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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的那种自然的愿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研究成为必要，正如我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研究是实际可行的一样。那些对这件事怀有任何好奇心的读者从这些说明（我担心它嫌太噜苏了）中可以了解到我在从事历史研究中所遇到的烦恼究竟有多大。 只要考虑一下我仅能在我的一只眼睛处于最佳状态时有限度地使用它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完全不能使用的情况，人们很快就会承认这些烦恼的分量不轻。然而，我所要克服的困难与一个盲人所遭遇的困难相比要小得多。 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仍然健在的历史学家能够宣称他克服了如此巨大的障碍，只有《诺曼底人征服英国史》的作者除外，用他那感人的和优美的语言来说，他“使自己成了黑暗之友”；他把一种从事广泛而多样的研究（这种研究可能需要学者潜心从事）的能力，与一种只需要发自内心之光的深奥哲学结合在一起。我相信，我不得不作出的如此冗长的说明，不会被读者看成是庸俗的自我吹嘘，而要看到它们的真正根源，即出于这样一种愿望：纠正那种可能是由我自己在无意之中造成的误解，这种误解使我有幸被说成是某种曾经克服了摆在盲人面前的无数困难的人，我对这种荣誉并不感激，因为我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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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第一版前言
该享有它。
１８４７年４月２日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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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Ⅰ
Ｗ。Ｈ。普雷斯科特属于这样一个种族，对于这个种族，人们在２０世纪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有可能变得和阿兹特克族或印加族那样完全消失。 我指的当然是文体派历史学家们的伟大种族。 象罗斯科和梯叶里或者象其更伟大的同时代人麦考莱一样，普雷斯科特竭力模仿修昔底德。 他也怀有很大的抱负，要与最新的小说竞争，要使他的书成为妇女们闺中读物，并且年复一年地作为圣诞节礼物相赠送。 客观环境、坚强的意志、超群的记忆力以及天赋的智能和方法这些因素，可以说已注定了他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 他不是缺乏耐心的人，而是甘愿一一点一滴地获得一整套渊博的学识，确定的观点，以及既定的“历史原则”
——就象罗伯逊和哈兰所掌握的那样——这些是他那个时代有势力的《季刊》对所有敢于在历史写作这个需要高度华丽辞藻的领域里一试身手的人所提出的要求。 想在这种制度下写作历史的人必须经受缪斯神的长期考察和赐予灵感。 在虔诚地顺从这一严峻的考验之后，也只有在这以后，他才能得到那些在鉴赏情趣和文学主张上是公认的公断人的认可，从而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和得到承认的历史学家；直到二十五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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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序 言
十年之前，所谓历史学家就是指用形象化的生动散文描述过去的事件的盛况和细节的人。 此外，他的散文必须由于具有那种庄重性“σπδαιγη”或者说高超绝伦的严肃性而显得C A B D A激励人心，这就是阿诺德所宣称的经典作品的标志，而且它必须因对传记素材进行了伦理的和升华的处理而描绘得感人肺腑和富于人情味，这些素材作为“无数传记的精华”
（斯威夫特语）必定要在旧式历史概念中占支配地位。也许用不着指出，２０世纪的历史学家不考虑这些问题。他有别的当务之急。 他不要求自己的著作使人爱读。 他不需要拔高一个人物或者粉饰一个孤立的事实。 他对所有这些奇妙的旧式的框框持怀疑态度。 只要稍微使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就会使他相信，旧式的阐述并不是完全超脱利害关系的——所表达的决不是全部真相。像魔术师把牌变出来一样，历史以促使向它提出问题获得解决才维持了它的尊严。 只要向它问及稍微越出常规之外的事情，它就无以答对。 因此，新学派说，必须要求各个历史时期的善于文饰的大师们停止片刻，与此同时，它试图从这些大师们的贬责和颂扬之词中探索必要的解释。 因为新学派极不相信文体学派历史学家（人们如此称呼他们），认为他们毫不犹豫就容许那种格调和那种偏见，容许夸大成功，少讲败绩，这就模糊了他们对历史的更深入的趋势和影响——过去时代的经济的或制度的意义——的理解力。旧派历史学家以旧史书、旧的年代记、党派发行的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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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３１
