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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开拓中国市场，因此，要撤出中国，对罗斯福来说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格鲁提出的方案被采纳为新政府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他的方案是：“虽不咄咄逼人但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不断坚持维护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合法权益。”它包括鼓励中国作为一支打击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这个方针需要赫尔早日拒绝蒋介石要美国担任调停人的建议。当有人建议美国带头提议对日本实行武器禁运时，国务卿也不准备扮演“国联的贤明顾问”的角色。罗斯福认为制裁将导致战争，他并不比他的前任更想做这种危机四伏的事情。次年，当大使威廉·布利特建议奉行西奥多·罗斯福的“庞大海军”政策，并说“我们说话应该温和，但建造军舰应三倍于它”的时候，总统对布利特表明，不可选择使用武力。
日本退出国联和日本帝国海军扩建军舰的预算迅速增加，预示着海军军备限制的告终，以及旨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现状的华盛顿条约体系将随之崩溃。格鲁大使报告说，日本军方现在把美国视为主要敌人，“因为美国阻碍他们进行民族扩张”。这是一个明确的告诫：华盛顿鼓励中国坚决拒绝承认满洲国的政策，最后会逼得日本要么屈服，要么在大陆逐步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以彻底解决争端。
波托马克战略
这种警告促使华盛顿对桔色作战计划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项计划已经多次修改，以便考虑削减海军拨款。现在，由于太平洋舰队强行穿越重洋所需要的时间太长，这项计划几乎已经不可能实行了。陆军力量不足，还不到十万人，而且没有现代化的飞机和坦克。海军也没有达到条约规定的人数，缺员三万人。由于要节约维修开支，舰队只能全速行驶四个小时。为了开始建造二十六艘新战舰，罗斯福挪用了国家复兴计划的二十五万美元——一名义上说是为了使造船厂有活可干。这样一笔经费，是不能使美因同日本计划在十年内建造的一百五十艘新战舰相匹敌的，但是，一九三四年的裁军会议（温斯顿·丘吉尔讽刺它是“一出庄严而拖延时间的笑剧”）的失败，使国会议员们大为惊恐，从而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造一百艘军舰和一千架飞机，这是美国海军力量达到条约规定限额所必不可少的。
总统面临“职业和平主义分子”在公众中掀起的风暴，他们指责总统进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总统却担心，美国海军即使按计划加强力量，也将不得不放弃菲律宾。一九三四年四月，东京外务省采取了不祥的行动，发表一项强硬抗议，反对向中国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和菲律宾驻军总司令随后提出一项绝密报告，警告说：日本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惊人增长，已经使美国的现有力量保不住马尼拉湾和科雷吉多尔”。这样彻底承认美国的太平洋防御计划是欺人之谈，是在国会通过让菲律宾一九四六年独立的泰丁斯一麦克达非法案之前仅一个月。这项放弃美国在远东主要基地的法案，是孤立主义情绪的产物，它破坏了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毁了桔色作战计划的信誉。尽管如此，桔色作战计划仍然是美国军事战略的基石，因为虽然海军计划人员强烈主张把舰队撇到夏威夷去保卫东太平洋，但没有别的可取的方案。
“波托马克战略”固有的这种谬误，一直支配着华盛顿的海陆军将领们的思想，直到炸弹落到珍珠港和菲律宾，才被彻底炸毁。到一九三五年秋季，这种危险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海上列强的代表将在英国举行会议，讨论华盛顿和伦敦海军限制条约于次年到期后该怎么办。若不能把日本帝国海军的力量继续限制在原来的限额内，远东就会形成事实上的“日本统治下的和平”，因此英美代表团拒绝同意日本提出的力量均等的要求。由于希特勒的德国已经骗取英国支持它实施一项建造战列舰和潜艇的计划，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的日本新年阁，在海军的压力下充分意识到，它的政治存亡，取决于山本五十六能否从伦敦带回一项同意让日本建立一支同英美势均力敌的舰队的协议。日本的顽固立场，使会议无效地开了几个月后不欢而散。随后，日本废除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加速建造新战列舰，从而打乱了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所仰赖的整个条约体系规定的军事力量对比。如果东京要在远东成功地实行它的“门罗主义”，那么一支庞大的舰队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是在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建议中正式提出“门罗主义”的，该项建议主张共同瓜分太平洋，以便每个国家能“在各自的邻近地区确立一个由法律和秩序支配的领域”。科德尔·赫尔立刻公开谴责日本的这项建议，因为它会使日本获得他所谓的“自由行动权”，从而随心所欲地对待中国。美国“不会背弃我们的条约”。