是个小女孩也未可知。”
“这个当然由你们自己来定，我认为大多数医生会建议你们至少等到小孩长到十几岁时再告诉他。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要让孩子接受这个事实还是挺难的，但十五年后，克隆就不会像现在看起来这么新鲜了。”片刻静默之后，戴维斯看了看时间，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耐烦，十七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上学时他就学会了这一招。“我还有一个预约，不过如果你们还有其他任何问题，请尽管问，问题解答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让你们离开的。”
他们没什么问题了，况且此刻他们也问不出什么更多的问题来。戴维斯的办公室墙上镶着木板，贴着地图，屋里堆着书籍。在这样一个舒适而又老式的环境里讨论克隆这个仍然很新兴的事物感觉有点奇怪——好像是在HG威尔士书中出现的场景。戴维斯似乎想故意制造出这种氛围，为的是使他们习惯这种超前的做法，同时也为了剔掉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正如他经常所说的那样，初次会面只是接下来的众多考验的第一关。
他把芬恩夫妇送到门口，然后返回办公桌在电脑上新备了一份文档，其中写道：玛莎·芬恩与特里·芬恩，优先考虑候选人。妻子比丈夫更想要孩子。很可能再一次前来咨询或寻求建议。但本季度应该不会来了。
芬恩夫妇开着本田“阿库拉”准备回家。由于交通堵塞，他们一路上走走停停。窗外尽是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