子和党人的回忆为著作的基础。 新派历史学家表现了明显的偏重文件的倾向，这些文件诸如契约、名册、特许状、法律、法院的令状、条约以及赏金等以格调和偏见的污名非难不了，也不值得去非难。 目的的不同由这样一种说法暗示而不是说明，即旧学派崇奉文学描述的神龛，而新学派越来越倾向于向科学阐述的祭坛奉献香火。言归正题，普雷斯科特可以说是旧学派的一个杰出的典范。 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或是一名对湮没的历史真相的不知厌烦的探索者，更不必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文献学家或是现代类型的校勘学者。 另一方面，他远非是以某些人说的麦考莱的那种激愤和偏袒的笔调从事写作的；高度评价过密特福作品中的这些特点的拜伦会更加热烈地称赞莫特利作品中的这种笔调。 不，普雷斯科特的写作态度象哈勒姆一样公正周密，他的毫不偏袒可能只有一名波士顿唯一神教派的教徒才能如此（他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免受到诱惑去触犯英国人，这在旧学派的美国人通常是压抑不住的），而且有如吉本一样文采绚丽。约翰逊有一次在谈到罗伯逊时说，他将被他自己的重量压垮——葬身于他自己的词藻之中。 普雷斯科特不能全然免于这样的指责。当代大多数读者都承认，他的风格有些过于华丽和矫饰。 人们用珠宝来装饰自己是当时的风尚。 在正式的评论文章中，诸如普雷斯科特模仿高水准的《季刊》的风格为《古老的北美》〔美洲评论〕所写的文章中，出于一个有知识的人的自尊，他竟然挥舞起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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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序 言
的万能的知识之树①。 这样一种实践使他的笔调产生了某种僵硬和拘泥的特点，这使普雷斯科特总是难以摆脱这一困境。他的特点是永远也写不成一封简短的信。 然而，我们也必须为普雷斯科特说几句公道话，他远不象罗伯逊或吉本那样浮夸。他的散文风格最好的时候也许可以与最相近的罗斯科、梅里维尔或米尔曼的散文相媲美。它从不马虎潦草、从不疏忽、从无偏见和绝不枯燥；即使在缺乏灵感的时候普雷斯科特的作品显得有些生硬和呆板，可是他的文章从来不是晦涩难解的，也从来不是令人生厌的；由于他不善于夸夸其谈或哗众取宠，所以他总是规规矩矩地使他的风格适合于他的内容，这一点最终很有成效地蕴蓄他的风格。然而，他的最大长处在于他的安排布局。在其成熟期，他日以继夜地献身于此，犹如他在其青年时期日以继夜地潜心模仿艾迪生的散文风格一样。 他持续不断地酝酿构思他的作品，并且要反复多次地严格删节其作品而且毫不吝惜地加以斧削。 即使他没有象萨克雷谈到麦考莱时所说的那样，为了写一个句子要读成本的书，他在写每一本书的时候所读的书
①普雷斯科特为《北美评论》撰写的主要文章（重印成《杂集》）如下：《意大利叙事诗》（１８２４年）；《莫里哀》（１８２８年）；《欧文的〈格拉纳达〉》（１８２９年）；《塞万提斯》（１８３７年）；《洛克哈特所写的〈司各脱的生平〉》（１８３８年）；《班克罗夫特笔下的〈美利坚合众国〉》（１８４１年）；《泰克诺所撰写的〈西班牙文学〉》（１８５０年）。与大多数评论家不同，普雷斯科特在他自己的评论文章中用威吓的语调说话，而且带着羡慕的激情谈及托克维尔的得意洋洋的说法“我一生从未在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出现在《大西洋月刊》（１８５７年１２月）第二期上的《莱潘托战役》一文——一篇词藻绚丽的文章——后来被收编入《菲利普二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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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５１
能成立一个图书馆。 在逐渐意识到他将要写一本关于一个确定的主题的巨著时，他就不惜任何辛劳用可靠的方法去发现人类知识中的不可避免的遗漏之处。 为此目的，他仰仗比较和逐渐深入的方法，以兢兢业业的谨慎态度围绕他的资料来源反复进行挖掘；他拟定写作提纲并圈定要写的范围；他在描写、定性和评论方面从严要求自己，经常踌躇再三；将“要写作的主题”正式地写入其笔记簿。 从最初受到“西班牙的召唤”到他终于动笔去写，其间经过了六年的时光，尔后，在他准备拿去付印之前又花了十年更为扎实的功夫进行加工润色。“对一个主题的探索追求”是他的生命的重要篇章，几乎与弥尔顿或吉本的生命篇章同样严肃。 如此煞费苦心、不遗余力和自觉的自我准备，使得旧派历史学似乎达到了庄严的顶点：那个深不可测的吉本所说的话不知不觉地又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具有重大价值和重要性的作品既很少是在阁楼中也很少是在宫殿中写成的。 一个有闲暇又有能维持闲居生活的收入并拥有书籍和天才的绅士，可能受到遥远的荣誉和报偿的前景的鼓舞而从事写作；但是如果每天的勤奋是由每天的饥饿所激起，则作者是不幸的，作品也将是不幸的。”
当尼布尔感谢上帝说，幸而他未降生为一个英国人，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会变得富有而写不出重要的作品，这种说法也许是不公正的。 充足的资财为吉本或普雷斯科特在历史学领域所完成的作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鉴于普雷斯科特富有资产、生性和善而又喜好社交以及并非变态地爱好创作这样的事实，所以他向其历史写作的每个部分所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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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