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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科德尔·赫尔再次向众院外委会发表讲话，谴责日本以武力推行“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狂妄计划”。就在国务卿暗示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必将遇到更厉害的经济报复的时候，两名美国神父正在归国途中，他们携带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华盛顿和东京举行谈判充当中间人。
詹姆斯·沃尔什主教以总部设在纽约马里诺尔的“美国天主教传教协会”会长的身份，在他的代理主教詹姆斯·德劳特神父的陪同下，于十一月抵达日本。表面上他们横渡太平洋是为了巡视在日本的传教团，但这次访问却有另一个重要目的。这次访问得到罗斯福内阁中最著名的夭主教阁员、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支持。它也得到寺崎太郎的协助。寺崎是外务省美国课的间谍头子，他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指挥日本在西半球的整个间谍网。马里诺尔的神父应当采取这个非同寻常的外交的而不是宗教的主动行动，这个主意是反复无常的德劳特想出来的。他的孤立主义的、反罗斯福的信念早在他为温德尔·威尔基的不成功的竞选活动起草的一篇讲演稿中公开表现出来了，他在讲演稿中写道：“难道我们必须就着外国的鼓点跳舞吗？”
两名神父刚刚抵达东京，就同银行家和陆军省军事课的一位高级成员举行了紧张的磋商，后者还安排他们与松冈外相——赫尔认为他歪得象鱼钩——举行了会晤。日本人希望同美国进行秘密外交，以避免公开承认日本可能谋求解决中国事件的妥协办法，美国神父的活动看来正中日本人的下怀。这样，他们希望利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日益扩大的分歧，按照如下的条件促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条件将使日本在牺牲英国的利益但又不至于堵塞美国石油的进口的情况下，实现她在南亚建立一个经济帝国的计划。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罗斯福有交情的公认的亲美派、前外相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于二月被派往华盛顿，监督和促进微妙的谈判进程。他抵达美国时，马里诺尔的神父刚好访日归来，通过邮政总长的安排，两位神父会晤了总统。他们有理由认为，总统对他们提出的将问东京谈判的问题会作出有利的反应，倒不是因为罗斯福和赫尔打算遵守他们的非正式的建议，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日本人会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收敛在中国的活动。经商定，国务卿将会晤野村大使，私下坦率地交换意见。松冈的中间人要求对谈判绝对保密，因此，在一系列“秘密会谈”开始的时候，这位礼貌得无以复加的海军大将从仆佣入口处进入卡尔顿饭店，然后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
赫尔和野村的外交谈判刚刚踉跄起步，沃尔什和德劳特就在四月初提交了“谅解草案”。由于“谅解”是同日本的代理人磋商起草的，难怪它转达了东京的最低限度的谈判条件。这个条件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大片中国地区行使的权力，还要求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并迫使他求和。赫尔受到了侮辱。他当即拒绝了这个文件，说它“远不如你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迁就，只有最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才会这样做。”
国务卿坚决要求谈判必须满足美国的四点要求。日本必须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支持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太平洋的现状（以和平方式改变了现状的那些地方除外）。野村由于急着要谈判，因而过分强调了美国在“谅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意愿，他也没有意识到三国条约将成为一块多么巨大的绊脚石，因为美国已开始要求日本同希特勒分道杨镳。几个星期以来，在卡尔顿饭店举行的紧张的晚间谈判没有取得进展，野村的彬彬有礼在磨炼着赫尔的耐性，野村的越来越聋影响了他进行困难谈判的能力。谈判的特殊环境妨碍取得实际进展，并掩盖了双方的分歧究竟有多深。赫尔和野村遵照罗斯福和近卫对各自的指示，仍然在努力进行谈判，双方看到拖延时间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日本人准备在不到九个月之后开战，那么美国的军事机器则需要一年半才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在大西洋上对付德国人的同时开展一场太平洋战争。
开始叫牌
一九四一年春的头几个星期，华盛顿和东京的樱花树盛开，近卫首相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他根据三国条约制订的宏伟计划正在解体。德国放弃入侵英国，美同的立场更强硬，加紧向英国和中国国民党人提供更多的武器，并逐渐拉紧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的经济套索。