但是，由于美国既拒绝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又没有决心使用武力来保卫这个政策，到一九三五年就连国务院的强硬派也认识到，这样会使日本不断侵犯中国。美国人的政策只限于提出正当抗议，因此把维持他们的立场的担子，完全转到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身上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的美国总统国情咨文，充满了忧郁情绪。日本退出了限制海军会谈；意大利军队正席卷埃塞俄比亚；纳粹分子刺杀了奥地利总理，这一切促使罗斯福告诫说：“许多宿怨死灰复燃，昔日的激烈情绪又冒出来，扩充军备和扩大势力的新的骚动，正在不止一个地方抬头。”一个月后，总统要求国会拨给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巨额款项，来进行“审慎的”自卫。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掀起强烈反对的浪潮。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组织征集了一百万人签名；五万名退伍军人在白宫前举行了“要求和平游行”；学童组织了罢课，他们“要学校，不要战列舰”。甚至在墨索里尼在罗马举行阅兵欢庆胜利的时候，在希特勒号召再武装五十万德国人的时候，在日本向驻守北京的关东军派遣增掇部队和西班牙爆发内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参议员居然还大喊，“让欧洲和其他国家见鬼去吧！”他的话概括了席卷全美国的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但是孤立主义支配着国会。一九三六年八月，国会通过了参议员杰拉尔德·亲伊提出的中立法案，其目的是要美国在国际上保持绝对闭关自守。
中国事件
虽然美国的和平主义分子和孤立主义分子联合起来不让总统干预遍及世界的日益严重的动乱，但是情绪减然相反的极端分子却在日本闹起来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帝国陆军的一伙狂热的军官占领了陆军省。叛乱分子密谋除淖“天皇周围的那帮坏蛋”，他们破门冲进冈田启介首相的官邸，用乱刀砍死首相的两名助手，七十三岁高龄的首相躲进洗衣房，免遭杀害。三天后，这场兵变被弹压下去，这时候，要求恢复举国团结的神道派爱国团体和右翼组织在国民中煽动起狂热情绪，叛乱分子吁请天呈宣布实行“昭和维新”，在公众中赢得巨大同情。
裕仁时代的元老西园寺帮助克服了这场危机，他推举外相广田弘毅担任首相。新内阁越来越听任军部摆布，它发行“赤字债券”，为扩充军备的计划筹措经费，很快耗尽了日本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赤字财政刮取了小工商业者和农民更多的资金，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而制造军舰、枪炮和飞机的大财阀们更有钱了，引起左派更大的反感。右翼团体继续支持对外扩张，支持军部，“暗杀内阁成员”的威胁吓得国会里的稳健派政治家们不敢进行活动。随着内阁的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军人官僚集团，并逐渐按军队的意旨行事，日本正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国家。
关东军现在已经成了日本在中国实现民族扩张目标的工具，它加强了对热河省的控制。但是，东京军方领导人没有马上同据守北京的中国国民党部队摊牌，而是命令部队做好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并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经济上的破坏，因为他们还必须加紧准备，以对付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的威胁。德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内部不断发生争端、反抗，这反映出南京政府在不断要把交战割据的各省和各派系置于中央控制下时所面临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毛泽东率领从江西北上长征后幸存下来的八千人马隐蔽在陕西省的山里，同共产党进行旷日持久的血腥拼杀，看来成了蒋介石压倒一切的目标。然而，一九三六年年底，由于蒋介石拒绝集中力量抗击日军，他同他的将军发生了冲突，他们绑架了他，直到他同意同毛泽东结成不稳定的联盟。由于俄国的支持和武器援助，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开始全面抗击日军。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同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报偿。东京的对策是加入了希特勒的反共协定，加倍努力以最后解决“支那事变”。
一九三七年夏季，日中冲突已经达到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内阁六月份垮台后，天皇第二次召请衰老的贵族近卫文唐出来组织政府。这位深孚众望的日本右翼领导人这次受命了。近卫文唐是一位精明的政客，他支持陆军的“皇道派”的做法，因为他也认为，统治亚洲大陆是日本的天职。三年前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亲眼看到美国人是如何“盲目相信他们自己的民主是无比优越的”，以致他们反对日本逐渐走向极权主义。但是他同时也断定，由于跟他交谈过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领导人都对“国联显然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