四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本外相访问莫斯科，试图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证明松冈从柏林归国途中，正被迫打他的俄国外交牌和德国外交牌，以便迅速在华盛顿赢得让步。“现在日本和俄国解决了争端，日本可以整顿远东，德国将处置欧洲，”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心车站同这位身材矮小的使节互相告别拥抱时对他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对付美国，”斯大林作出保证。然而，他已经知道这个保证是何等的虚假，因为他在东京的间谍大王理查德·佐尔格已发出警报：德国正准备入侵苏联。
日本的军事计划人员也在制订进攻美国的计划，如果野村大使的华盛顿之行失败的话。帝国海军的高级战术家正在准备一项消灭太平洋美国海军力量的冒险计划。它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脑力劳动的产物。一九三五年，山本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了伦敦海军会议，后来担任副海相。他公开提倡发展海军航空兵，竭力阻止同美国发生冲突，因为在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访问美国时，美国的工业实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多次敲警钟，说日本缺乏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资源，这使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进攻的主要对象。一九三九年七月，他的朋友和同事米内光政首相派他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作为拯救他的生命的唯一办法。”他被任命之后两个星期，欧战爆发，他制订了一项严格的计划，要求他的士兵“具有非凡的战斗力和作战本领”——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在训练中丧生死得英雄”。
联合舰队正在进行训练以便达到新的战备高度，与此同时，舰队司令长官继续率领帝国海军的一批高级将领抵制问轴心国结盟，但没有成功。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认为英国在一九二一年抛弃了日本，而他们在德国海军服役或在驻柏林大使馆工作期间，纳粹国家的纪律和意志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于是他们转而对德国效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山本在华盛顿工作了两年，在此之前，当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时游历了美国，这些经历使他相信，有人认为美国人“意志薄弱贪图享受”，这种受德国影响的看法与实际相距甚远，因而是十分危险的。他提醒那些瞧不起美国海军的战斗力的人，不要忘了法拉格特和杜威这两个海军将领的业绩。但首先是美国的资源实力，这使日本要冒险与美国交战变得愚蠢可笑。“只要看了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的人，”他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说，“都会知道日本缺乏同美国海军较量的国力。”
近卫亲王支持松冈的亲轴心国外交，要日本加入三国条约，人们认为德国很快就要征服英国，内阁又以辞职相威胁，这使海军里最后的反对意见迅速归顺。“在这个阶段，对美国的经济压力表示震惊或愤怒，不是幼稚急躁，就是对事态极端漠不关心，”山本在写给一位同事军官的信中说道。他相信经济套索将慢慢拉紧，直至日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诉诸战争。九月，山本被召到东京，他认为近卫的政策不可免地导致同美国交战，他并不掩饰这个看法。“如果我们奉命这样做，”他当面对首相说，“那么我可保证在头六个月顽强拚搏，但是如果战争拖上一年或两年，我对事态发展就绝对没有把握了。现在对三国条约已来不及采取什么行动，但我希望你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国交战。”
山本相信亚洲新“秩序”必然寻致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由于近卫决心奉行这个计划，山本只好尽自己的职责，开始准备打一场他早就反对的战争。海军参谋本部早已准备了对付美国“桔色”战略的计划，这一战略的梗概早为东京知晓。“截击行动”是这一计划的关键，一九三三年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把华盛顿条约系统强加给日本海军的百分之六十的劣势考虑进去。一支远程潜艇建立起来了，任务是进攻前去援救菲律宾的美国战舰。然后是一支太平洋舰队，它将在日本在领海内占优势时进行“决战”，幸好这支舰队的力量只被削弱百分之三十。
这个战略与其说是向前看，将舰载机可能变革海战的方式考虑进去，不如说是向后看，缅怀一九○五年东乡海军大将对俄国无畏战舰的庞大舰队所取得的胜利。在整个三十年代，日本海军向东朝着他们打算进行决战的太平洋地区连续推进——到一九四○年在马绍尔群岛附近摆下决战战场——但日本计划人员意识到，引诱美国人到日本领海决战是困难的。这些是引起山本不安的“截击行动”战略的固有弱点。他比任何人都懂得日本必须在太平洋迅速打赢一场战争。如果推迟一年左右进行这场“日德兰式”海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就会变得过分强大而难以战胜，而且可能耗尽联合舰队继续航行所需的燃料。
在一九四○年作战演习期间，山本赞许地注意到舰载机如何能够轻易地击沉舰队的战列舰。“我不禁在想它们能否到达珍珠港，”他对他的参谋长福留繁说，脑子里又闪过那项大胆的计划，海军参谋本部始终认为这项计划太冒险。但山本是一个精明的赌棍，他以自己下象棋打扑克的高超本领而自豪，他在下棋、打扑克的时候，依靠的是审时度势的绝妙本能。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一